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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華版——二戰後日本城市經歷了“城市化社會—城市型社會—城市收縮”三個階段，老齡化、少子化情況在“城市化社會”中期趨勢顯現，而在大部分城市都進入“收縮城市”的時期愈發明顯。日本城市規劃相關法律和方法也隨著城市發展不斷轉型。比照中國近十年人口老齡化和少子化及城市收縮的趨勢，日本經驗有較強的參考價值。本文將著重從老齡化、少子化問題對策角度，以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分析日本的空間規劃對策。並歸納中國應對城市收縮可參考的經驗。
在宏觀層面，日本自1994年起開始制定一系列育兒相關的法律和規定，完善了其育兒支援體系，從國家層面樹立了全社會對兒童友好及育兒支援需求的充分認知，至今已完成從設施到服務層面較為完整的頂層設計。同樣，日本也是較早建立起與生活保護相關的法律基礎來保障晚年生活的國家，建構了包括居家養老、社區養老、生活圈養老在內的全方面養老服務支援體系，重視對老人本體的援助。
在中觀層面，日本在城市收縮時代的城市更新規劃理念產生了變革。其一是對於城市識別性和可持續性的營造（圖1）。收縮城市要實現可持續發展，應該建立起在城市中生活的人的歸屬感與可持續的社會聯繫。建構識別性對於重塑城市精神不可或缺，是收縮城市背景下可持續城市再開發的重要方向之一。
圖1 東京市江東區豐洲啦啦寶都（Lalaport）廣場（以原造船廠遺蹟為公共雕塑的廣場設計）
圖片來源：李巖 拍攝
其二是利用空間活化，導入青年力量，填充收縮型城市因為少子老齡化所產生的“蜂窩”。吸引年輕人對空住宅、空店鋪等空間進行再整理，將原有的較完備的基礎設施加以改建，留住青年勞動力，加強代際交流，激活原來老齡化嚴重的街區。
在微觀層面，政府應對少子老齡化的具體空間舉措主要是建造一些公共服務設施，包括育兒支援中心、老幼共生據點等。
例如千葉市的複合型育兒支援中心“希望之球”（Qiball）以育兒支援、醫療保健等公共福祉功能為內核，將商業和政府服務等功能融為一體，吸引人口和產業的聚集，構建緊湊的城市人口聯繫網絡（圖2）。
圖2 “希望之球”的中庭活動
圖片來源：http://qiball.info/
又如，橫濱市的空屋激活老幼共生據點“西柴櫻花茶室”，通過居民自發改造空屋，開展社區活動和老齡育兒支援，成功激活社區和街道，促進代際交往和社區融合（圖3）。
圖3 西柴櫻花茶室的活動
圖片來源：茶室主頁截圖（
http://sakurachaya.moo.jp/）
參考日本的經驗，我國在現階段應首先建立以“人的支援”為核心的制度環境、加強專門支援法以及相關規劃法規的建設，加強頂層設計與政策試點實驗。其次，營造有識別性和歸屬感的生活社區，在通過地域識別性的培育與營造建立起個體與地方的聯繫，促進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第三，結合舊城改造計劃，在收縮較為嚴重的城市功能中心區促進空間的多功能轉型，增加街道活力，塑造老幼共生的全年齡鏈接活力中心區，促進目前城鄉基層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建設。
——全文——
【摘要】二戰後的日本城市經歷了“城市化社會—城市型社會—城市收縮”三個過程，其城市規劃相關法律和方法也隨之不斷轉型。本文梳理了日本在城市收縮階段相關規劃法的轉型、城市變革類型、城市空間問題，著重從老齡化、少子化問題對策角度，在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級分析日本的空間規劃對策。宏觀層級主要介紹育兒、養老支援體系和上位法規的轉變；中觀層級介紹面向少子老齡化的人口收縮的設計理念的轉變；微觀層級則以案例為核心，介紹近年來社區公共育兒支援設施、老幼共生住區，空屋激活計劃，街道復興策略等面向空間具體問題時的規劃設計經驗。最終比照中國近年來的老齡化、少子化趨勢，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級歸納日本在城市收縮階段可供參考的經驗。
