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走出民族主義和烏托邦的迷霧?
老王閒話歷史
2019-11-25 16:43
原創：先知書店 |改編：老王閒話
國人最自豪的，是自己的文明和歷史：一面是幾千年古國的悠久歷史，一面是“二十四史”的煌煌鉅著，並對其引以為傲。然而不幸的是，這一迷夢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晚清，被外來文明無情而徹底地打碎。
於是，我們開始學習西方，試圖從西方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中，尋找文明的密碼。我們有了一個又一個老師，影響最大的，當屬法國、德國、SU|俄三個國家。
一代代的國人，被法國大革命的波瀾壯闊所感染，學習伏爾泰和盧梭的自由進步思想;被德國和日本的國家復興和後來居上所鼓舞，學習俾斯麥和伊滕博文的民族復興觀念。然而，學了一百多年，卻始終走不出迷惘和苦難。
阿克頓勳爵
當我們“開眼看世界”的時候，恰恰看到的都是西方國家一次次走彎路的歷史，學到的都是讓西方文明陷入危機的思想：民族主義和烏托邦主義。這兩種觀念的影響極其深遠，甚至可以說，我們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都受這兩種觀念的支配。
奇怪的是，在每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我們都對世界近代史上最成功的文明典範——英美的保守主義文明視而不見。更為弔詭的是，在這場學習西方的浪潮中，一個最重要的大思想家——阿克頓勳爵——卻缺席了。
阿克頓勳爵給世人留下了“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的名言，但瞭解他的人都知道，這不過是他浩瀚無邊的思想海洋中一朵小小浪花而已。
於是，在對西方的學習中，我們始終未能找到真正的自由秩序及其傳統，距離真正的文明越來越遠。所謂南轅北轍，方向錯了，再多的努力也是白費。
被國人錯誤追捧的“自由”觀
1895年6月，阿克頓勳爵受邀擔任劍橋大學教授，在就職演講中，他毫不留情地揭示了橫行西方世界的思想謬誤，批判了那些帶來動盪和災難的“自由”觀：
世界把宗教自由歸功於荷蘭革命，把立憲政體歸功於英國革命，把聯邦共和歸功於美國革命，把人類的自由和平等歸功於法國大革命。
然而，法國大革命帶來的不是自由，而是民族主義和烏托邦主義，革命、屠殺和戰爭一次次重演，卻被剛剛“開眼看世界”的東方國家追捧，帶來了一次又一次巨大的悲劇。
阿克頓勳爵對這些錯誤的“自由”觀深惡痛絕，他不無譏諷地說，“儘管他們也被稱為自由主義，可他們的唯一共同之處，就是沒有自由。”
其實，阿克頓從來不反對改革和進步，只是在他看來，革命是改革的最大敵人——它使得一種明智而公正的改革成為徹底不可能的事。
自由，有著古老的傳統
斯塔爾夫人是法國大革命時偉大的自由主義女作家，她給世界留下了一句驚世駭俗的名言：自由是古老的，專制則是現代的。
阿克頓認為，證實這一名言的正確性，已經成為近代歷史學家的榮耀。上溯西方的傳統就可以發現，無論是在基督教的歷史中，還是在雅典的時代，都能發現自由社會的蹤影。
在以色列人的時代，由於上帝的律法寄託著超越性的信仰和傳統的力量，從而取得了高於統治者的地位。在後來的基督教社會中，建立起自立和自治兩大基本原則，基督徒的信仰自由、良心自由也逐漸擴展為世俗社會領域的個人自由和思想言論自由。這也讓以色列人得以擺脫東方民族的專制習俗。
在雅典城邦的時代，商業的習俗帶來了文明的思想，梭倫和伯里克利先後推進了漸進、平靜而不流血的改革，於是，一種顛覆了人間權力的觀念出現了：權力應該均衡分配，每一個公民都有發言權，有權討論、決定和罷免統治者。於是，依靠公民同意的統治，戰勝了依靠權力強迫的統治。
