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醫護是我們的菩薩

我突然患了肝病,立即像當年的四類分子一樣遭到歧視。我的朋友已經很少來竄門,偶爾有不知我患病消息的來,一來又嚷著要吃要喝,行立坐臥狼藉無序。我說,我是患肝病了,他們那麼一呆,接著說:“沒事的,能傳染給我麼?”但飯卻不吃了,茶也不喝,抽自己口袋的劣煙,立即拍著腦門叫道:“哎吆,瞧我這記性,我還要出XX處辦一件事的!”

我隔窗看見他們下了樓,去公共水龍頭下衝洗,一遍又一遍。似乎那雙手已成了狼爪,恨不能剁斷了去。末了還湊近鼻子聞聞,肝炎病毒是能聞出來的麼?蠢東西!

有一位愛請客的熟人,隔天半月就要請一次有地位的人,每一次還要拉我去做陪,說是“寒舍生輝”,這丈夫就又要了我去,夫人當然熱情,但我看出她眉宇間的憂愁,我也知道她的為難了,便說,多給我一個碟一雙筷子吧。我用一雙筷子把大盆的菜夾到我的小碟裡,再用另一雙筷子從小碟夾到我口裡。吃罷了,我叮嚀婦人要將我的碗筷蒸煮消毒,婦人說:“哪裡,哪裡。”

我才出門。卻聽見一陣瓷的破碎聲,接著是攆貓的聲,我明白我用過的碗筷全摔破在垃圾筐,那貓在貪吃我的剩飯,為了那貓的安全,貓捱了一腳。這樣的刺激使我實在受不了,我開始不大出門,不參加任何集會,不去影院,不乘坐公共汽車。

從此,我倒活得極為清靜,左鄰右舍再不因我的敲門聲而難以午休,遇著那可見不見的人,數米外抱拳一下就敷衍了事了,領導再不讓我為未請假的事一次又一次寫檢討了,那些長舌婦和長舌男也不用嘴湊在我的耳朵上是是非非了。

我遇到任何難纏的人和難纏的事,一句“我患了肝炎”,便是最好的遁詞。妻子說:“你總是宣講你的病,讓滿世界都知道了歧視你麼?”我的理由是,世界上的事,若不讓別人尷尬,也不讓自己尷尬,最好的辦法是自我作賤。比如我長得醜,就從不在女性面前裝腔作勢,且將五分的醜說成十分的醜,那麼醜中倒有它的另一可愛處,相聲藝術裡不就是大量運用這種辦法嗎?見人我說我有肝病,他們防備著我的接觸而不傷和氣,我被他們防備著接觸亦不感到難下臺,皆大歡喜,自賤難道不是一種維護自己尊嚴的妙方嗎?

再者,別人問起:你這些年是怎麼混的,怎麼沒有更多的作品出版,怎麼沒有當個XX長,怎麼沒能出國一趟,怎麼陽臺上沒植花鳥籠裡沒養鳥,怎麼只生個女孩,怎麼不會跳舞,沒有情人,沒一封讀者來信是姑娘寫的?“我是患了肝炎呀!”一句話就回答了。

但是,人畢竟是群居動物,當我一個人獨處的時候,不禁無限的孤獨和寂寞。惟有父親和母親、妻子和女兒親近我,他們沒有開除我的家籍。

他們越是待我親近,我越是害怕病毒傳染給他們,我與他們分餐,我有我的臉盆、毛巾、碗筷、茶几,且各有固定的存放處。我只坐我的坐椅,我用腳開門關門,我瞄準著馬桶的下洩口小便。他們不忍心我這樣,我說:這不是個感情問題。我惱怒著要求妻子女兒只能向我做飛吻的動作,每夜燒兩盤蚊香,使叮了我血的蚊子不能再去叮我的父母,我卻被蚊香薰得頭疼。