二戰後日本的城市發展可分為“城市化社會—城市型社會—城市收縮”三個階段，其城市規劃相關法律和方法也隨之不斷變化。1970年代是日本“城市化社會”階段的中期，該時期老齡化、少子化（等同於“低生育率”概念）趨勢顯現。2000年後愈發明顯，大部分城市逐漸由“城市型社會”進入“城市收縮”階段。比照中國近10年來愈發明顯的老齡化、少子化趨勢，以及部分城市的收縮趨勢，日本經驗被中國學界認為具有較強的參考價值。目前，國內學者撰寫的日本城市收縮相關研究包括：圍繞城市空間結構提出的“緊湊城市”策略；在國土規劃層面提出的“均衡緊湊網絡型國土空間規劃”；公共交通規劃上的一體化和連貫性、步行網絡提升等。但是，從少子老齡化視角系統化地介紹日本應對收縮的空間規劃研究仍然不多。本文通過文獻分析和實地案例考察，重點解讀日本在城市收縮階段的宏觀頂層設計、中觀規劃理念、微觀項目實踐之間如何銜接聯動來激活城市，提高城市可識別性，以期為國內提供可參考的實踐經驗。
1 日本的少子化、老齡化和城市收縮概況
1.1 相關規劃法規和政策的轉型
日本的城市化萌芽於1920年代的明治維新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從1950年的37%提升至2019年的93%。日本城市化發展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徵（圖1），與其相關的規劃法規和政策也經歷了階段性調整（圖2）。
圖1 日本的城市化階段
圖2 少子老齡化、城市化與空間規劃相關法規政策的演變
第一個階段是二戰後—1990年代末期。該時期被稱為“城市化社會”階段，是人口與產業迅速向城市集中，城市空間不斷擴大的階段。1950年《國土綜合開發法》頒佈，以此為基礎，1962年日本編制發佈了《全國綜合開發規劃》；1974年頒佈《國土利用規劃法》，並隨之編制執行了《國土利用規劃》。日本以法律和規劃為根基和手段，不斷適應並調控著以增量化為主的城市發展。
第二個階段是1990年代末—2005年左右。該時期被稱為“城市型社會”階段，其標誌事件是1998年和2000年《城市規劃法》（《都市計畫法》）的修訂。法律修訂的基礎是日本的城市增量發展已告一段落，產業和文化等活動開始以“城市”為核心公共場所展開，進入成熟的“城市型社會”。這個時期政策的重點是建成區的再建構，補充生活福利設施、城市個性塑造、地域活性化等。這一時期對於協同式規劃的關注度也在提高【當時的學者對這一時期的評價為“城市的魅力與個性、地域活性化等之類創造價值的主題，很難通過傳統的信息收集工作，由公共團體進行預先性的計劃設定並確定實現方法。由地域居民和關聯企業發起某種計劃意向，經過評價後形成合意，然後分擔任務、一起協作著實現，這種推進工作的方式顯得越來越重要。”】。
第三個階段是2005年至今，日本城市發展進入了“城市收縮”階段。2005年也被日本國內認為是邁入超少子化社會的標誌性年份，當年日本總人口較前一年開始出現0.1‰的下降，在此之前的下降幅度均較為微弱。2005年，日本改《國土綜合開發法》為《國土形成規劃法》，2006年《城市規劃法》也進行了修訂。這個時期的城市化口號是“實現集約性城市構造”。2008年，國土交通省開始對《城市規劃法》進行根本上的修訂，提出城市規劃政策的主題要從物理空間建設走向各類資源的協調與搭配，即若把物理空間比喻為“舞臺”的話，規劃要從設計城市的“舞臺”走向設計城市的“演出”。這個時期，頂層設計適應城市收縮、解決中心城區活性化問題的意識十分明確，國土空間規劃也朝著更均衡、緊湊、網絡型的方向發展。
1.2 日本城市收縮的主要類型
（1）大都市周邊型：東京大都市圈
東京大都市圈是日本最大的經濟中心和世界最大的大都市圈。經濟發展的集聚效應讓東京成為日本最集中吸納地方人口的區域。1995—2000年，東京23個區的居民總數增加了16.3萬人，增長率達2%，而距離東京50～100km的大都市郊區卻呈現出明顯的收縮之勢。近年來日本經濟學界已有實證，東京大都市圈整體已經陷入經濟活動低迷期，東京圈已受到“城市收縮”浪潮的影響。該浪潮主要影響東京圈周邊區域。以多摩衛星城為例，該衛星城位於東京市中心以西30km，其核心區人口18萬，但在1995—2000年這5年間人口流失了1.5%，預計不可能達到規劃的30萬人口規模。
