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技公司啟動內循環長征

當科技被國界限制,科技就已經死了。

特朗普的不靠譜,實質上就代表了美國精英階層最基本的訴求。只不過現在,“限制中國”,從遮遮掩掩搬到桌面來談而已。

8月1日凌晨2點多,正值中國北京時間靜謐的午夜時分,彭博社選擇在這個時間,放出了一則“兇鈴”:

特朗普在佛羅里達的競選集會結束後,搭乘專機“空軍一號”返回白宮時對記者說:“有關於TikTok,我們將禁止它在美國運營。”

同時,特朗普還補充道,他最快在週六就可能動用緊急經濟權力或簽署行政命令,強制執行該行動。

這是特朗普對中國公司,第二次動用行政權力,簽署命令來進行打壓和限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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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在美國本土還在不斷擴大,距離大選只有不到四個月而自己還落下風,國內多地爆發大規模騷亂,在這個背景下,為什麼特朗普還要不遺餘力的動用政府的公權力,來對中國的科技公司“動手”呢?

在我們看來,這或許不僅僅是簡單的轉移國內注意力,轉移國內矛盾——這可能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精英階層一貫的、持久的對中國高科技企業、全球化企業的態度體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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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1月20日,放置於IBM總部一處保險櫃裡面一份文件不翼而飛,這份 “308x系列電腦”軟件開發文件是IBM最新的研發技術,這對於以技術立業的IBM來說,極有可能造成極大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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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推出的3084電腦

此時負責IBM安保工作的卡拉漢,是一名在FBI(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美國聯邦調查局)工作了7年、經驗豐富的特工。接手後,卡拉漢迅速將目標轉移到當時日本的幾大PC研發公司身上去。起步較晚的日本公司,此時與美國頂尖公司如IBM相比,在PC的開放上,至少落後5年。

日本人迫切的希望能夠獲得與美國公司一樣的技術。

第二年1月,里根政府在IBM等企業的遊說下,決定對IBM等美國廠商實行“司法援助”,而且授權給FBI實施,FBI為此專門成立了一家名為“格蘭馬爾諮詢公司(格蘭馬爾)”的技術諮詢公司,來調查商業反間諜的活動,並將觸角伸到了調查電子信息技術轉移的“灰市”。

6月,日立(HITACHI)設立在美國的代理商無意間獲得了IBM丟失的文件中的10卷,隨後,該代理商將這10卷資料,交給了日立的工程師林賢治。拿到這些資料後,林賢治如同沙漠中迷路的人,得到了水一樣的興奮,慾望迫使他急切的想獲得其他的部分,從而能夠通過這些資料,獲得308x電腦的全部核心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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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賢治鋌而走險,他聯繫了日立在美國的“合作伙伴”柏林電腦公司技術諮詢公司董事長佩利,希望他能通過在IBM的關係,拿到其他的資料,並協助他將這些資料轉移到日本。然而,想把如意算盤打好的林賢治,一步步邁進了IBM與FBI設計好的圈套中去,他算中了佩利也“愛財”的一面,但是卻忘記了一件事,佩利在IBM工作了21年,而且擔任過IBM先進電腦系統實驗室主任。

佩利馬上找到IBM的負責技術工程的伊文思,告訴他:

“日本人想摘取你們王冠上的鑽石。”

隨後,伊文思迅速將這一消息上報給了FBI。

佩利在IBM的確有關係,但是也有感情,技術出身、當過高管的他,深知這些資料對於IBM甚至美國來說的重要性,也知道這些資料洩露到日本後可能帶來的巨大的影響,佩利選擇了報效IBM,充當了IBM的“雙面間諜”。

10月,佩利在IBM及FBI的安排下,欣然的接收了林賢治的邀請,前往日本,並在東京帝國飯店,與林賢治見面。這次見面,雙方都各懷鬼胎。林賢治希望佩利能夠將文件的其他部分搞到,並許諾給佩利重酬。而佩利則是前來確認林賢治手中已經獲得的文件的真偽,並繼續“放長線釣大魚”。

在確認日立獲得的資料的真實性後,佩利“答應了”林賢治的要求,即幫助林賢治拿到其他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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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技術的渴望和對市場的覬覦,日立決定指派林賢治前往美國,想方設法的獲取這些資料。

