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烏鴉校尉
這兩天，非洲人民吵翻了。
起因是當地時間23日，BBC一名專門負責醫學的記者，在一檔節目中談起了牛津大學團隊正在英國當地展開新冠病毒疫苗的試驗。
在節目中，這位記者說，如果試驗展開得到結果的速度不夠快，他們就會考慮到肯尼亞開展試驗。
但如果到肯尼亞去試驗的話，當地的疫情很有可能呈現上升趨勢。
此言一出，肯尼亞人民可不幹了。
有人指責這種做法是對黑人的種族歧視：
有人憤怒吶喊，自己不是實驗室裡的老鼠：
還有人認為，這種說法否認了肯尼亞政府為了抗擊新冠做出的努力：
很快，肯尼亞政府就站出來表示，從來沒有批准過牛津大學到肯尼亞進行新冠疫苗的人體實驗。
肯尼亞代理衛生總幹事說：“無論我們要開展什麼試驗，我們都會選擇和世衛組織合作，而不是單獨的某個國家。”
肯尼亞總統也在電視上講話，讓民眾不要恐慌，這個消息是假的。
事實上，早在4月初，就有兩名法國科學家曾經建議，希望可以在非洲開展新冠病毒疫苗試驗。
世衛總幹事譚德賽當時對這種建議，提出了嚴厲的譴責：
“我很震驚，我們需要團結。這樣的種族歧視言論不會起到任何幫助作用，只會破壞團結，
非洲不能、未來也不會成為任何疫苗的試驗場，疫苗或治療方法的研發在全球範圍內都要遵循同樣的規則。
這種沿襲下來的殖民地思想不能再繼續下去。”
其實，非洲被當做歐美國家的試藥廠已經很久了。
1996年，全球最大製藥廠商輝瑞在尼日利亞，用當地將近200名兒童試驗腦膜炎新藥物，造成11人死亡，181人終生殘疾。
1997年，美國科學家在烏干達的10個村莊裡挑選孕婦，測試藥物劑量減少是否會影響艾滋病在母嬰之間的傳播。其中五個村莊的患者沒有使用任何藥物，成為了母嬰傳播的受害者。
2004年，英國在南非、坦桑尼亞等五個非洲國家，選了1.2萬人，來進行兩種艾滋病霜劑的人體試驗。
……
再往前，還有一系列人體實驗，比如最臭名昭著的梅毒實驗。
儘管國際上早有法律，如《赫爾辛基宣言》等，規定“醫學研究和人體試藥必須在能令受試者獲益的前提下進行”，但依舊有不少國家鋌而走險。
因為在非洲進行實驗，成本低，一旦出現問題，當地人也難以維權。
非洲人太窮了，沒得選。好多人都是為了高額回報才參加的試驗，或者壓根就是被騙了，自己對試驗一無所知。
並且在這些所謂“科學家”的眼中，非洲人“體內抗體少，藥物作用更加明顯”。
雖然人類已經邁入了現代社會，但某些人腦子裡的殖民思想，偏偏就是揮之不去，根深蒂固。
1
1996年，非洲爆發了一場腦膜炎，範圍東起埃塞俄比亞、西至塞內加爾的廣大範圍。
而與此同時，世界最大的藥商——輝瑞公司，剛好研發了一款抗生素類新藥特洛芬（Trovan），在同年1月報請批准。
為了加快審批程序，輝瑞希望儘快證明這種新藥的療效。
於是，2月份，輝瑞的醫療隊出現在了尼日利亞的卡諾州傳染病醫院，對當地近200（192）名兒童進行特洛芬的試驗。
沒想到，倉促的實驗失敗了，3個月後的結果，居然是“全軍覆沒”：11名兒童死亡，其他181名患兒全部落下殘疾 ，有的失明，有的耳聾，有的腦損傷，有的全身癱瘓。
輝瑞醫療隊知道自己搞砸了，他們悄然撤出，在尼日利亞沒有留下有關這次藥物實驗的任何記錄。
直到2000年12月，美國《華盛頓郵報》經過長達一年的調查，發表了一組調查性報道，披露了一些製藥公司紛紛到發展中國家進行廉價藥物試驗的醜聞，其中就包括尼日利亞。