（2）地方都市型：北海道夕張市
相比大都市周邊型的城市，地方都市型的城市收縮趨勢開始得更早。自1960年起，北海道地區的經濟開始衰退，人口也急劇衰減。曾經是煤礦區的城市隨著煤炭資源的枯竭而出現收縮，其中位於北海道中部地區的夕張市最為典型。夕張市行政區域範圍達763k㎡，作為北海道曾經的產煤大市，其產煤量接近全日本的1/5。但隨著其經濟的萎縮，城市人口從1960年的107972人縮減至2000年的14971人，2003年僅有13766人，2012年甚至跌破1萬人大關，目前為全日本人口第三少的城市，並且其人口縮減的趨勢仍在繼續。夕張市同時面臨著嚴重的城市人口老齡化問題，2010年居民平均年齡為57歲，2020年預計上升到65歲，青年勞動力嚴重缺乏。
（3）小城鎮的空心化：北海道上士幌町
根據行政區劃等級，日本的町村級別對應中國的小城鎮和鄉村。在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地方小城鎮也進行了過度建設，經濟增長期結束後，這些小城鎮的攤大餅式建設規模與減少的人口之間出現了不匹配，收縮狀況明顯。如北海道上士幌町1965年人口為10309人，2010年減少至5080人，但在此期間戶數幾乎沒有發生變化【1965年為2317戶，2010年為2225戶】。上士幌町同時面臨區域發展不均衡和本地發展內在動力不足的問題，本地人口大量流入地區的其他中心城市【北海道地區的人口大部分集中在札幌】，造成本地人口出現過疏化。少子化和人口老齡化也加重了此類小城市的收縮，2010年上士幌町的人口構成中50~79歲的老齡人口比例有很大增長，高齡化率達到32.2%；但15~19歲口人極端稀少，且多因升學就業等原因遷出。持續的人口疏化使得地方生產、消費活動減少。政府財政難以負擔分散式的生活服務設施支出和醫療護理費用，對城市活力有著巨大影響。
1.3 收縮背景下城市、家庭與住居發展的討論
近年來，日本國內圍繞城市收縮帶來的問題而展開的討論愈發集中深刻。1970年代老齡化和少子化趨勢出現後，1980年代末日本又陷入泡沫經濟【泡沫經濟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日本出現的一種經濟虛假繁榮現象，在泡沫破裂後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倒退】，公共財政日益緊縮，城市的公共交通空間、居住區等空間的規劃設計究竟如何應對收縮的人口變得更為緊迫和具體。小林等的實證研究表明，家庭數的減少與住宅數的減少並沒有相關性，因為住房的空置問題（即後文提到的蜂窩化問題）一直存在；現有城市公寓式的集合住宅作為老年人的移居場所並不妥當，主要因為集合住宅中的居民交流冷淡且住宅區內缺乏公共福祉相關服務，較缺乏空間魅力，於是更多老年人考慮移居老人院。另一方面，在城市化高速發展時期（1950年代—1960年代）建造的高層高密度小區也陸續進入了改造更新期，學者關注的課題包括：如何提升小區的兒童友好性，提供有效的育兒支援，減緩少子化的趨勢；如何提高城市空間的適老性、共助性，解決巨大的養老支援問題；如何改造住宅形態，以應對大城市日漸增長的單身化趨勢（這也被實證為是造成少子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等等。
城市收縮趨勢也激發了日本學者對於既存人地關係的思考，以及對地域歷史文化遺產的價值重構。這樣的規劃理念轉型，一方面來源於日本的空間哲學思想和本土實踐，另一方面來源於對西方收縮城市理論與經驗的解析。桑子敏雄提出的“空間履歷”【一種評價空間價值的思考，指對“構成空間的地形、文化、歷史、生態系統等，對於生活在空間裡的人意味著什麼，人們怎樣對待空間”這一過程的評價，而不僅是根據空間中存在物的價值進行評價】概念；後藤春彥提出“口述歷史”或活用有價值的過去，描繪“懷舊的未來”；岡部明子提出收縮背景下的城市再開發要從追求空間“效率”走向發掘“空間履歷”，指出因現代城市規劃而產生的空間收縮，更多的是一種“空間履歷”角度的收縮，城市要關注“空間履歷”的收縮。如何在記錄地方空間履歷的基礎上，增加產業和文化魅力，減少人口流失或吸引外來人口，也是學者十分關注的課題。
