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患了肝病，立即像當年的四類分子一樣遭到歧視。我的朋友已經很少來竄門，偶爾有不知我患病消息的來，一來又嚷著要吃要喝，行立坐臥狼藉無序。我說，我是患肝病了，他們那麼一呆，接著說：“沒事的，能傳染給我麼？”但飯卻不吃了，茶也不喝，抽自己口袋的劣煙，立即拍著腦門叫道：“哎吆，瞧我這記性，我還要出XX處辦一件事的！”
我隔窗看見他們下了樓，去公共水龍頭下衝洗，一遍又一遍。似乎那雙手已成了狼爪，恨不能剁斷了去。末了還湊近鼻子聞聞，肝炎病毒是能聞出來的麼？蠢東西！
有一位愛請客的熟人，隔天半月就要請一次有地位的人，每一次還要拉我去做陪，說是“寒舍生輝”，這丈夫就又要了我去，夫人當然熱情，但我看出她眉宇間的憂愁，我也知道她的為難了，便說，多給我一個碟一雙筷子吧。我用一雙筷子把大盆的菜夾到我的小碟裡，再用另一雙筷子從小碟夾到我口裡。吃罷了，我叮嚀婦人要將我的碗筷蒸煮消毒，婦人說：“哪裡，哪裡。”
我才出門。卻聽見一陣瓷的破碎聲，接著是攆貓的聲，我明白我用過的碗筷全摔破在垃圾筐，那貓在貪吃我的剩飯，為了那貓的安全，貓捱了一腳。這樣的刺激使我實在受不了，我開始不大出門，不參加任何集會，不去影院，不乘坐公共汽車。
從此，我倒活得極為清靜，左鄰右舍再不因我的敲門聲而難以午休，遇著那可見不見的人，數米外抱拳一下就敷衍了事了，領導再不讓我為未請假的事一次又一次寫檢討了，那些長舌婦和長舌男也不用嘴湊在我的耳朵上是是非非了。
我遇到任何難纏的人和難纏的事，一句“我患了肝炎”，便是最好的遁詞。妻子說：“你總是宣講你的病，讓滿世界都知道了歧視你麼？”我的理由是，世界上的事，若不讓別人尷尬，也不讓自己尷尬，最好的辦法是自我作賤。比如我長得醜，就從不在女性面前裝腔作勢，且將五分的醜說成十分的醜，那麼醜中倒有它的另一可愛處，相聲藝術裡不就是大量運用這種辦法嗎？見人我說我有肝病，他們防備著我的接觸而不傷和氣，我被他們防備著接觸亦不感到難下臺，皆大歡喜，自賤難道不是一種維護自己尊嚴的妙方嗎？
再者，別人問起：你這些年是怎麼混的，怎麼沒有更多的作品出版，怎麼沒有當個XX長，怎麼沒能出國一趟，怎麼陽臺上沒植花鳥籠裡沒養鳥，怎麼只生個女孩，怎麼不會跳舞，沒有情人，沒一封讀者來信是姑娘寫的？“我是患了肝炎呀！”一句話就回答了。
但是，人畢竟是群居動物，當我一個人獨處的時候，不禁無限的孤獨和寂寞。惟有父親和母親、妻子和女兒親近我，他們沒有開除我的家籍。
他們越是待我親近，我越是害怕病毒傳染給他們，我與他們分餐，我有我的臉盆、毛巾、碗筷、茶几，且各有固定的存放處。我只坐我的坐椅，我用腳開門關門，我瞄準著馬桶的下洩口小便。他們不忍心我這樣，我說：這不是個感情問題。我惱怒著要求妻子女兒只能向我做飛吻的動作，每夜燒兩盤蚊香，使叮了我血的蚊子不能再去叮我的父母，我卻被蚊香薰得頭疼。
我這樣做的時候，我的心在悄悄滴淚，當他們用滾開的熱水燙我的衣物，用高壓鍋蒸或燻我的餐具，我似乎覺的那燙的，蒸燻的是我的一顆靈魂。我成了一個廢人，一個可怕的魔鬼了。
我盼望我的病能很快好起來，可惜幾年間吃過幾簍中藥、西藥，全然無濟於事。我笑自己一生的命運就是寫作掙錢。
我平日是不吃葷的，總是喜食素菜，如今數年裡吃藥草，倒懷疑有一日要變成牛和羊。說不定前世就是牛羊所變的吧。
我終於住進了傳染病院。病院裡，我們像囚犯一樣要穿病服，要限制行動於一個極小的院子裡，雖然那院牆是鐵製的柵欄，可以看見外邊的人。但看了外邊行人穿著花花綠綠行走，就頓生列入另冊的悽慘。
我們渴望自由，每天打過吊針之後，就在院子裡看紅紅的太陽，看湧動的雲，弄著嘴唇逗引柵欄外樹上的小鳥。小鳥卻飛去了，落下一根或兩根的羽毛，我們皆如年節的小孩搶拾炮仗一樣去搶個不亦樂乎。
這行為忽被柵欄外的一個孩子瞧著，那小小的眼睛裡充滿了在動物院看籠中動物的神氣，他竟大膽地走近了幾步。他的母親，一個肥胖的女人就喊：“走遠點，那是傳染病！”
這話使我潸然淚下，我只有背過身去，默默地注視著院中的一片玫瑰花，和花壇上的一群黑色的螞蟻。啊，美麗而善良的玫瑰不怕傳染，依舊花紅如血，勇敢的那螞蟻不怕傳染，依舊在為我們表演負重的遠距離運動。
這一夜晚我們皆要等到很晚方回去睡，那依舊潔亮的月亮，它隨我們到了柵欄裡，它不嫌棄。我們最不喜歡看到的是柵欄角上的那一個蜘蛛網，它好大狀若一個筐籃，為我平生之少見。我們傍晚用竿子挑破它，第二天，它又完好無缺，像一個通了電的鐵網，又像是監視我們行動的雷達。
我們無可奈何，開始產生一個惡毒的念頭，後悔我們為什麼要聲張自己是肝炎患者？為什麼要來住傳染病院？
人們在歧視我們，我們何不到人群廣眾中去，要吃大餐飯，要擠公共車，要進影院，甚至對著那些歧視者偏去摸他們的手臉，對他們打哈欠，吐唾沫。那麼我們就是他們中的一員，他們就和我們是一樣的人了！
病院中的人都是面色青黃，目光空洞，步履虛弱。看著他們的形象我也知道自己的模樣。我們是忌諱用鏡子的，但我們對黃色並不反感。
黃在中國是皇帝的象徵，於世界也是流行色，於是我們都顯得親熱，在院子裡，誰和誰見了都要點頭，微笑也隨之綻開，似乎我們有緣分，數十年前就認識似的，互相詢問名稱和單位。
醫生和護士是從不喚我們名姓的，直呼床號。世界上叫號的只有監獄和醫院。我先是“+235”，後一個病號出院了，我正式成了“235”。
“235！235！”這是在買飯了，飯勺不挨著我的碗，熱湯幾次就淋在我的手上；“235！235！”這是護士在送體溫表了，她們查看了溫度便去我們看見的地方洗手。
我先是極不習慣這種叫號，但後來想通了，“賈平凹”不也是一個代號嗎？雖然235不是爹媽為我起的名字，可現在滿社會不是都在叫“張書記”“李主任”“劉主席”嗎?
