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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混沌理论中，蝴蝶效应描述一个微小的变化可能产生不可预测的严重后果：一只昆虫扇动翅膀，几周后就引发了一场龙卷风。
新冠病毒更像是一场地震，其余震将永久性地重塑世界。
幸运的话，全球将在未来6个月内越过“病毒爆发高峰期”。但即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经济、政府和社会机构仍然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事实上，与其谈论“恢复”，也就是回到事物本来的模样，还不如预测一下人类文明的发展新方向。这将是一段崎岖的旅程。接下来的3-5年将提醒我们，COVID-19就是巨雷轰鸣之前划过天空的那一道闪电。
当然，因果之间很难划一条直线。事后回头看，我们可以追溯《凡尔赛和约》和大萧条如何促成了希特勒的崛起。但在当今高度互联的世界里，密集的全球网络使得蝴蝶效应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扩散和放大。
《快公司》2020中国MCP100将
一如既往从尽可能多元化的领域和视角，
挖掘那一百位改变着、影响着、定义着
他们所在机构、所属行业、所处城市的创意推手……
他们在过去的一年和已经展开的2020年里，
以创意的方式在描绘未来商业世界应有的轮廓
……
最近，《快公司》刊登了Parag Khanna和Karan Khemka两人就这场新冠病毒将如何彻底重写世界秩序的文章，探讨我们能否从今天病毒大流行的后果，正向推导出未来可能出现的情景。
Parag Khanna是全球战略咨询公司Future Map的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著有《连接力地图》（Connectography）和《未来属于亚洲》（The Future is Asian）等众多书籍。Karan Khemka是全球多家教育公司的投资者和董事，此前创立了战略咨询公司巴特农集团[The Parthenon Group，现为安永- 帕特侬（EY-Parthenon）]的亚洲办事处。
两位认为，面对当前的危机，我们的社会机构可谓捉襟见肘，因此，为了做好准备，迎战未来，这（预测未来）是眼下最为紧迫的任务。经历新冠病毒这样一场灾难，我们不难预测接下来可能发生的厄运。但现实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而且是绝对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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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漫长危机
我们需要考虑一个最显而易见的尾部风险场景，即全世界现存的无数COVID-19病毒株将持续肆虐各国社会，疫苗的研究越来越困难，时间将超出目前预测的12-18个月。已经接受就地避难策略、部署接触跟踪技术的国家或许能够通过严格的隔离措施，隔绝零星接触，但人口密集的贫困国家仍旧毫无准备，不堪一击。全球死亡总人数从目前的不足10万人增加到近100万人，甚至可能更多。眼下，所有国家都在自我隔离，但在这条道路上，有些国家将被无限期隔离，无法接触到其它国家。在自己国内，他们面临着一个痛苦的选择：是重新开放经济，还是让本国人口进一步面临感染风险？
因此，对于那些预测我们即将面临U型或V型衰退曲线的言论，我们应该保持谨慎。许多因素站在了这种乐观看法的对立面。最重要的是，供应链和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高，而就近支持可不是大笔一挥那么简单。目前，美国在医用口罩和呼吸机方面的溃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是重要的供应商，也是重要的市场。它们一旦消亡，整个世界经济也会被削弱。
目前，美国失业率正在逼近大萧条时期的水平，现有的救助计划还不足以刺激许多西方社会未来几年所需的经济增长。预防性储蓄和疲软消费将支配家庭支出决策，商业投资将下降。因此，未来几年最有可能出现的经济发展情况将是一个旷日持久的W型。
从人的角度来看，当前的经济下滑幅度如此之大，GDP数据已经不重要了。然而，持续激增的债务是政府和企业极为担忧的问题。一旦循环信贷额度用完，许多大公司将面临倒闭或被合并。从商业地产到航空业，各行业在办公楼、购物中心、航空公司和机场方面将遭受惨重损失。与美国微薄的福利相比，欧洲的社会政策使家庭得以维持更好的经济状况，但美国单一市场的效率远高于欧元区。欧元区的领导人不愿批准一项规模足够大的共同债务计划。随着大型雇主（以及依赖其税收收入的州或省）的崩溃，政府可能也将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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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伊士场景”
对于厄瓜多尔和伊朗等石油国家来说，国家陷入彻底崩溃状态并非不可能。微薄缓慢的援助和油价触底将加剧委内瑞拉连年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和饥荒。正如上世纪80年代的油价低谷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如今，油价暴跌和麦加朝圣可能被迫取消的双重打击将重创沙特阿拉伯的两大收入来源。伊朗的高病毒感染率因美国的制裁而雪上加霜。石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纷纷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紧急贷款，并动用美元储备支持其融资，避免资本外逃。海湾国家可能需要放松与美元挂钩的政策。
“苏伊士场景”仍有可能再现。1956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曾威胁称，除非英国从苏伊士运河撤军，否则美国将停止对英镑的支持。随着中美贸易大幅下滑，以及中国试图以人民币重新定价石油，所有国家都应该为全球货币秩序可能出现的碎片化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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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场移民危机