經過近50年的學術討論、頂層設計和規劃實踐，基本已形成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級上相互承接、推進實踐方法和經驗，下文將展開詳細介紹。
2 宏觀層級：相關法律與頂層設計 2.1 育兒支援體系的完善
日本少子化始於1970年代中期，即兩次嬰兒潮【1947—1949年，第一次嬰兒潮源於戰後的和平期；1971—1974年第二次嬰兒潮的原因是第一次嬰兒潮下一代進入婚育期】結束之後。1989年，全國合計出生率【日語原文為“合計特殊出生率”，是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的平均數。由15～49歲女性生育的孩子數量除以各年齡段女性人口數然後相加得出】降到1.57，一度被喻為“1.57震驚”。受此影響，國家於1994年策劃制定了“今後育兒支援的十年基本施政方向”，之後開始實施“緊急保育對策五年事業”。其設立的重點目標是：增加幼兒園數，開展低齡兒保育，延長保育時間，營建地域型的育兒支援中心，擴充保育服務。1999年之後，此項事業又開啟新五年計劃，其目標不僅是增加保育服務，還關注人才僱傭和問題諮詢等內容，更注重育兒友好的社會環境的營造。2003年國家制定了《下一代育兒支援對策推進法》，該法律規定所有地方政府和僱傭101人以上勞動人員的企業主，都要制定支援下一代育兒的行動規劃。2004年，內閣還通過了《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然而，這些計劃和法律的出臺，仍未完全阻止少子化趨勢的繼續，2005年日本還是邁入了超少子化社會和人口收縮時代。2012年，國家繼續頒佈兒童及育兒支援“三法”，即《兒童及育兒支援法》《認定幼兒園法的修訂版》和《兒童福利法的修訂版及相關法律的整備法》。其五項要點分別是：（1）育兒設施補助；（2）改善認定型保育園制度【該制度開創於2006年，認定保育園指的是無論監護人的工作狀況如何，都要滿足監護人的需要接收兒童，開展幼兒期的學校教育及保育，擁有幼稚園和保育所兩方面功能的育兒設施。同時該設施也接受居民育兒問題的諮詢，提供親子集會的場所，起到支援地域兒童和育兒支援的作用（該地域概念是居住共同體的概念，更傾向於我國廣義的社區概念）】；（3）充實地方急需的兒童及育兒支援事業【如使用者支援、充實地域育兒支援據點、充實放學後的兒童俱樂部等事業】；（4）基層地方政府（市村町）是實施主體；（5）設置兒童及育兒會議並開展相關的市村町事業規劃。第一項用於設施建設的育兒設施補助，分為設施型保育補助和地域型保育補助兩種。前者指的是對開設認定幼兒園、幼稚園和保育園實行通用補助，實現財政支援上的一體化。後者指的是對小規模保育的補助（新開設）【小規模保育是針對6～19名兒童的保育；6名以下為兒童託管，包括到保育媽媽家裡實施保育的“家庭保育”，保育師到兒童所在家庭實施保育的“居宅訪問型保育”，在事業所（含企業和事業機構等工作機構）內開展的針對企業工作人員及當地兒童的“事業所內保育”】。“三法”的主旨是在“監護人即育兒第一責任者”的基礎之上，綜合推進幼兒期的學校教育及保育、地域兒童及育兒支援事業。它標誌著日本體系化兒童及育兒支援新制度的建立，也標誌著國家層面對全社會的兒童友好及育兒支援需求的充分認知，並已經完成了從設施到服務層面的、較為完整的頂層設計。
2.2 老齡化支援體系的完善
