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字子厚，世稱“柳河東”、 “河東先生”，其一生好佛，他曾說：“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這三十多年大致可分為幼時的盲目、為政時的附會和貶官後的自覺三個階段。
早年，河東居長安，與母親盧氏為伴，母親是個虔誠的佛教徒，她的影響是河東一生好佛的思想基層，儘管也只是聽經講法，拜懺禮佛之類的佛教生活，這些行為在形式上僅只是滿足於其對佛教神秘的探尋，具有很大的盲從性。
在長安應舉和為政時期，曾與文暢等出入官場文壇的僧侶結交，很欣賞晉宋以來謝安石、王羲之、習鑿齒、謝靈運、鮑照等人與和尚支道林、釋道安、慧遠、慧休的關係，並極力稱讚那些與自己同時代人的那種“服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的亦儒亦佛的生活（詳見《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只不過他那時在政治上一帆風順，忙於實現政治抱負，不以文為意，所以作品少，佛教思想也表現得不明顯。
有唐一朝，儒釋道出現明顯的合流，形成鼎立之勢，除宗教自身發展的原因外，與皇家權術直接相關。唐高祖用道教老子固宗，李世民用佛教維統，武則天用佛尊當女皇。整個上流社會出現崇佛佞佛的氣象，自然作為圈內人，好佛就成為一種時尚。同時，佛教其時“不入於老，則入於儒”，更是一副中國式的面孔。天台宗、華嚴宗、禪宗更是純粹中國化的佛教。佛教在中國化後在這個時代走向頂峰，佛教也因此在東土大唐完成了一次華麗的涅盤，成了世界性的宗教。
真正讓柳宗元深究佛理、“始究佛法”，是其在永貞革新失敗，左遷永柳以後的事。他認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於物外而恥制於世者，則思入焉。”這正是他改革失敗後被貶的真實心理狀態。受佛禪影響，他悠遊山林，並於自然山水中體味到了“與萬化冥合”的禪意。他早有悠遊林泉的好尚，隨著對佛教教義理解的加深，加上認為自己“既委廢於世，恆得與是山水為伍”（《陪永州崔使君遊宴南池序》），於是，“自肆于山水間”（韓愈《柳子厚墓誌銘》），更有意識地在這人煙稀少的遠僻之地搜奇覓秀，遨遊丘壑林泉以求得內心的平靜與精神的快適，從自然山水中尋找慰藉，以排解心中的鬱結。加之改貶柳州後，他來到提倡“頓悟”的南宗禪的老巢，進一步受到禪宗的浸染。佛教的出世已影響到他的生活情趣與審美趣味，並滲透於他的詩歌散文創作中，從而也成就了他山水遊記中的別具一格禪意之境。
儘管柳宗元自稱“自幼好佛”，天台宗也把他列為重巽的俗家弟子。但他卻不是一個皈依佛門、虔誠的佛教徒，他只是在思想上博採眾家，蘇軾讚許他“儒釋兼通、道學純備。”他對佛教的接受，主要是領會佛教義理，以圖“統合儒釋”，把佛教思想納入儒家思想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