我這樣做的時候,我的心在悄悄滴淚,當他們用滾開的熱水燙我的衣物,用高壓鍋蒸或燻我的餐具,我似乎覺的那燙的,蒸燻的是我的一顆靈魂。我成了一個廢人,一個可怕的魔鬼了。

我盼望我的病能很快好起來,可惜幾年間吃過幾簍中藥、西藥,全然無濟於事。我笑自己一生的命運就是寫作掙錢。

我平日是不吃葷的,總是喜食素菜,如今數年裡吃藥草,倒懷疑有一日要變成牛和羊。說不定前世就是牛羊所變的吧。

我終於住進了傳染病院。病院裡,我們像囚犯一樣要穿病服,要限制行動於一個極小的院子裡,雖然那院牆是鐵製的柵欄,可以看見外邊的人。但看了外邊行人穿著花花綠綠行走,就頓生列入另冊的悽慘。

我們渴望自由,每天打過吊針之後,就在院子裡看紅紅的太陽,看湧動的雲,弄著嘴唇逗引柵欄外樹上的小鳥。小鳥卻飛去了,落下一根或兩根的羽毛,我們皆如年節的小孩搶拾炮仗一樣去搶個不亦樂乎。

這行為忽被柵欄外的一個孩子瞧著,那小小的眼睛裡充滿了在動物院看籠中動物的神氣,他竟大膽地走近了幾步。他的母親,一個肥胖的女人就喊:“走遠點,那是傳染病!”

這話使我潸然淚下,我只有背過身去,默默地注視著院中的一片玫瑰花,和花壇上的一群黑色的螞蟻。啊,美麗而善良的玫瑰不怕傳染,依舊花紅如血,勇敢的那螞蟻不怕傳染,依舊在為我們表演負重的遠距離運動。

這一夜晚我們皆要等到很晚方回去睡,那依舊潔亮的月亮,它隨我們到了柵欄裡,它不嫌棄。我們最不喜歡看到的是柵欄角上的那一個蜘蛛網,它好大狀若一個筐籃,為我平生之少見。我們傍晚用竿子挑破它,第二天,它又完好無缺,像一個通了電的鐵網,又像是監視我們行動的雷達。

我們無可奈何,開始產生一個惡毒的念頭,後悔我們為什麼要聲張自己是肝炎患者?為什麼要來住傳染病院?

人們在歧視我們,我們何不到人群廣眾中去,要吃大餐飯,要擠公共車,要進影院,甚至對著那些歧視者偏去摸他們的手臉,對他們打哈欠,吐唾沫。那麼我們就是他們中的一員,他們就和我們是一樣的人了!

病院中的人都是面色青黃,目光空洞,步履虛弱。看著他們的形象我也知道自己的模樣。我們是忌諱用鏡子的,但我們對黃色並不反感。

黃在中國是皇帝的象徵,於世界也是流行色,於是我們都顯得親熱,在院子裡,誰和誰見了都要點頭,微笑也隨之綻開,似乎我們有緣分,數十年前就認識似的,互相詢問名稱和單位。

醫生和護士是從不喚我們名姓的,直呼床號。世界上叫號的只有監獄和醫院。我先是“+235”,後一個病號出院了,我正式成了“235”。

“235!235!”這是在買飯了,飯勺不挨著我的碗,熱湯幾次就淋在我的手上;“235!235!”這是護士在送體溫表了,她們查看了溫度便去我們看見的地方洗手。

我先是極不習慣這種叫號,但後來想通了,“賈平凹”不也是一個代號嗎?雖然235不是爹媽為我起的名字,可現在滿社會不是都在叫“張書記”“李主任”“劉主席”嗎?