輝瑞製藥立即對此發表聲明：
“在尼日利亞進行的特洛芬藥品試驗是一項重要的臨床研究，公司對試驗進行的方式表示自豪。”
他們給出的理由也很簡單：該藥物當時已進入最後研製階段，之前已經進行過5000個患者的臨床試驗，在尼日利亞的試驗也是為了治病。
然而，事後證實，輝瑞在尼日利亞試驗新藥的行為未經尼政府授權，且該公司準備試驗的時間也很倉促，只有6個星期，可在美國，要準備此類試驗至少需要1年甚至更長的時間 。
並且該藥此前的臨床試驗對象都是成人，在卡諾州是首次在兒童身上試驗。
試驗的過程也不像正常的“治病”那般公開，而是充滿了秘密性，禁止患兒父母探望孩子。
此外，特洛芬也被證明存在致命的副作用。1997年雖然美國批准了成人使用該藥，但因報告顯示這種藥物甚至能致人死亡，1999年，美國和歐洲都將其列為了禁用藥物。
即便到24年後的2020年，特洛芬的安全性仍然沒有得到證實，美國FDA對特洛芬標註是這樣的：
當安全，可替代的抗菌藥物有效時，不應使用特洛芬。
顯然，時至今日，它仍然不是一種有效且安全的藥物，更何況當年呢。
因此，輝瑞的一紙聲明反而引起了尼日利亞方面的憤怒，眾多家庭開始參與對輝瑞的起訴，當地媒體也譴責輝瑞的傲慢，指責其“撒謊”，將尼日利亞兒童當成“小白鼠”。
2006年，《華盛頓郵報》又公佈了一份秘密調查報告副本，揭示了1996年的特洛芬兒童試驗事件。
第二年，尼日利亞北部政府正式對輝瑞製藥提起20億（一說70億）美元民事訴訟。
至於為何時隔超過十年才發起正式訴訟，“維基解密”曾經披露，輝瑞在尼日利亞的職員曾向美國外交官表示，該公司僱傭了私人調查員，揭露尼前司法部長的“腐敗醜聞”，以迫使他取消對特洛芬試藥事件進行起訴。
2年後的2009年，輝瑞製藥和尼日利亞卡諾州政府達成協議，賠償額從20億美元減少到7500萬美元，包括建立一個3500萬美元的基金，但對於藥品副作用致兒童傷亡的結論仍拒絕予以認同。
除了像特洛芬這樣的“新藥”試驗，還有大量在歐美已被淘汰的藥物被西方藥品供應商投放到非洲。
比如針對非洲最流行、危害最大的瘧疾，瑞士諾華、法國賽諾非兩大藥品供應商在取得相應藥品的壟斷經營權後，沒有推廣青蒿素，反而去銷售面臨淘汰的老藥氯喹和SP。
有更多在歐美已被淘汰多年，甚至已從藥典上除名的抗生素類藥物也在非洲各國大行其道。
整個亞非拉第三世界地區，都被歐美作為習慣性的試驗場。
與轉移高汙染高風險產業一樣，發達國家“試藥”向第三世界的轉移，有效規避了國內的相關風險，
大大降低了藥品研發成本。據統計，1988年到2008年的20年間，美國在海外進行人體醫藥試驗的項目數量猛增了20倍。
據美國衛生研究所（NIH）公佈的數字，從2000年以來，美國醫藥公司在173個國家進行了將近6萬項的醫藥試驗，西方製藥企業的研發成本因此降低了約60%。秘魯、巴西等國，都是“重災區”。
2005年美國在秘魯進行“口服液療法”試驗的受害者
法比雷齊奧和其母戴安娜
其中最大的一個“試驗場”，應該是印度。
當年《我不是藥神》火遍神州的時候，很多國人都在豔羨印度的仿製藥產業，並質問中國為什麼就搞不起來。
然而，印度的仿製藥行業能夠發展壯大，根本上是拜印度政府特殊的專利保護制度所賜，尤其是在1995年加入世貿之前，可無所顧忌地進行強制授權使仿製藥繞過專利保護的限制。而在加入世貿後，印度又以“發展中國家”身份換來十年的“過渡期”。
