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向真，筆名凌子，是葉劍英元帥的二女兒。全國政協委員，國際儒學聯合會普及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北京電影製片廠原導演。（資料圖）
“翠柏圍深院，紅楓傍小樓。”當我們第二次走近詩句中的這座小樓，葉向真已經站在夕陽下等候。73歲的她穿著衣領帶花的牛仔襯衫、牛仔褲，外加一件深紅色的衝鋒衣，顯得非常清爽、帥氣，有文藝導演的範兒。聽聞我們的評價，她迅速做了個抬手動作：“一次拍紀錄片，我就是扛著大傢伙直接上。”
葉向真還有另一個名字——凌孜。1981年，凌孜就玩電影玩出了名堂。她拍了一部《原野》，在威尼斯電影節獲得“世界最優秀影片推薦”；又拍了另一部《風吹嗩吶聲》，被黃永玉評價為“真正沈從文的風格”的影片。荒誕的是，前一部電影“只准外銷”，後一部電影“只准內放”。她玩不下去了，1987年去香港從商。
現在，讓拍電影她也不想玩了。2009年，葉向真和先生從香港回到內地，和母親守著父親葉劍英住了30餘年的老宅，全心致力於推廣儒家傳統文化。時代更迭，父輩意志帶來的沉重使命愈加清晰而緊迫——“你要想不亡國，就得推崇傳統文化。”
這位在“紅二代”中極具號召力的“向真大姐”跟許多紅二代不一樣，她發聲的支點並無明顯的革命傳統與紅色印記，而是記憶裡父親滿屋子古書所承載的儒家思想、孔孟之道。
葉帥希望向真學園藝，能對國家有“直接貢獻”
這些天，葉帥故居門口幾株白玉蘭長滿白色的小花苞骨，人人都覺得美，葉向真卻可惜，“枝杈沒剪好，長的花骨都太小”。葉向真對植物的栽培興趣很大程度上源自父親。父女倆人曾在這座小樓的院子裡，種過各種果樹——蘋果、梨、桃子、柿子、核桃……有一回，向真在院子拾了片楓葉給父親，父親隔天寫下了本文開頭的詩句。父親希望女兒能學園藝，做對國家“有直接貢獻”的人。當時得知向真報考了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父親一個星期沒跟她說一句話。
葉帥故居進門處，是一個十幾平方米大的會議廳。在單調的70年代，跟二女兒向真一起在這個廳裡看電影是葉劍英的重要娛樂活動。“那時沒有人不喜歡看電影。”向真回憶，除了看國內一些意識形態正確的影片，他們也看宣傳部門從海關中途攔截的“過路片”，“什麼題材都有”。
青少年時期的向真性格活潑，文體活動無一不愛。“非常活躍”——她對父親也有同樣的形容。一生戎馬的葉帥，精通琴棋書畫，不光喜歡跳舞、釣魚、游泳，有雅興時也會寫寫詩。興趣廣泛的他有點擔心與自己很像的女兒向真——“蹦蹦跳跳，一會兒喜歡這個，一會兒喜歡那個，不能投入地做一件事情”。在向真首任丈夫、著名音樂家劉詩昆的回憶裡，向真拉著父親到音樂學院的禮堂聽他演奏《梁祝》，就此一對年輕男女因為“喜愛文藝”而相識相愛。在這位前女婿眼裡，葉帥是個少見的有“人情味、家庭味”的高級領導人。
向真的秘書周小姐告訴記者：“葉老師從不發脾氣，性格溫和。”這種性格特質，其實也源自父親。向真記憶中，在飯桌上常開玩笑的父親，對子女從未有過真正的打罵。在葉帥生前的臥室裡，正對床的牆上掛著葉帥母親的照片。周秘書說：“葉帥希望隨時都能‘看見’母親，他很講究孝道。葉老師也是，她對她母親很孝順。”從2009年起，向真為照顧母親，內地、香港來回兩頭跑。這些年來，兄弟姐妹中唯有她守著宅子。“沒有家哪有國。家是一個民族的細胞。”向真說。
故居辦公廳裡有一張舊敗的灰黃色斜躺椅，邊上一張小桌，擺著兩部電話。我們建議向真坐在椅子上拍張照，她搖搖頭：“那是老人家生前坐的，我們從來不坐。”她記憶中的畫面，就是父親經常坐在這裡讀書，讀古書。
三年多的監禁生涯，向真在牢房裡養過螞蟻
在紅色家庭長大，向真跟其他高幹子弟一樣有過“激情燃燒”的歲月。1966年“文革”爆發，25歲的向真擔任了中戲的學生會主席，是中戲“造反派”組織的紅衛兵首腦。反對老紅衛兵搞“血統論”的向真成立“信仰論”的少數派組織，轟轟烈烈地“綁架”彭真，並組織公開批鬥彭、羅、陸、楊等人的萬人群眾大會。