在醫院的西樓角，也即在廁所的旁邊，是有一棵古槐，古槐的樹叉上白天常見到臥一個貓頭鷹。每到夜裡，它就叫了，它一叫，我們都驚慌起來，肯定在第二天，定要抬出去一個的。
這不是迷信，一定是貓頭鷹聞著了欲亡人的氣息在鳴叫。
大家都走出來，默默地注視著一個裹著床單的軀體出太平間。他永遠太平無煩惱苦痛了。他的毛巾、牙具被拿出來放在窗臺，他的母親，或者他的妻子在地上滾著哭。
這時候，有許多蒼蠅在嗡嗡叫，哪一個是他的靈魂所變呢？我們無聲地祈禱他靈魂安妥，卻不願有蒼蠅落在我們身上。從此，我們皆害怕貓頭鷹，但我們沒有一個人敢詛咒它，更沒有人動手打它，甚至連這個念頭都沒有。
當一日數次去廁所經過古槐下，都不自覺地往樹杈上看看，那是驚慌的一看，也是盼望的一看，我們在心中默默地向它祈禱，企望它能饒恕了自己，我至此方明白了人人恨閻王，卻還給他修廟塑像稱他是閻王爺的原因。
而貓頭鷹也該是稱作爺的，也該是有廟和塑像的。人怕什麼，又奈何不了，人就想著法兒去討好，去供奉，這就是世上神的產生。貓頭鷹就是一個神的。在這個監獄似的大地裡，我們病人是互不歧視的，他同監獄的區別正在這裡，犯人是要互相監督互相打小報告而爭取減刑，這是因為他以前曾經“犯”過人，以犯人入獄，又以犯人減刑出獄。
我們患了病，並不是企圖犯人，入院的一半是為了自己，一半也是為了不犯了別人，所以我們互相關心，體貼。
每有一個出院，我們歡欣慶賀他的康復，也為了自己能治好而高興。每有一個入院，我們多半卻為他傳染了病而悲傷。我們歡迎他的儀式雖不是握和擁抱，卻提醒他怎樣買飯票，怎樣服藥，怎樣不必悲觀。病友和學友的感情一樣珍貴，有待我們統統治癒出院後，我們在社會上仍可以形成一個關係網。
這個關係網是受歧視之下，在生與死的分界線上建立的天長地久的友誼，他比那些互為利用的官網、情網、烏七八糟的網純潔高尚得多。我們失卻了社會所謂的人的意義，卻獲得了嶄新的人的真情，我們有了寶貴的同情心和吝憫心，理解了寬容和體諒，熱愛了所有的動物和植物，體會了太陽的溫暖和空氣的清新。
說老實話，這裡的檔案袋只有我們的病史而沒有政史，所以這裡沒有猜忌，沒有幸災樂禍，沒有勾心鬥角，沒有落井下石，沒有勢利和背棄。我們共同的敵人只是乙肝病毒。男女沒有私慾，老少沒有代溝。不酗酒不賭博，按時作息，遵守紀律，單人單床，不嫖娼，貴賤都同樣吃藥，從沒人像官倒爺那樣嗜藥成性。
醫護是我們的菩薩，我們給他們發出的笑是真正從心底來的，沒有虛偽。貓頭鷹是我們的上帝，我們畏懼而崇拜，沒有絲毫的敷衍。
我們為花壇中的那一片玫瑰澆水除草，數的清那共有多少花瓣，也記載了多少片落花被我們安葬。那洞穴的螞蟻和簷下的壁虎，我們雖然是壞了肝的人，但我們的心臟很好。
據說，在我們中國，患乙肝的是十個人中有一個或兩個的，我們這些人差不多都是在偶然的體檢時發現病的。
所以，當我站在鐵柵欄內向外張望那些歧視我們的人群時，總是想：別神氣十足以為你們乾淨吧，或許，你們是沒有查出乙肝的病人，我們是查出了乙肝的健康人！
人這麼多，如果逐個檢查一下，這裡就是一個多大的世界了，那麼，都能來這裡呆呆，人際的感情恐怕比鐵柵欄之外要好的多呢。我們是病人，人卻都病了，我的貓頭鷹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