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席捲全球，造成大流行的態勢，幾乎每個國家都沒有逃過它的“魔掌”。
歐洲，作為眾多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集聚的地方，由於老齡化的人口結構和民眾自由散漫的抗疫心態，一度成為疫情的重災區。
在意大利、英國、西班牙等各國相繼面臨疫情嚴重狀況的時候，作為歐盟老大哥的德國雖然一開始也經歷了暫時的慌亂不安，但是很快穩住了陣腳，交出了一份優秀的答卷。
截止到5月2日13:34，德國累計確診人數164984人，治癒人數132301人，死亡約6870例，4%死亡率、卻有80%治癒率。
德國的感染人數並不算低，可治癒率卻處於歐洲第一，意大利、西班牙、英國等超過2萬接近3萬的死亡人數，而德國的死亡率也控制在很低的水平。
德國不僅收治了本國的所有重症病患，還協助意大利、法國治療重症患者。
由於對疫情的狀態控制十分良好，德國民眾對抗疫更是充滿信心，默克爾政府的民眾支持率也創下了新高達。
德國之所以取得相對優秀的抗疫成績，跟以下幾個因素有很大關係。
01、強大的工業體系是後盾
一個國家強大而完整的工業體系是戰勝疫情的後備力量。德國的工業舉世聞名，提起德國製造，便讓人想到頂級的技術、精湛的工藝，也有人說工匠精神是德國工業的代名詞。
德國的工業發展要追溯到二戰時期的西德。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西德被趕出了資本主義市場。作為懲罰德國的手段，1946年的摩根索計劃（限制工業計劃）把德國的重工業、紡織業等經濟大頭大大的削弱。
幸運的是，西德雖然經歷了戰爭，但是戰前的工業基礎以及技術人才被保留了下來，加上東德湧進的大批廉價勞動力，為德國經濟的復興提供了契機。
另一方面，二戰後西方几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開始有意識的扶植德國的經濟發展，最為有名的就是“馬歇爾計劃”。得益於馬歇爾計劃，西德獲得了130億美元的資金進行重建。
從1948年開始，德國的經濟開始迅速恢復，到了1950年就已經超越了1936年時的水平。
全球化趨勢下，每個國家都在追求工業4.0體系，而德國對於這一體系的建立可謂是可圈可點。
德國的工業4.0平臺是在“工業數字化”的基礎上，有效地把各個中小企業、不同領域的專家、各種國際合作的鏈條整合起來。
為了便於管理，德國在2016年成立了4.0標準化委員會，負責跟不同的國際組織進行對接，服務於德國的企業，對待不同的地區國家採取不同的策略。
正是這種數字化的商業模式，被人形容比德國戰車還要精準。在這一強大而嚴密的工業體系下，德國的醫療硬件設施、醫療資源佔據絕對優勢。
首先，德國的病毒檢測能力居於世界前列。
目前，最高可以達到每週檢測50萬次，整個國家有177家實驗室可以獨立完成檢測工作。
對於全球大部分國家都在擔心的檢測試劑盒是否夠用的問題，德國更無需擔心，因為德國的凱傑、賽多利斯是全球核心試劑盒及核心原材料的主要供應商。
其次，是德國的醫療硬件設施。
新冠肺炎感染者尤其是重症患者必須要住院，這是考驗一個國家的醫院床位和呼吸機存量的時候。
德國全國大約有接近2000家醫院，疫情發生之前，德國就擁有2.8萬張重症監護病床，是歐洲人均監護重症病床最多的國家，平均每10萬人就擁有33.8張，遠高於歐盟14.3張的平均值。
疫情發生後，德國又增加了一萬張重症病床，超過90%都配有呼吸機。
當別的國家正在苦於到處採購呼吸機時，德國卻可以出口給別人，因為德國德爾格醫療設備公司是全球主要的呼吸機供應商之一。
正是強大而又層次分明的工業體系造就了德國強大的醫療能力，不管是在收治病人的能力和治癒能力上，德國都會佔據優勢。
02、政府和民眾的抗疫決心，眾志成城
疫情剛在德國蔓延時，不管是政府還是民眾，都是有恐慌情緒的。筆者有個朋友，在德國留學，疫情期間留守在德國。
據他介紹，疫情開始蔓延、歐洲各國逐漸淪陷的時候，出現了囤積搶購的現象，連廁紙都已經買不到了，恐慌程度可見有多嚴重。
政府方面，德國政府一開始也有點兒慌神，甚至攔截某些國家的醫療物資。
所幸，德國的政府和民眾很快認清了形勢，擺正態度抗疫。
4月7日的時候，德國已經制定一系列管制措施，實行封鎖政策、強制公民在公共場合戴口罩、限制集會，並且政府快速地追蹤感染鏈進行隔離。同時，科技發達的德國還推出了“新冠數據貢獻”軟件，以評估疫情發展。
4月15日，德國總理默克爾與各州州長商議後決定將全國的禁足令延長至5月3日，與此同時，慕尼黑市長取消了每年一度的黑啤酒節。
到了4月23日，德國的“口罩令”已經在全國實行，民眾在公共場所以及交通工具上都必須佩戴口罩。
相比政府的一系列抗疫措施，民眾的配合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不要生命要自由”的歐洲，德國公民沒有因為被禁止外出以及必須佩戴口罩而不滿或是抗議，嚴謹的德國人嚴格遵守政府的規定，遵循政府頒佈的不允許探望老年人以及少去公共場所的命令。
在經濟政策方面，德國政府推出7500億歐元的經濟救助方案，為小企業和自由職業者提供救助款，為大型企業提供低息貸款。
與此同時，政府加大對醫療機構的財政撥款力度，鼓勵支持私人醫院協同抗議。
從恢復穩定的物資供應、默克爾為首的政府獲得很高的民眾支持率就可以看出，德國政府在戰勝新冠疫情中提供的舉措正發揮著積極作用。
03、公民生活習慣和家庭結構是先天優勢
德國人的性格嚴謹而又有些古板，相比於一家老小一起享受天倫之樂，他們更願意以一個小家庭為單位生活。
也就是說，老人不會和年輕人住在一起，也就不會擔心年輕患者在居家隔離時會傳染免疫力低下的老年人。
根據德國統計局的統計數據，2018年，德國共有4140萬個家庭，其中，超過42%是處於獨居狀態的單身家庭，兩個人的家庭約佔35%，三個人以上的家庭只有23%。
這樣的家庭結構把聚堆傳染的概率降到了最低，保護了老年人，從而降低了死亡率。
當有些國家為了節省醫療資源而拔掉眾多老年人病患的呼吸機時，德國的老年重症患者卻得到了很好的治療。
另一方面，德國最先感染的一批患者都屬於青壯年，相比老人和孩子來說，他們的免疫力更強大，治療效果也更理想，從而提高了治癒率。
來勢洶洶的新冠肺炎疫情，是考驗一個國家政府的決策能力、醫療體系、民眾素質的試金石，唯有強大的工業支撐、高效的國家管理體系和遵守規則的公民群體才能更加快速地打贏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後疫情時代，如何恢復被疫情破壞的市場經濟，如何重拾發展的信心、調整發展步調，構建更穩健更抗衝擊的國家政治經濟體系，是每一個國家都要面對的問題。
唯有強大的國家才能自信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疫情後，德國的發展如何，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心向吾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