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定丫11
李白的詩歌與盛唐文化反映了繁盛的大唐時期，積極向上的時代精神，它展現了強大的民族鼎盛時期的整體精神風貌。開明的政治與開放的思想環境，是豪氣橫溢的詩句得益流傳與發揚，是詩人保持其獨立人格，取得創作成功的基石。
李白的詩有明顯的否定功名富貴的思想，強烈的反權貴意識，“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使人們領略其迎風豪氣。
李白對祖國的山川河流非常熱愛，藉助壯麗河山抒發自己的豪邁情懷，“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母親河的雄偉壯觀盡收眼底。
在入仕受到權貴排擠構陷時，他雖然悲憤，但沒有對前程喪失信心，“乘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這種信心只有在盛唐的薰陶下才有可能培養出來。
詩人潑墨揮毫，“蜀道難，難於上青天”，“連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誇張的描寫蜀山絕壁連天，松樹只能向下倒掛，詩人根據自己的審美，運用誇張，比喻等手法展現大自然波瀾壯闊的一面，創造出一種陽剛之美。
李白的精神境界，思想高度都是他人難以企及的。盛唐氣象與李白的詩歌風格是相互依存的，他的浪漫精神，無限想象力與創造力，是雄踞我國古典詩歌巔峰的。大唐盛世促進了李白詩歌風格的穩定和蓬勃發展。
平步畫意
1987年袁行霈的《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出版。林庚先生在序言中說：“人之會心，或囊括宇宙，或隱於針鋒，靈犀脈脈，若相問答。行霈為學多方，長於分析，每觸類而旁通，遂遊刃於群藝，嘗倡邊緣之學；舉凡音樂、繪畫、宗教、哲學，思維所至，莫不成其論詩之註腳。本書上編蓋由淺入深，沿波以探源；下編則青山歷歷，峰巒自見。彷彿兩條座標軸構成一幅座標圖，交輝映照，互為表裡。話固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譬喻又總是跛足的，不知其可耶非耶。多年來行霈時叩我柴扉，每縱談終日，樂而忘返；蓋習以為常，亦性之所近也。”
書中寫到：
“意境好比一座完整的建築，意象只是構成這建築的一些磚石。”
“構思的規律奧妙在‘神與物遊’，也就是作家的主觀精神與客觀物境的契合交融。”
“藝術真實不能離開生活真實，但又高於生活的真實。對於生活死板的摹擬，永遠不能成為藝術。只有反映了事物的神，也就是反映了事物的本質特點，才能達到藝術反映生活的目的。形，是表面的，神，才是本質的。”
書中對李白，杜甫的詩見解獨到，精確概括 “李白寫詩往往在應處用力，虛中見實。杜甫寫詩則在實處用力，實中有虛。在虛處用力，妙在烘托。”
“杜詩的意象多取自現實生活，他善於刻畫眼前真實具體的景物，表現內心感情的細微波瀾。”
袁先生的詩歌藝術研究，最愛從詩歌的意象入手，由意象到意境再到風格；而又往往以史學思維的角度探討一個詩人詩風的來龍去脈，又運用多種影響因素對現象做廣義的文化學解讀。《中國詩歌藝術研究》這本書兼具學術性與啟發性，是詩歌藝術研究領域內不可多得的好作品。
WK素描
我最喜歡詩詞，子曰：不學詩無以言！
詩以言志，詞以言情！
北京大學的袁行霈教授作為高教版《中國文學史》的總主編，在中國詩歌研究特別是詩歌藝術研究領域做出重大突破。而《中國詩歌藝術研究》這本書就是他詩歌藝術研究的最好代表。
總體說來，袁先生的研究方法體現在三個方面：文學本位、史學思維（縱通）、文化視角（橫通）。文學本位就是說文學的研究必須以文學為主，研究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的特質，藝術性；史學思維就是說每一種成熟的文體都是歷代積澱而成、每一個大作家的創作都不可避免的受前代作家的影響；文化視角多用在探討文學現象的形成原因，因果聯繫是普遍的，要運用社會、歷史、音樂、繪畫、宗教等因素綜合考慮。
文學本位