全球经济的分裂和国际生命线的缩减，几乎必然导致人们继续逃离失败的国家。土耳其明确表示，它既不希望永久安置400万叙利亚难民，也不愿意容忍大规模的病毒爆发。海湾国家对埃及和苏丹的支持不断萎缩，也可能导致这些国家的人民大批出逃。因此，我们预计，从中美洲输入墨西哥、从中东输入欧洲的移民危机将再次加剧。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新冠疫情所施加的跨境流动限制令一旦解除，数百万人将试图逃离医疗条件不完善的“红区”，前往医疗条件更好的“绿区”。目前，提供全民医疗的国家几乎都集中在了欧洲。拥有技能、持有“豁免护照”的人很有可能将获得入境资格，因为富裕国家希望吸引优质移民，为消费反弹和填补劳动力短缺做出贡献。在各国国内，居民可能从生活成本高昂的一线城市加速迁移至成本较低的省级地区。美国的丹佛和夏洛特、欧洲的里斯本和雅典等城市或将因此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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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高涨
然而，在考虑启动移民之前，许多国家可能首先会认真审视自己的食品和医疗供应情况，甚至可能像俄罗斯限制粮食出口、越南限制大米出口那样，囤积粮食或施行“食品民族主义”。十年前，俄罗斯禁止小麦出口，加剧了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将埃及和突尼斯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假如这段历史在许多国家重演，那也不足为奇。
如果预测（甚至希望）各大国将加强多边机构建设，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冲击，那未免过于乐观。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暂时恢复了地位，但宏观审慎监管仍将半途而废。世界银行的行动极其缓慢，掌握的资源也严重不足。
因此，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区域组织将走向复兴。欧盟有机会建立一个眼下急需的财政联盟，但它是否会抓住这个机会，目前还不好说。亚洲国家刚刚通过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需要深化内部贸易以应对全球需求冲击。北美三国之间的贸易早已超过了与中国或欧洲的贸易。区域化将取代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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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成本曲线
当下，为了减弱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影响，引导未来朝着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我们可以进行或深化哪些投资呢？
加大对生物技术和医疗保健的投资是不错的切入点，但目前的形式行不通。在世界范围内，医疗保健逐渐被定义为一种社会公益（欧洲已经是这种情况），但其成本受到了审查。只有通过强调远程医疗以及本地化诊所和治疗中心的模式，才能实现具有成本效益的普遍医疗服务。不少国家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甚至包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穷国，对其他许多国家来说不乏启发意义。如果我们想维持在这场疫情中兴起的“科学外交”，扭转数十年来生产一种新药的成本每隔十年就翻一番的趋势，就必须克服生命科学监管的碎片化。
与此类似，鉴于私立教育在危机期间的强劲表现，它将获得更多的投资，但重点在于数字化教育。公共教育的广泛创新如何以成本效益的方式实现，这一点也应该得到了证明。在疫情爆发之前，金融服务的数字化已经开始迅速增长，疫情结束后，这类服务应该推广至每一个人。没有它，不平等的扩大和消费的疲软都无法得到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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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威胁
事实证明，与9/11和金融危机的总和相比，新冠病毒是对领导力的更大考验，这是一场令人警醒的冲击，它打破了进步永远是“朝着正确方向前进”这种盲目乐观的假设。无论是生物进化还是文明进化，都是一个更加偶然和不确定的过程。未来，公共和私营部门的领导者将不得不把长期优先事项的决定权交给一个更大规模的机构，比如应对气候变化和传达实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短期牺牲。我们必须重新调整激励措施，政府将补贴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投资，而市场将奖励以灵活方式实现营收的公司。如果说，人类正处于一场对抗流行病或未来文明威胁的“战争”之中，那我们就应该拿出作战的样子。
我们的眼光放得越长远，就越能想象新冠病毒大流行将如何重塑全球社会。14世纪的黑死病在欧亚大陆造成了数百万人死亡，分裂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领土帝国（蒙古帝国），迫使欧洲工资大幅增长，并推动了更大范围的海上远征，带来了欧洲殖民主义。这些现象延续了几个世纪，但都可以追溯到那一场瘟疫。而当前这场疫情的后果将更快显现，凭着先见之明，我们可以试着减轻其影响，充分利用其影响，并在此过程中建立一个更强韧、更抗风险的全球系统。
翻译：李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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