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核史丨進行原子彈試驗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口述核史丨進行原子彈試驗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02

胡仁宇 口述 申文聰 楊東 整理

口述核史丨進行原子彈試驗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任何曾為我國“兩彈”研製作出過貢獻的人或事都不應該被遺忘。無論是獲得“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的科學家、院士等,還是一名普通的技術人員、工人或者士兵;無論是眾所周知的北京九所、金銀灘221基地、新疆核試驗基地等前線陣地,還是隱身背後、鮮為人知的原子能所等其他研究單位或生產工廠;無論是對“兩彈”研製起關鍵作用的科學領域,還是生產工序上一個小小的環節……

而在這裡,我僅從個人的角度,談談“兩彈”研製中所經歷和了解的一些事情。

錢三強調我去九所,我夜以繼日投入到原子彈試驗核物理工作

1958年,我國核武器研製單位二機部九局、九所剛開始籌建時,真稱得上是“一窮二白”,既沒有實驗室,也沒有儀器、設備,甚至連必要的科技隊伍都沒有。二機部副部長、中科院原子能所所長錢三強就從所裡抽調了鄧稼先、林傳騮、王方定與我到九所,分別負責有關理論、電子學、放射化學和實驗核物理方面的籌建工作。

錢三強先生找我談話調我去九所時,我在國內休假期滿,正準備返回蘇聯繼續研究生學業。接到組織的任務,我沒有考慮自己的學業問題,愉快地接受了組織的安排,不再回蘇聯,我留在蘇聯的個人物品後來也由我的同學林傳騮帶回國。

剛到九所時,我們技術人員主要學習有關專業知識,準備相關的儀器、設備。那時,國家打算依靠蘇聯的援助發展原子能工業。但是,到了1959年6月,蘇聯卻單方面撕毀協議,陸續撤走專家、技術資料,不再對我國進行援助。

1960年5月的一天,九局組織我們骨幹科技人員召開動員交底會,傳達國家要自力更生研製原子彈的決定,提出要因陋就簡、“土法上馬”,越快越好。會後,我接受的第一項任務就是組建加速器與中子物理研究室。對於當時研究生未畢業的我來說,這樣的重任無疑讓我既興奮又害怕:興奮的是可以參與到國家偉大的科研任務中,害怕的是擔心自己能力不足,完成不了任務。

鑑於當時九所一窮二白,二機部黨組決定,九所有關實驗核物理和放射化學方面的工作都先依託原子能所來進行,充分利用那裡的儀器、設備和科技力量。分配到九所的這一領域的新畢業大學生也要先到原子能所去,儘快開展原子彈點火中子源原料的製備、性能的測量、點火的中子效果測試,以及原子彈的臨界質量和臨界安全、輻射防護等研究。

懷著忐忑的心情,我帶領一幫剛畢業的大學生,來到原子能所開始組建實驗室,夜以繼日地投入到核物理科研工作中。原子能所非常支持九所的工作。1960年夏天,吳際霖、郭英會、朱光亞等九所領導到原子能所拜會時,錢三強先生曾表態,只要九所任務需要,原子能所一定當作重點來安排。當時,我負責有關實驗核物理方面的研究工作,王方定負責有關放射化學方面的研究工作,原子能所安排在十室,由該室副主任劉允斌領導。而作為九所和原子能所的聯絡人,我每年都會將九所提交給原子能所的一份委託其承擔的科研任務清單帶給他們,包括項目名稱、研究內容、技術指標要求和進度等。

口述核史丨進行原子彈試驗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胡仁宇參加某次核試驗(左四)

從1958年到1963年,我直接參與了九所和原子能所合作的全過程。這期間,九所派到原子能所工作的科技人員近百人,其合作形式大致有三類:一是以完成九所某項重點任務為目標,在原子能所有關室的領導下,以九所科技人員為主,單獨設立一個組(有時也加入幾位原子能所的科技骨幹);二是任務安排到原子能所的有關室、組,由原子能所負責完成,九所派科技人員共同參加,如某些放射性同位素的生產;三是將九所的科技人員派到原子能所相應的科室實習,通過完成任務學習有關知識和技術,如輻射防護、反應堆和迴旋加速器上參加實驗、質譜分析、放射性核素的生產和測量等。