如今的向真坦然承認當時的思想有點激進，她認為這更多是時代大背景造就的激進，“所有的大學生都滿腔熱血，要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其實誰都搞不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漸漸地，她發現事情鬧得開始不像話了：“很多人沒有理智，拿開水澆人家頭。思想上的爭論可以有，刑罰和體罰再怎麼都不應該有，那是流氓行為。”“我們應該承認，‘文革’是錯的。”談起陳毅之子陳小魯公開為“文革”道歉的事，向真的回應是：“小魯這樣做是對的。當時他們很多中學生失去理性，做出了傷害人的舉動。”
涉及自己的反思，她遲疑了會兒，表示：“我們當時還是比較理智的，只寫大字報展開思想上的討論，沒有傷害人的舉動。當時很多自殺的人，醫院不搶救，認為他們是反人民的‘敵人’，我們見到了就趕緊把人送去醫院，並以紅衛兵的身份去說服醫院必須搶救。”
1967年2月，葉帥在京西賓館一次軍事會議上發火猛擊桌子。之後，因“二月逆流”問題，他不再擔任軍隊重要工作。向真清楚父親當時的想法：“軍隊不能動，軍隊如果垮了就等著別人宰割，再鬧就亡國了。”很快，視葉帥為眼中釘的江青將葉家6個子女都關進監獄。
三年多的監禁生涯，向真想法子找些新鮮玩意解悶。比如培植掃帚上的苗，把頭髮扯下來綁在牙刷上當毛筆練字；她還養過螞蟻，讓它們搬東西。在監禁的日子裡，她最反感的是一舉一動時時被門上的洞眼監看著，睡覺不能關燈，臉要朝外……“這段經歷實在太不好玩了。”
1976年10月6日，仍然控制軍隊大權葉劍英79歲，按照他的部署，“四人幫”一舉被摧毀。“父親非常有謀略。”向真認為，這個時刻，歷史選擇了父親。
對歷經磨難的向真來說，愛國也是她一生的信仰
1970年出獄後，考慮到在管文化的江青手下做事“不可能有任何作為”，向真沒去拍電影，進入北京醫學院學醫。但她還是放不下電影。1978年，她取了“凌孜”的筆名，在中國新聞社電影部拍攝紀錄片。文化大革命剛結束，當時大多電影很政治、很說教，向真想拍一部“展現被壓迫的人會抗爭、有爆發力”的作品，於是她和後來的丈夫、攝影師羅丹拍了一部改編自曹禺同名話劇的《原野》。曹禺看電影后誇獎：“更凝練了，比原作好。”葉帥看完後理解了女兒：“現在我才明白你在幹什麼。”1981年，《原野》獲得威尼斯電影節世界最優秀影片推薦榮譽獎。40歲的向真一人前往威尼斯參加電影節，這是中國電影首次入選。她記得在威尼斯一進餐廳，餐廳的演奏人員立刻演奏起日本歌曲，都以為她是日本人。但當時在國內，大家為飾演女主角金子的劉曉慶應該解開一個釦子還是兩個爭論不休，電影被扣上“亂搞男女關係”等罪名而禁演。“只能外銷，禁止內銷。”1988年，電影《原野》解禁，萬人空巷，人們試圖看到傳說中的裸體鏡頭。後來，向真的第二部電影《風吹嗩吶聲》又入選夏威夷電影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部片子又被規定：“不能外銷，只准內放。”
“這些領導完全不站在民族的立場考慮問題，這就不好玩了嘛。”向真把“不好玩”三個字重複了好幾遍。她最終“逆轉”風格，拍了一場“鬧得稀里嘩啦”的喜劇《三寶鬧深圳》，就跟電影說“拜拜”了。多年後，當時尚在世的導演謝晉打電話勸她：“凌孜，你應該拍電影。”她說她不玩了，老了，她要做“該做的事情”。
聊了兩個小時，往事一幕幕掀起，在某個瞬間，向真的語調不復平緩，取而代之的是激昂憤怒。“我問你們，你們聽國歌什麼感覺？聽到國歌，我有一種痛心的感覺。”她眼睛直直地看著記者，一字一頓，“為什麼呢？因為我們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了。現在許多人覺得：做美國人比做中國人還好。你們怎麼想？清朝時那麼多留學生都回來報效祖國，現在呢？很多人都有一種奴化的思想，一種卑瑣的心態。”繼承父輩的理想，對歷經磨難的向真來說，愛國也是一生的信仰。而傳統文化的喪失，在她看來，意味著有亡國的危險。說起因貪汙、受賄而被治罪的“紅二代”薄熙來，她只有簡單一句評價：“家教不好。”在她的記憶裡，父親很少說大道理，更多是傳統禮節的言傳身教。每次家裡來人，葉帥都要親自送到門口，哪怕身體不好也堅持拄著柺棍送客。這次，向真大姐也做了同樣的事，堅持要送我們到門口。
來源:人民網-新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