1950年代初期，日本已初步建立了福祉三法體系，其中《生活保護法》將老年人納入受助對象，並提出了國家進行養老設施建設的相關規定。1960年代，政府出臺了《老年人福祉法》，將養老問題提高到國家層面，推行機構養老模式。1970年代，日本應對老齡化的措施逐漸轉向居家福祉方面。1970年，政府制定《社會福祉設施經濟整備五年計劃》，開始加快老年公寓等養老設施的建設。1989年，日本推出了“老人保健福祉推進十年戰略”（金色計劃），將居家養老服務設施的建設職責主體改為市、町、村三級，並制定了量化指標。政府計劃建設滿足10萬人次的護理住宅，400家老年人生活福祉中心，並以人口不足5萬人的市町村為對象，推進“宜居福祉城市建設事業”等。為了應對劇增的養老壓力，政府分別在1994年、2000年出臺“新金色計劃”和“金色計劃21”，逐步提高了所有指標的量化標準，旨在利用普遍而全覆蓋的服務內容幫助老年人實現獨立生活。同時，國家開始推行各個年齡段混住的社區和三代同堂居住住宅，加強代際之間的溝通和照料。1995年，政府頒佈《高齡社會對策基本法》，並根據法律規定召開了高齡社會對策會議（之後每年定期召開），便於對各部門政策綜合調整統一調配。1996年，政府審議通過第一版《高齡社會對策大綱》，在老齡人口的就業、醫療、教育、社會參與、生活環境、調查研究等各個領域制定了相應的對策。2014年，由於老年人口的死亡導致部分城市空置房屋越來越多，政府又出臺了《空屋對策法》——政府對修復或拆除特定空屋提供財政支持，並鼓勵廢棄房屋的功能植入。2015年，開始提出建設綜合性社區照料體系的計劃，該體系將醫療和護理相結合，整合門診、住院、機構養老，入戶訪問式護理和守望互助，確保老年人在自己的生活圈中實現各種服務的對接。同時，本時期的老年人支援體系政策也加入了更長期性的戰略部署，包括促進老年人就業。同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發佈的“新三支箭”部署（即強大經濟、育兒支援、社會保障）中提出多項舉措以穩定老年人就業，如補貼僱主、提供就業保險等，以此緩解子化、老齡化所帶來的勞動力短缺，同時希望提升老年人的社會參與度和身心健康。
綜上所述，日本在應對老年化的社會支援體系建構上，較早地建立起了與生活保護相關的法律基礎，通過一系列法規政策的建設，走過了從專業設施建設到居家養老、社區養老、生活圈養老的歷程，也十分注重加強服務的標準化建設及其與城市空間的對接。近年來的養老支援政策重視空屋激活，對部門職能政策的統合以及對“老人”本體的援助，頂層設計佈局逐漸多樣化、長遠化。可將之看作城市收縮背景下，從人的發展角度對城市可持續發展的一種回應。
3 中觀層級：規劃理念的變革3.1 識別性與可持續性——城市收縮時代的再開發方向
如前文所述，城市收縮也影響到了日本學者對於人地關係的價值重構，如“空間履歷”概念的提出及其對城市更新規劃理念的影響。與“空間履歷”同源，但更接近於空間規劃實踐的概念是地域的“識別性”（identity），其與未來城市的環境可持續性、經濟可持續性、社會可持續性、文化遺產保護高度相關。無論城市增長或收縮，可持續發展無疑都是城市的終極目標。收縮城市要實現可持續發展，應該建立起在城市中生活的人的歸屬感與可持續的社會聯繫。從重塑城市精神意義上說，城市的識別性是不可或缺的。建構識別性，被認為是收縮背景下可持續城市再開發時的重要方向之一（圖3）。其中有高度識別性的“文化遺產”是最重要的內核，如果城市能謹慎地管理資源，保持經濟發展潛力，保證一個開放的社會合作關係並重視文化遺產，人們就可以創造可持續的未來城市生活。
圖3 可持續性城市再開發的四個維度
2002年實施的東京江東區豐洲1-3丁目石川島播磨重工造船廠遺址城市更新項目是個很好的範例。項目中的大型商業綜合體“啦啦寶都”（lalaport）十分注重塑造高開放度的濱海公共空間，保留了原造船廠遺蹟這一重要的“空間履歷”載體，作為公共空間識別性的象徵（圖4）。此外，啦啦寶都還通過引入新興兒童職業體驗品牌“趣志家”（kidzania）【大型兒童職業體驗遊樂機構。公司主頁為https://www.kidzania.jp/】來建立新識別性，並在周邊配套了充足的育兒支援設施，吸引了大量育兒家庭入住附近樓盤。同時，再開發區域的核心區域豐洲2-3丁目，在2002年也由業主成立了街區發展協議會和“豐洲地區街區管理研究會”。前者主要負責日常的開發、社區營造、公共空間維護與管理、籌資等工作；後者設有社區營造部、能源部、信息通信部三個專業部門，由業主行業精英組成，主要研討推動新街區發展的新技術和新事業開展等相關問題。這兩個與城市更新同時起步的組織形成了雙環結構，在促進街區的可持續發展（尤其是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上發揮了重大作用。