這個保護期一到，印度立刻就在2005年宣佈
“放寬藥物試驗限制”，同時，已經失去過渡期“保護”的印度仿製藥，也被西方睜一眼閉一眼“縱容”至今……
據統計，從2005年印度藥物試驗“解禁”之後，到2010年，多家歐美藥廠在當地進行了至少1600項活人臨床藥物試驗，涉及的“人體小白鼠”超過15萬人，尤其是2007年至2010年間，4年內最少釀成1730人死亡。
《印度時報》則報道，2005至2012年，約有57萬印度人參加了臨床藥物試驗，其中有2644人因試藥而死亡。
這些試藥項目中，僅有17項新藥通過檢查。
這些涉及藥物試驗的廠家包括阿斯特利康、輝瑞和默克等歐美公司。相當於每年有300多人死於試藥，平均下來幾乎每天都有印度人因此死亡。
而這些地區的眾多底層百姓，因為沒有足夠的文化知識水平，很多人甚至在不知情的狀況下，稀裡糊塗地就被當成了“小白鼠”進行藥物試驗。
2
在1997年5月16日的道歉儀式上，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說：
“我們已經犯下的錯已經無法糾正，但我們要打破沉默，我們將不再對此視而不見。
我們看著你的眼睛代表美國人民想說，美國政府在這件事上是可恥的，我道歉……
所有的美國黑人同胞們，我很遺憾美國政府導演了種族主義的一幕。”
這是一場對塔斯基吉梅毒實驗舉行的道歉儀式。
彼時，在這場實驗的幾百名實驗者中，僅有8名還在世，他們中最年輕的也已經87歲了。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騙局。
1932年，一輛載著醫生的卡車，來到了美國亞拉巴馬州的梅肯縣。
他們和當地的塔斯基吉大學合作，徵集那些窮困潦倒的黑人參加免費治療計劃：體檢、交通、午餐，以此把他們變成“塔斯基吉研究”的實驗對象。
為了尋得這些黑人的信任，他們找來一位黑人護士，告訴這位護士，想要在這裡進行梅毒研究，並且為這些黑人治療梅毒。
但是為了不造成他們的恐慌，不要告訴他們得了梅毒，而是用壞血癥來替代。
這名護士信以為真，十分感動，立刻就行動起來，在當地宣傳所謂的“壞血病”。
當時美國梅毒肆虐，這些黑人聽到自己和“壞血病”的症狀十分吻合，再加上這名護士在當地比較有威信。很快，就有399名感染者和201個健康的志願者 ，參與到了這個研究中來。
這些人無一例外，全是黑人。
然而很可惜，這些所謂的“白衣天使”根本就不是來治病的，是來觀察這些梅毒患者的身體情況的。
他們甚至用免費葬禮的條件，來勸說裡面的重症患者捐贈遺體、接受解剖，好觀察梅毒對身體內器官的影響。
根據一位參與者珍妮絲·裡弗斯的描述，他們從來沒有得到過有效的治療，只能拿到維生素和阿司匹林。
這在當時的美國並不是秘密，因為這個研究小組早就在全美國發布過研究報告了。
只有這些實驗者自己，一直被矇在鼓裡。
直到二戰來臨，這些黑人才知道，自己根本沒有什麼壞血症，而是令人聞之色變的梅毒。
因為他們想要參軍，想要報效國家，卻被通知你們有梅毒，所以不能報效這個國家。
知道了病情後，有一些黑人偷偷去進行了治療。還有一些人實在是沒錢，只能在家中等死。
到了1947年，戰爭結束了，青黴素也不再是稀缺藥品。
美國決定在全國範圍內用青黴素所有的為梅毒患者進行治療。