1964年初,位於青海金銀灘的221基地的實驗室土建工程大部分已完成,原子彈的研製進入到關鍵時刻,急需各有關學科大力協同攻關。這時,九所核物理和放射化學領域的科技人才以及這些領域的設備也分批轉移到221基地,隨我們一同前去的還有原子能所的吳當時、李嘉樑、周眉清等負責臨界試驗的同志。此後,他們就一直待在了金銀灘上,再也沒回到原子能所。

在金銀灘上,我們很快就完成了搬到221基地的設備儀器的安裝、調試,投入到完成第一顆原子彈試爆前必須解決的任務中去。

將第一顆原子彈內球從青海運到新疆

口述核史丨進行原子彈試驗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胡仁宇在1964年10月16日核試驗現場

1964年8月,我國第一顆原子彈(代號“596”)完成了臨界安全試驗和所有的零部件加工任務,並在221基地組裝成功後,具備了前往新疆核試驗基地進行正式試驗的條件。

此時,我被任命為國家首次核試驗第九作業隊內球組組長。內球組的主要任務有兩項:一是保證“596”核心部件——內球運輸、組裝的臨界安全;二是把中子源放到應該放置的部位上。

1964年9月的一天,為了減少內球運輸過程中的震動可能帶來的損害,我們將內球放在一個充滿氬氣的鳥籠狀金屬容器中,該容器又被8根硬彈簧吊在一個木框架子中間。臨運輸前,有人提出,高空和地面的溫度存在較大的差異,或許會影響內球,建議將這個木框架子放置在一個裝滿棉被的大木箱中。最終,該建議得到採納。這樣做一是為了在運輸過程中減震,二是保證內球的溫度不發生大的變化。這樣的防護可以說是十分保險了。

不久,在絕對保密的情況下,我和221廠保衛、運輸人員一道,登上了從221基地去往西寧機場的專列。中途還出現了一個小插曲。在火車到達西寧貨運火車站的一個岔道上時,停了下來。在這裡,我們一待就是兩天。至於為什麼停留,沒人告訴我們,而我們出於已深深紮根腦中的“不該問的不問,不該說的不說”的保密意識,也一直沒開口問過。停留期間,有人專門給我們送來水和食物,但我們所在的火車廂裡,床位數比人數少,我們只能輪流休息。

一天凌晨,我們在睡夢中被叫醒,通知說可以去機場了。走出火車廂,天色已經矇矇亮了,火車外五步一崗、十步一哨,站滿了警衛哨兵,他們捱得非常近,一伸手就能夠著彼此。在這樣的嚴密保衛下,我們護送內球的一行人來到了西寧機場。

在飛往新疆的飛機上,除了飛行員外,就我和二機部保衛局副局長高倫二人。途中,高倫異常擔心,時常讓我到“內球”那裡測量放射性強度。我克服暈機的困難,每次都認真檢查。到了新疆核試驗基地機場,將內球交給九院院長李覺和副院長吳際霖後,一路懸著的心總算是踏實了,暗自高興終於順利完成了組織交給我的任務,沒有辜負組織的信任。當時,我心裡一放鬆,暈機的難受勁兒徹底湧了上來,躺了一個小時才緩過來。

國慶後不久,我國第一顆原子彈部件全部轉移至試驗鐵塔附近的安裝工號進行組裝。在李覺、吳際霖等的親自監督下,內球組負責將內球清潔乾淨後安裝到指定的位置上。

當時,內球裝好後,李覺院長緊繃的神經鬆弛下來,還和我開了句玩笑,說:“小胡,你放進去的內球是真的嗎?”我嚴肅地回答:“院長,肯定是真的。”

1964年10月16日下午,在離“596”爆心幾十公里處的一個小山坡上,指揮部給參觀核爆的人發了一副墨鏡,然後開始宣佈紀律,規定在聽到爆炸倒計時的廣播時,必須背對爆心趴在地上,不許抬頭。當聽到廣播裡響起“起爆”的指令後,我們才起身轉向爆心方向,看到遠處火球翻滾,蘑菇雲冉冉升起,我國自行研究、設計、製造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了!頓時,參觀的人群像沸騰了一樣,歡聲如雷,有人把帽子拋向了天空,大家盡情地歡呼跳躍,這種歡快激動的場面以前我從未見過,終身難以忘懷。(口述者系中國科學院院士)

責編:陶春陽

審校:鄭 欣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