興於宋代的建盞在世人印象中一般是紋飾多樣化，各種器型各種紋樣豐富多彩又獨一無二，因為每個建盞的唯一性，使得黑釉瓷器如此迷人。但其實除了紋飾之外，建盞底部的款識類型也是無比繁多。據考證，現有的建盞包括殘件在內，共發現五百多種款識，分別有各種姓氏、窯廠稱謂、窯工記號、年號等，可以說是歷代各類窯系中發現的款識最為豐富的窯系，而每一項款識都有其特定的意義。
一、貢品款
貢品款就是指專門為進貢而燒製的建盞之底款。建盞作為民窯，與那些被官府壟斷的官窯性質不同，只有質量精良的品質才有機會被列入貢品生產，屬於「有命則貢，無命則止」的類型，所以已知產品中既有不少貢品款，也有大量民用款。北宋中晚期至南宋中晚期窯址都有出土貢品款器皿，證明建窯曾經長時間燒製貢品。
常見的貢品款有手動鐫刻的「供御」款、模印的「進琖（進盞）」款，供御款的出土數量比進盞款多得多，儘管是在易得的墊餅出土物上，進盞的數量也不到供御的十分之一。近年來還發現少量的模印「供御」款與鐫刻「進琖」款。
[供御] 款識
[進盞] 款識
除這兩種常見貢品款識之外，還發現「御」、「聖（聖）」等款。在古代的普通公民若是擅自使用「御」、「聖」這類字眼，搞不好還會被株連九族，所以這幾類底款均被考古收藏界認為是宮廷定製的標記。
二、數字款
數字款的瓷片標本較為常見，分為純數字款與帶數字款兩類。純數字款的建盞款識皆有出土文物，十以上還有「十三」、「廿（二十）」、「廿一（二十一）」、「卅（三十）」、「卅一（三十一）」、「四一」等數字；帶數字款的出土文物有「二合」、「三合」等。數字款均為手刻款。
數字款的建盞一般認為是部分窯工為計數所刻，也有觀點認為是試窯時所刻。
三、姓氏款
建盞款識為姓氏的出土文物較為常見，如「詹」、「葉」、「王」、「楊」、「池」、「金」等，而且均為手刻款。
關於姓氏款的用途，公眾認為應為工匠個人或家族在龍窯混燒的專有標記。因為古時候的建盞採用龍窯燒製，而龍窯可燒製的盞數量可謂是數以萬計。建窯遺址中的大路後門窯址有一座長達135.6米的龍窯，創下全國已知龍窯最長記錄，據專家預計，整窯可燒十萬件盞。可見當時龍窯維護水平之高，燒盞規模之大。如此大規模的燒製，一家工匠不太容易負擔得起，很可能是多家合燒。幾家的盞坯合在一窯裡燒，用不同的姓氏標明歸屬避免混淆，是合情合理的。
黃、劉姓氏款標本
四、年號款
年號款目前為止發現的有「雍熙（公元984~987年，宋太宗年號）」、「至道（公元995~997年，宋太宗年號）」、「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宋真宗年號）」等字樣。另外故宮博物院藏有一隻「大宋明道（公元1032~1033年，宋仁宗年號）」款建盞。
宋太宗年號·雍熙款識
宋仁宗年號·大宋明道款識
年號款存世極少（每種年號款只有一件），作為手刻款，刻字風格比建盞其他手刻款更加拘謹規整。而且這幾個款識標明的年代都在建窯產貢品瓷的鼎盛時期（據考為北宋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到南宋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之間 ）之前。
四、其它款
其他文字款有發現「新窯」、「監匠」、「官」、「珎（珍）」、「寳（寶）」、「正」、「茶」、「吉」、「上」、「大」、「中」、「皿」等字樣，其中多數款識都較為稀少。
一般認為「監匠」、「官」可能是意為官府監造，可能是建窯民窯官用、官搭民燒的表現。「大」、「中」可能用於標明建盞的大小。「上」字款產品圈足和釉色都比較出眾，可能是「上品」的意思，也可能只是個人的記號。
[官]字樣款識
[新窯]字樣款識
宋朝在我國是一個文化兼容的鼎盛時期，“佛”、“道”、“儒”思想相互交匯融合，在當今出土的古建盞文物上，我們都能夠依稀地在底款上看到關於天干地支、五行八卦等傳統的道統思想，更能夠看到“瑞巖”、“文益”等佛家大德的禪宗字詞，甚至還能夠看到“隱居”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思想映射。
不過建盞的底款卻是最能反映當時那個年代的社會及人們思想風氣的一個憑證，我們從款識標本瞭解到建盞早就不僅僅拘泥於飲茶等實用器物的範疇，古往今來其實它一直都是人們至珍、至愛、至寶的掌上詩意美學。
綜上所述，建盞的價值從底款論，一般遵守“貢品款價值高於其餘款識，罕見款價值高於常見款識”的原則，但是決定建盞價值的因素除了底款之外，還有釉色、器型、胎體、圈足、年代等條件多方面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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