可是，這個小縣城裡的治療計劃卻受到了研究人員的阻撓。
當時的研究負責人還振振有辭：“我希望抗生素的出現不會影響到我們這項實驗。”
直到1972年，這個實驗才被媒體完全被揭露出來。
而當初399名實驗者中，有29人直接死於梅毒，100人死於梅毒併發症，40名研究者的配偶感染了梅毒，19名被研究者的子女患有先天性梅毒。
可當時美國衛生部門的官員還在極力反駁，一邊說著什麼實驗者不是病人，不需要考慮死活，一邊又說著什麼醫生是無辜的，只是在做科學研究。
在他們的眼中，雖然這些人也是合法的“美國人”，但黑人的命，根本算不上命。
美國“自家”的黑人尚且被習慣性地認作“低等人”，鄰國那些“美洲原本的主人”印第安人更加不在話下。
1946年，為了驗證青黴素是否能夠有效治療梅毒，美國“實驗員”們從中美洲的印第安人中，找來得了梅毒的妓女，讓她們和犯人、精神病患者發生關係，傳染梅毒。
甚至還會直接給一些人直接注射、接種病菌，來加速實驗的進行。
感染後，他們再向這些人的體內注射青黴素，來觀察結果。
表面看來，這些人似乎比塔斯基吉實驗中的人幸運，但根據記載，被動參加實驗的人
1308個人中，只有678個接受了治療，至少有83人因此失去了生命。
歐美的種族歧視，根本上不過是殖民思維的內化，這種白種人比其他人種更平等更高貴的思想，一直都沒有改變過。
遠至非洲大陸，近及自家後院：
這些“被殖民者”的命，怎麼能與統治他們的白人相提並論？他們當“小白鼠”不是很自然的事嗎？
3
非洲大陸上的人，對西醫一直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甚至抗拒。
這是因為他們“愚昧落後”？受教育程度低？
不能說一點這方面的因素沒有，但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以前被“傷”得太深了。
後殖民時代，歐美在非洲的非人道“試藥”還需要藉助資本的一層“過濾”做做樣子。
殖民時代，由於殖民地與宗主國“先天”的不對等關係，殖民帝國“用”起來更加沒有任何顧忌。
2018年，哈佛大學的蒙特羅（Montero）和博科尼大學的洛維斯（Lowes）撰寫了一篇工作論文，揭示了一個頗值得玩味的規律。
1921年至1956年，法國政府在喀麥隆和前法屬赤道非洲（現在的乍得、剛果、加納和中非共和國）的各殖民地開展了大型的“衛生普及運動”，旨在預防當地的熱帶疾病。
方法則是讓數百萬殖民地居民被迫接種預防相關疾病尤其是昏睡病的疫苗。
但是，當時西方人的疫苗技術還很不成熟，副作用嚴重，很多接種者失明、壞疽、甚至死亡。
殖民地人民哪有選擇權？在多年的接種過程中，醫療人員對不願意接種的居民進行了武力威脅和虐待，給居民帶來了極大的心理陰影。
這兩位作者就通過量化研究發現，當年殖民時期衛生團隊的訪問越頻繁，如今當地居民越有可能拒絕血液檢測。
因為當年的故事通過同族長輩的講述，一代代傳承下去了，形成了當今當地居民不信任西方醫學的歷史根源。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
今天英法部分“專業人士”脫口而出“讓非洲當試驗場”，歐美大藥商動輒不顧相關標準拿第三世界人民“試藥”，何嘗不是殖民思維的一種延續呢？
前些年美國《紐約時報》曾發表了題為《非洲為何懼怕西醫》的文章，但文章著重強調是一些西方在非洲的“醫學敗類”壞了西醫的名聲。