然而，阿克頓無情地指出，自由在每個時代的進步，都面臨著幾大威脅，源頭是人性中的惡：強人對權力集中的渴望，窮人對財富不平均的怨恨，無知者和迷信者對烏托邦的嚮往，缺乏信仰者將自由和放縱混為一談。
多少罪惡假借自由之名
阿克頓認為，自由與宗教一樣，一直既是善行的動力，又是罪惡常見的藉口。在人類經歷的有些年代，自由的歷史簡直就是不自由的歷史，人們對其他目標的追求常常轉移、乃至窒息對自由的追求。
宗教的自由傳統受到了挑戰，基督曾警告“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然而，早期的基督教國家，由於未能阻止國家權力的成長，被權力逐漸侵蝕。神授的個人自由和國家權力發生了衝突，並以災難性的方式結尾：
耶路撒冷在戰火中淪亡，愷撒們開始以上帝之名行事，終結了政教分離的早期基督教時代。當分權不再時，對少數群體的不寬容侵犯了自立精神，權力侵蝕了民眾自治原則，發展到最後，就是中世紀的“獵巫運動”。
而近代史上的諸多革命，歸根結底，不過是“獵巫運動”一次又一次的重演。在法國大革命中，自由再次成為民眾的信仰，然而當這種信仰缺乏法律的制約，又離開了宗教對人性之惡的警惕和自律時，自由就變成了徹底的人性放縱。巴黎成為了獵巫的場所，成千上萬無辜者在民眾的狂歡中被送上斷頭臺。
隨後，迷信與權力合二為一，變成了新的怪物。在大革命的結尾，群眾在街頭高呼的不是“自由!自由!”，而是鮮血與炮火中的“皇帝萬歲”，在拿破崙的帶領下發起新的十字軍東征，使五百萬人走入墳墓。
民族主義和烏托邦的迷霧
希臘的文明傳統也遇到了挑戰。如果說，雅典的公民信仰基於分權基礎上的言論和選舉自由，那麼，斯巴達則信奉基於平均主義的暴力觀念，公民要為國家而戰，成為戰爭機器上的一個零件，去掠奪富庶的希臘城邦和作為奴隸的希洛人，將土地作為戰利品向每個公民均等的分配。這就是斯巴達式的“平等人公社”，它包含了兩張面孔：財產平等的觀念和軍國主義的暴力本能。
到了近代，“平等人公社”的第一張面孔變成了烏托邦主義的人間童話，第二張面孔則被德國和日本等民族主義政權視為強國之路。然而，這對孿生子形影相隨，選擇了前一個，就必然會迎來後一個，被歷史上的烏托邦實驗一次又一次血淋淋地證明。
大哲學家杜蘭特在《世界文明史》中，將人類的歷史，看作兩種不同文明的一次又一次的競爭：雅典代表的海洋商業文明，斯巴達代表的大陸農業文明。它們的戰場，從古代的希臘半島，到近代的英德競賽，再到現代的美蘇冷戰，一次又一次地重演，一直延續到今天。
留給自由人的思想遺產
真理總是孤獨的，而謬誤卻容易大行其道，在十九世紀的歐洲，烏托邦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思潮迅速氾濫，被一個個後發國家所學習，從法國到德國，再到俄國和日本，最後再到東方某國。這些聲音不管多麼動聽，最終的結果都只有一個——迫使個人意志從屬集體意志，從而產生一種控制思想、消滅個人自由的巨大力量。
在阿克頓看來，自由傳統的繼承者只有英美。法國《人|權宣言》“印出來不足一頁”，“分量卻超過所有的圖書館，強於拿破崙的全部軍隊”。
然而，歷史是個邪惡的老師，只對自由人訴說真相，唯有自由人才有資格和能力從中汲取歷史教訓。在他僅存的手稿，卻被後人奉為經典，人們也被他極具穿透力的警句所震撼：
“財產，而非良知，是自由的基礎”
“宗教和政治中作為真理的思想，就是歷史的力量”
“要從歷史上升到哲學，把握永恆的問題，免於侷限短暫易變之物”
“真理有望大獲全勝，但依靠的不是自身的吸引力，而是逐步消滅謬誤，它不承認任何危險的政治承諾”
一百多年來，我們拿來了給西方文明帶來災難的一個個謬誤，最終也在民族主義和烏托邦的迷霧中一次次迷失。
文章來自騰訊天天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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