圖4 豐洲啦啦寶都廣場的公共空間識別性（左：保留造船廠機械的廣場；右：海邊遠景）3.2 填充城市蜂窩——吸引青年的地域空間再整理
“城市蜂窩化”是日本城市收縮的具體空間表現之一，主要表現在城市內部，時空上隨機出現空地、空房等低利用、未利用空間，在地方都市型收縮城市中尤其明顯。蜂窩化是地方收縮型城市無法迴避的社會現實，少子老齡化是蜂窩化產生的重要原因，吸引青年入住填充蜂窩，為其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就業是關鍵。很多城市開啟了地方空間活化計劃，吸引青年人對空住宅、空鋪等空間進行再整理。例如：2000年後，廣島縣福山市中心區出現了蜂窩化。當時該中心區的基礎設施依舊十分完備，配套有充足的學校和醫院。人口的持續減少和老齡化導致市民消費力低下，住宅周邊的開店者越來越少，居民的生活也越來越依賴於離住宅較遠的超市。2003年，中心區的超市因蕭條而破產。為應對這一變化，福山市出臺政策，鼓勵將中心區商業街的2—3層住宅改造成共享住宅，然後出租給大學生。同時，為適應學生出行方式，在自行車可達的範圍內鼓勵青年改造住宅。大學生的入住為此地區提供了大量夜間經濟的勞動力，中心區衰退的商店街逐漸成為大量青年學生居住的活力街道。此舉也留住了部分畢業生定居，年輕人填充、改造了城市蜂窩，代際交流得到了加強，原來老齡化嚴重的街區得以激活。
4 微觀層級：設計與活動案例分析4.1 複合型社區育兒支援中心——希望之球
此案例來自千葉縣千葉市，而千葉市屬於大都市周邊型收縮城市。為重塑城市活力，集約發展行政、商業、公共服務等都市功能，千葉市中央第六區於1995年成立了城市振興籌備會，決定建設以育兒支援、醫療保健等公共福祉功能為內核，融商業和政府服務等為一體的城市公共綜合體——“希望之球”（Qiball），希望以此吸引人與產業的聚集，建構緊湊的城市人口聯繫網絡。2007年，在進行了充分的公眾參與【千葉市政府針對“希望之球”的標誌舉行了高水平的設計競賽，也廣泛徵集了公眾的意見】和社會資源整合後，項目建設完成。“希望之球”位於日本千葉縣中央第六區，距離地鐵JR 千葉站有15分鐘步行路程，地處中心功能區，周邊分佈了千葉市美術館、法庭、千葉市政府等重要的區域功能設施（圖5）。“希望之球”採用的振興地方設計理念包括以下幾方面。
圖5 “希望之球”的區位及周邊設施
（1）創建標誌性景觀。整個綜合體採用了十分具象的建築設計，用象徵希望的圓球塑造了一種與地區中心相契合的形象（圖6）。
圖6 “希望之球”的標誌性大廳
（2）高度複合的功能。“希望之球”將多種功能整合於一體（圖7），以兒童設施為中心進行多代多用的設計，儘可能讓使用人群之間建立起多樣化的聯繫。設施首層和2層是商業空間和餐廳，並與貫通的中庭聯通；3—5層是千葉兒童交流中心，免費提供兒童課餘時間學習和遊戲空間，還開展自然教育等出遊活動，同時組織俱樂部活動幫助兒童參與設施管理和活動策劃；6層為千葉市育兒支援中心，提供多種多樣的育兒支援，包括互動的遊樂空間、育兒諮詢服務、托兒協調等，旨在全面周全地協助父母撫育子女；7—10層為科學館；11層為千葉市中央區政府；12—15層為中央區保健福祉中心，提供全面綜合的健康和福利服務及諮詢服務。
圖7 “希望之球”內部功能示意
（3）多元共建共營。“希望之球”空間功能複合化的基礎是公營、私營空間產權的明確劃分和合理的分工協同。在建設之前，各類公共設施、土地權所有者和私營企業設施之間就進行了充分的討論與意識共建，為項目建成後的共贏、協同聚合提供了保障。
4.2 空屋激活計劃+老幼共生社區據點——西柴櫻花茶屋