文章說這些人打著提供醫療保健或進行研究的幌子，故意使用一些致命藥劑。
蘇格蘭麻醉學家理查德·麥高恩1995年在津巴布韋被控謀殺五人。
法院判決，有關麥高恩給兩名嬰兒注射致命劑量嗎啡導致患者死亡的罪名成立。
邁克爾·斯旺戈博士涉嫌在上世紀80至90年代期間導致60人死亡，其中很多是津巴布韋人和贊比亞人。
最為臭名昭著的則要屬“海岸計劃”(南非種族隔離時期的生化武器研製計劃)原負責人沃特·巴松。巴松被控在1979年至1987年間在南非和納米比亞殺害了數百名黑人，其中很多人是被注射毒劑致死的。
然而，看看結束了“殖民時代”，“文化昌明”的當代西方人，做得真的好到哪裡去嗎？
當年的歐洲殖民者，通常將傳染病的蔓延歸咎於“原始落後”的非洲文化，他們指責非洲人是天生“容易患病的”、“不潔淨的”。
殖民時代的這種錯誤觀念到今天也並未散去，仍然影響著一些歐美國家對非洲的認知。
提出到肯尼亞進行疫苗試驗的BBC醫學記者沃爾什，幾乎是想當然地說出了“那裡（肯尼亞）的疫情之後可能會呈上升態勢”的理由，絲毫沒意識到自己才是重災區。
肯尼亞網友就毫不客氣地懟道：
“（截至24日）英國自己的確診人數已經超過13.8萬了，然而他們還想著來肯尼亞做疫苗試驗，我們這裡可只有320例確診呀。”
這話沒錯，截至今日，英國累計確診158348例（單日新增4310）， 死亡21157，治癒僅809例；
同期尼日利亞累計確診363例（單日新增8），死亡14，治癒114；整個非洲同期累計確診32182例，死亡1428，治癒9741。
明明英國人自己做得稀爛，但卻還在下意識地認為，以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永遠都是“落後地區”、疫情的“重災區”。
這是一種傲慢而可怕的“下意識”。
一如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在南非的開普敦、德班和伊麗莎白港等城鎮，殖民征服面對殖民地城鎮的傳染病問題時，殖民政府的首要目標卻是推行種族隔離措施。
對於亞洲人和非洲人居住區採取防疫措施，將其居住區視為傳染病滋生地，防止他們對歐洲白人的健康構成威脅。
至於居住區內部怎麼救治，無人問津。
2005年，英國出品了一部電影——《不朽的園丁》，正好講的是英國和肯尼亞圍繞“試藥”展開的故事。
影片中，英國駐肯尼亞大使館的外交官
賈斯汀·奎伊，他的妻子泰莎因調查跨國藥企在當地非法藥物試驗而被殺害。這是一起駭人聽聞的陰謀：
跨國製藥集團KDH、三蜜蜂製藥公司與英國政府聯姻，賄賂肯尼亞當局，利用肯尼亞人民做新藥的人體實驗，導致很多人因此喪命、大量畸形嬰兒出生。
賈斯汀為了調查妻子慘死的真相，持續追查，孤身輾轉於非洲和英國，遭遇恐嚇和襲擊也沒有放棄希望。
終於，他在非洲某處找到了妻子之前留下的調查資料。把它郵到英國後，他放棄逃生，回到妻子亡故的地方，並最終也被製藥公司的殺手殺害。
怎麼說呢，現實中，我們真的能看到電影中那樣的歐美藥商巨頭。
但是，影片裡有為肯尼亞人民奔走的“英國外交官夫婦”，我們還看得到正義，看得到良心。
回到現實，我們看到的卻只有揚言拿肯尼亞做試藥試驗場的，所謂“BBC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