在醫院的西樓角,也即在廁所的旁邊,是有一棵古槐,古槐的樹叉上白天常見到臥一個貓頭鷹。每到夜裡,它就叫了,它一叫,我們都驚慌起來,肯定在第二天,定要抬出去一個的。

這不是迷信,一定是貓頭鷹聞著了欲亡人的氣息在鳴叫。

大家都走出來,默默地注視著一個裹著床單的軀體出太平間。他永遠太平無煩惱苦痛了。他的毛巾、牙具被拿出來放在窗臺,他的母親,或者他的妻子在地上滾著哭。

這時候,有許多蒼蠅在嗡嗡叫,哪一個是他的靈魂所變呢?我們無聲地祈禱他靈魂安妥,卻不願有蒼蠅落在我們身上。從此,我們皆害怕貓頭鷹,但我們沒有一個人敢詛咒它,更沒有人動手打它,甚至連這個念頭都沒有。

當一日數次去廁所經過古槐下,都不自覺地往樹杈上看看,那是驚慌的一看,也是盼望的一看,我們在心中默默地向它祈禱,企望它能饒恕了自己,我至此方明白了人人恨閻王,卻還給他修廟塑像稱他是閻王爺的原因。

而貓頭鷹也該是稱作爺的,也該是有廟和塑像的。人怕什麼,又奈何不了,人就想著法兒去討好,去供奉,這就是世上神的產生。貓頭鷹就是一個神的。在這個監獄似的大地裡,我們病人是互不歧視的,他同監獄的區別正在這裡,犯人是要互相監督互相打小報告而爭取減刑,這是因為他以前曾經“犯”過人,以犯人入獄,又以犯人減刑出獄。

我們患了病,並不是企圖犯人,入院的一半是為了自己,一半也是為了不犯了別人,所以我們互相關心,體貼。

每有一個出院,我們歡欣慶賀他的康復,也為了自己能治好而高興。每有一個入院,我們多半卻為他傳染了病而悲傷。我們歡迎他的儀式雖不是握和擁抱,卻提醒他怎樣買飯票,怎樣服藥,怎樣不必悲觀。病友和學友的感情一樣珍貴,有待我們統統治癒出院後,我們在社會上仍可以形成一個關係網。

這個關係網是受歧視之下,在生與死的分界線上建立的天長地久的友誼,他比那些互為利用的官網、情網、烏七八糟的網純潔高尚得多。我們失卻了社會所謂的人的意義,卻獲得了嶄新的人的真情,我們有了寶貴的同情心和吝憫心,理解了寬容和體諒,熱愛了所有的動物和植物,體會了太陽的溫暖和空氣的清新。

說老實話,這裡的檔案袋只有我們的病史而沒有政史,所以這裡沒有猜忌,沒有幸災樂禍,沒有勾心鬥角,沒有落井下石,沒有勢利和背棄。我們共同的敵人只是乙肝病毒。男女沒有私慾,老少沒有代溝。不酗酒不賭博,按時作息,遵守紀律,單人單床,不嫖娼,貴賤都同樣吃藥,從沒人像官倒爺那樣嗜藥成性。

醫護是我們的菩薩,我們給他們發出的笑是真正從心底來的,沒有虛偽。貓頭鷹是我們的上帝,我們畏懼而崇拜,沒有絲毫的敷衍。

我們為花壇中的那一片玫瑰澆水除草,數的清那共有多少花瓣,也記載了多少片落花被我們安葬。那洞穴的螞蟻和簷下的壁虎,我們雖然是壞了肝的人,但我們的心臟很好。

據說,在我們中國,患乙肝的是十個人中有一個或兩個的,我們這些人差不多都是在偶然的體檢時發現病的。

所以,當我站在鐵柵欄內向外張望那些歧視我們的人群時,總是想:別神氣十足以為你們乾淨吧,或許,你們是沒有查出乙肝的病人,我們是查出了乙肝的健康人!

人這麼多,如果逐個檢查一下,這裡就是一個多大的世界了,那麼,都能來這裡呆呆,人際的感情恐怕比鐵柵欄之外要好的多呢。我們是病人,人卻都病了,我的貓頭鷹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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