除了大型的城市層級交流據點（如“希望之球”），建設社區層級的據點也是應對收縮城市的重要舉措。針對城市老齡化帶來的街區蜂窩化，橫濱市制定了街道振興政策，鼓勵居民組成社團，改造空店鋪開展社區營造事業。該項目方案通過評審後獲得了500萬日元補助，用於店鋪開設前的裝修與運營。“西柴櫻花茶室”【該組織的主頁為http://sakurachaya.moo.jp】是西柴街區中老年媽媽社團創辦的非營利組織，成立於2010年5月，是東京圈內橫濱的成功案例。她們使用政府補助和部分自籌資金將一家空置的中華料理店改造成了老幼共生的社區餐廳（兼作茶室和活動空間）。該社區據點的功能有社區食堂、晨間私塾（由當地老人義務為兒童輔導功課）、照料老人、育兒支援、購物支援、社區活動等。因活動豐富，餐飲物美價廉，“茶室”吸引了大量社區居民加入或支持。幾年後，該組織逐漸擴大，在附近街區利用空店鋪開設了多家分據點，最終實現了無需補助的持續經營。該項目激活了社區與街道，也促進了代際交往和社區融合。
5 啟示5.1 建立以“人的支援”為核心的制度環境
對比我國與日本城市化、少子老齡化趨勢（圖2）可以發現，日本少子老齡化曲線交叉發生在1995年前後，正是其城市化發展高峰後的降速發展期。一系列支援育兒、提升養老服務的法律、支援計劃、空間規劃等頂層設計在此後的一段時期內被密集提出。頂層設計以專門支援法為根基，重視支援制度建設並根據實情及時調整修訂。空間規劃的法規調整也與之同步跟進，十餘年間基本形成了由上至下、從硬件到與軟件、因地制宜且全面支援育兒和養老的制度環境。這為各部門聯動、社會力量參與此項事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目前，我國已出臺相關規範性文件，用以完善老年設施和優化育兒制度，例如提出推進建設三歲以下幼兒托育機構等。我們應充分認識到制度建設對“人的支援”的持續性與地域特徵，針對國內收縮城市的類型特徵，進一步加強針對少子化、老齡化的專門支援法以及相關規劃法規的建設，加強頂層設計與政策試點實驗。
5.2 營造有識別性和歸屬感的生活社區
識別性與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緊密相關，通過地域識別性的培育與營造可以建立起個體與地方的聯繫。建立起深厚的地域歸屬感對於改善收縮城市狀況尤為重要。尤其在育兒、養老領域，地域歸屬感的建立將促進地方居民互助，有利於社區共同體的形成，也將極大提升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促進地方的可持續發展。在社區層級，積極引導社區居民參與養老和育兒支援服務，持續完善資訊、課堂、餐飲和交往功能配套的社區公共空間營造，對於實現社區互助與融合、增加公共服務類就業崗位、促進社會經濟良性發展十分關鍵。近年來全國各地社區也已有一些先鋒性的嘗試，如成都玉林東路社區將社區公共服務中心改造成社區生活館，收集社區居民的歷史物件並將其陳列到生活館中，生活館周邊佈局老年餐廳和親子菜園，同時在周邊大學及日本專家的引導下，開展以兒童交流、素食宴等為主題的國際交流活動，這都是有利於提高社區識別性和歸屬感的措施。
5.3 塑造全齡鏈接的活力中心區
除直接針對育兒和養老的支援類對策，鏈接青年、填補蜂窩化、激發城市活力對於我國出現收縮趨勢的城市中心區也很有參考價值，也可看成是固本之策。從以上案例可看出，在老齡化和收縮較為嚴重的城市功能中心區，積極引入可吸引青年和親子家庭的商業業態，促進空間的多功能轉型，增加居民生活的安全感和交往頻率，增加街道活力等十分必要。建議我國城市規劃管理者結合城市中心舊城改造，完善片區範圍內的慢行系統和公共服務設施，加強社區基層的生活服務支援服務，創新社區公共活動的設計，塑造老幼共生、全齡鏈接的活力中心區。這對於促進建設目前城鄉基層社會治理共同體意義重大。
作者：沈瑤，湖南大學建築學院，副教授。[email protected]硃紅飛，湖南大學建築學院，博士研究生。[email protected]劉夢寒，湖南大學建築學院，碩士研究生。[email protected]木下勇，日本千葉大學，教授。[email protected]
精明收縮理念在美國鏽帶地區規劃實踐中的新進展：揚斯敦市社區行動規劃研究
精明收縮理念下城市空置問題的規劃響應與啟示——基於德國、美國和日本的比較
收縮城市的形態控制：斷面模型與精明收縮的耦合框架
編輯：張禕嫻
排版：徐嘟嘟
本文為本訂閱號原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