一個人的文學作品到底怎麼研究的？最好就是從一個點出發，將其所有的藝術特點串聯起來，而不是孤立的貼很多標籤。袁先生在文學本位研究的最大特點就是從“意象”入手。“在中國古典詩歌裡找出一條更基本的藝術範疇，通過這個範疇的分析揭示中國古典詩歌的某些藝術規律？我摸索的結果，找到了‘意象’。”（《中國古典詩歌的意象》）這裡要說的是古代的評論家對於“意象”這個詞的理解很有出入，古代評論家並不是太過注重邏輯思維，其實我們今天說的意象，有一個“為我所用”的事實。“能不能將古人所使用的意象這一概念的含義，加以整理、引申和發展，由我們給它以明確的解釋，並由它來說明中國古典詩歌的藝術特點和藝術規律呢？我想是可以的。” （《中國古典詩歌的意象》）於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意象”大多就是指“表意之象”兼合主客觀兩個方面，今天已經被普遍接受。“一個詩人有沒有獨特的風格，在一定程度上即取決於是否建立了他個人的意象群” （《中國古典詩歌的意象》）這句話不需要任何描述的語言就已經很說明問題了。不僅如此，袁先生在《中國古典詩歌的意象》這篇文章裡還提到意象的種類以及組合方式等。
《李杜詩歌的風格與意象》則是對於理論的實證。從這個名字就能看出來，這是由意象來串聯風格的。文章先是從分析李杜詩歌裡愛用意象入手，李白如“大鵬”“大江”“黃河”等，杜甫如“秋風”“瘦馬”“病橘”等；又從意象之虛實上分析，李白多用現實世界裡不存在之意象，杜甫則寫現實世界存在之意象；而且還從意象之組合方式上入手，李白詩中意象組合疏朗流暢，常常一句或幾句一個意象，“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杜詩則在一句之中蘊含多種意象，“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仇兆鰲引羅大經曰：“萬里，地遼遠也。悲秋，時悽慘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暮齒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迥處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有八意。”
從意象的種類、虛實、組合方式我們可以看出李詩壯闊、重奇特、字句流暢、跳躍而以氣勢取勝，杜詩則悲涼、重煉字雕琢而以感情之沉鬱取勝。以上從意象上總結之特點，不正是李杜詩的特點嘛。
另外《李白的宇宙境界》、《苦悶的詩歌與詩歌的苦悶——論李賀的創作》以及多篇文章都是從詩人所用意象入手分析詩歌風格，這已成袁先生的一大研究特色。
史學思維
在袁先生的文章裡經常出現“藝術規律”這個詞。《陸游詩歌藝術探源》就是以史學思維的角度，分析陸游詩歌對於江西詩派、李白、岑參、陶淵明的接受。
運用史學思維的視角，探討一個詩人對於前代詩人的接受情況能更好的理解這個詩人及其作品。但在接受情況的探討時需要注意兩方面，一方面是詩風的相似上的探討，另一方面就是史料上的考察，有些詩人明言對於前代詩人的認同（歷史認同），內證是最可靠的。“其《讀陶詩》曰：‘我詩羨淵明，恨不造其微。’其《自勉》曰：‘學詩當學陶，學書當學顏。’”（《陸游詩歌藝術探源》）這兩方面缺一不可，有內證的史料依據，再從其詩風上探討這種接受的具體情況，能更好的理解作品及其來龍去脈。
文化視角
這裡的文化是廣義的文化，就是一切政治、經濟、宗教、哲學、音樂、繪畫等等，此點側重於文學現象的解釋，偏重於共時的、橫向的。上面說史學思維的角度也是文學現象的解讀，但偏重於歷時的、縱向的。
袁先生在這方面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是《李白詩歌與盛唐文化》。文章先述盛唐文化合南北之兩長，又在宗教、音樂、舞蹈美術等多方面融通中外，造就了開放包容的文化氛圍。而又合李白之經歷，漫遊南北，域外文化，正合盛唐文化之廣博。“時代風氣的薰陶和文化的浸潤，是在潛移默化中發揮著作用”“李白乃是以氣奪人”“李白的詩，綜而論之，其氣奇、其氣逸、其氣壯。希而論之，有氣骨、有氣象、有氣勢。” （《李白詩歌與盛唐文化》）
其實就是盛唐包容的文化合李白的經歷，共成李白勃然壯闊之心態，方成流暢壯麗之詩體，“詩人心態”在袁先生的《中國詩歌藝術研究》裡並未出現過，可是從說理方式上正是承認了詩人心態的中介作用。對於李白詩歌的分析無拘於字句章法修辭等，而以氣為統領，可謂得白詩之正，亦與文題盛唐文化和李白心態頗為切合。
另外，《陶淵明崇尚自然的思想與陶詩的自然美》是從哲學的角度解讀陶詩的自然美，陶淵明有崇尚自然的思想，陶淵明也是個思想家，又受魏晉玄學的影響，故成自然之詩風。《杜甫的人格與風格》其實也是體現了“詩人心態”的中介作用，文章前三部分根據社會與杜甫個人經歷總結杜甫的人格，人格也是主觀的，最後分析人格下的詩風，恰是心態的最終造成。
總起來說，袁先生的詩歌藝術研究，最愛從詩歌的意象入手，由意象到意境再到風格；而又往往以史學思維的角度探討一個詩人詩風的來龍去脈，又運用多種影響因素對現象做廣義的文化學解讀。《中國詩歌藝術研究》這本書兼具學術性與啟發性，是詩歌藝術研究領域內不可多得的好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