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作為晚清中興名臣，43歲投筆從戎，建立湘軍，歷時數年成功鎮壓了天平天國運動，功績蓋世。而且他為人忠厚，樂於助人，在天下間有很高的威望和聲譽。但這一切因為發生在同治九年的一件事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曾國藩不僅被拉下神壇，而且被冠以賣國賊的罵名。這期間到底出了什麼變故讓曾國藩的人生髮生了如此的變化呢？
一切都起源於同治九年在天津發生的那一場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
事情的起因是一則傳言“外國修女以育嬰堂為晃子，實則綁架殺死孩童作為藥材之用”（後來在調查過程中被證實為謠傳）。但是當時的天津民眾為一直反對天主教會在法國武力的庇護下肆行宣教，所以聽了這則謠言後群情激憤，數千群眾包圍了教堂，引發了劇烈的衝突。
整個過程持續了3個多小時。憤怒的民眾在過程中殺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2名法國僑民、3名俄國僑民和30多名中國信徒，並且焚燬瞭望海樓天主堂、仁慈堂、位於教堂旁邊的法國領事館，以及當地英美傳教士開辦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
此案一出，天下震驚。以法國為首的七國公使向總理衙門抗議，同時在1870年6月24日，外國軍艦來到天津港。面對外國的長槍大炮，大清朝廷迅速做出反應，派出直隸總督曾國藩前來調查事情始末。曾國藩當時正在休病假，皇帝也知道此案是一個燙手山芋，任誰也難調天下人之口，是以在下旨的時候並沒有採取命令的口吻，而是問曾國藩的身體是否可以勝任，如果可以就前往處理。意思很明顯，就是讓曾國藩自行選擇。
他身邊的人聽說他要參與這件事，“阻者、勸者、上言者、條陳者紛起沓進”，其中最有說服力的是他的幕僚史念祖所說：赴天津辦案“略一失足，千古無底”可見此事的兇險程度。
曾國藩為官多年，怎會不知這其中的利害關係呢。但他考慮再三，為了幫國家排憂解難，毅然決定前往，甚至在走之前給兒子留下了類似遺囑的書信：“餘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餘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頗有一種“壯士一去不復返”的悲壯豪情”，一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英雄風采！
曾國藩就帶著這種為國分憂的心思到了天津，經過仔細調查，首先確認了誘拐傷害孩童之事確係謠傳，最終宣佈了處理結果：
1.處死為首殺人的18人，充軍流放25人。
2.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被革職充軍發配到黑龍江。
3.賠償外國人的損失46萬兩銀。
4.由崇厚出使法國道歉。
處理結果一出，天下譁然，所有的矛頭直指曾國藩。史書稱：“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以至於曾國藩在日記中說自己是：“外慚清議，內疚神明”。
關於此案，他生前曾在一篇文章中作過全面的分析，也足以論證曾國藩此番前來一心為國分憂，並沒有把個人的榮辱放在心上。
“以中國兵疲將寡，沿江沿海諸省毫無預備，而彼族諸國合縱，窮年累世但講戰事。我能幸勝於一歲，斷難保全於多年，庚申覆轍，豈可再見？必須隱忍以全和議者，就勢而言之也。”
從今天來看不得不說這是非常客觀冷靜的局勢分析，當時的清王朝財政和軍事情況都已經出現惡化，根本無力發動戰爭。所以曾國藩的隱忍其實是從顧全大局的角度作出的決定。但是當時大罵曾國藩為賣國賊的那些人，也有他們自己的看法：
“以天主教流毒中華，汙辱孔亟，異端不可不攘，木蘭北狩，澱園被焚，國仇不可不雪。義憤之民而百萬萃集，或聯合各國之交而專攻一國，必須力爭以全國體。”
我們現在來看，他們提出要集民眾的力量，同時聯合多數國家只和一個國家開戰，這顯然是一廂情願的意氣用事。但是從當時的來說，民眾們顯然更能認同這種看法。
所以雖然曾國藩在處理天津教案過程中顧全大局，致個人榮辱於不顧，保護了大清朝的安危，但他個人卻並沒有受到公平的對待，以至於他身敗名裂，鬱鬱寡歡，在處理完天津教案後不到一年就與世長辭。但是歷史又是公正的，儘管曾國藩在當時受到非議，但是經過時間的洗禮，歷史終會給出正確的結論。
曾國藩“千古第一完人”之稱，名副其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