11月3日,林賢治接受佩利的邀請,前往拉斯維加斯,謀求獲取這些金子般的資料。佩利以找到資源更豐富、來源更廣為藉口,將林賢治推薦給了格蘭馬爾的總裁哈里遜,而哈里遜,正是FBI委派到格蘭馬爾的高級特工。雙方一拍即合,哈里遜為了讓林賢治更加的信任自己而進行漫天要價,經過數月的佈局和討價還價,最終,林賢治代表日立,承諾事成後,給哈里遜52.5萬美元作為酬勞。

而且,在FBI與林賢治接觸的同時,以同樣的手段,也在和三菱(Mitsubishi)進行著同樣的交易,交易承諾轉移的技術,同樣是IBM的絕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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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是想一舉將當時日本在PC領域研究最為領先的兩家公司同時拿下,他們在和林賢治交流溝通的過程中,均作了錄音和監控,目的就是要讓對方束手就擒,沒有任何的還手餘地。

1982年6月22日,FBI覺得可以收網了,哈里遜便通知林賢治,他們已經搞到IBM的全部技術資料,可以過來“交易”了。當林賢治帶著現金,和日立的軟件專家大西勇夫前往格蘭馬爾取貨時,等待他們的是FBI的手銬。

同一天,三菱的工程師木村在舊金山國際機場準備回國的時候,被FBI逮捕,在他身上,帶著“交易”得來的IBM公司一份高級技術資料。

1983年2月,日立和兩名當事僱員在承認有罪的前提下,與IBM達成和解;三菱也在同年10月,以公司總部無罪、兩名當事僱員有罪的條件取得和解。日立和三菱分別與IBM簽署了技術使用費的支付合同,局外人富士通(Fujitsu)也在承認IBM著作權的秘密協議上籤了字。

僅和解後的1983年度,日立就向IBM支付了約100億日元的技術使用費,富士通的支付額也高達21億日元,而那個局外人富士通,在1979年超越IBM成為日本市場第一後,本想著大展拳腳,結果馬上被收編,成為IBM的代工廠。

至此,日本計算機產業被納入到IBM為代表、美國主導的體系之下,曠日持久的“計算機戰爭”以美國的全勝而落下了帷幕。

這一事件,被美國人稱之為“新珍珠港事件”,事件之後,如何對抗在半導體、計算機等電子產業中,已成為美國強大競爭對手的日本,成為了當時美國朝野上下的政策性課題。

以此為標誌,美國拉開了對日最大的貿易戰,包括《廣場協議》以及兩次《日美半導體協議》,全面打壓日本經濟和半導體產業,甚至在1987年,對日本的計算機等產品徵收100%的關稅。

以此為契機,美國建立起了全球的半導體產業體系,包括知識產權體系、設計及製造的分工體系,這些體系,無一不是運行在美國人制定的遊戲規則之下,在整個由計算機引領的信息社會的推動及普及的過程中,美國人始終處於金字塔的頂端,他設計的運行規則,目的就是讓全球的參與者,都不要試圖去撼動他的地位,如果有,哪怕是自己的盟友,也要拆牆補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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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年初,一個可以讓用戶創建出時間長度為6秒的短視頻應用Vine誕生,將它說成是短視頻類APP的鼻祖,應該沒有人會反對。當年6月,運營Vine的公司正式成立,這時Vine距離其第一條上傳的短視頻,時間僅僅過去了2個月,更讓人驚訝的是,4個月後,beta版都還沒開始測試的Vine,被Twitter以3000萬美元收購,這可能是短視頻行業成為風口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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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想到的是,隨後用戶規模是Vine 10倍的Instagram推出了自己的15秒短視頻服務,接著Snapchat也推出了10秒短視頻服務,但是在當時的背景下,這種受到網速極大限制的移動端APP,還沒有到達他蓬勃發展的時代。

這個時代,最先在中國到來,4G的到來,在中國最先得到普及,中國用了2年的時間,舉全國之力,迅速的搭建起了全球最大的4G網絡。

4G網絡的搭建及鋪設,對於短視頻類應用來說,帶來了極快的速度體驗,讓每個人沒有想到的是,在未來極有可能引領互聯網類應用的細分行業,會迅速的被中國超過。

2015年8月,今日頭條上線海外版“TopBuzz”,先後猛攻美國和巴西市場。但今日頭條在中國的“奇蹟”難以複製,最終,TopBuzz在2020年6月5日宣佈將逐步關閉,今日頭條選擇關閉TopBuzz,看起來是那麼的順理成章,因為,他們在海外市場,真正的戰將是Tik Tok。

2016年9月,字節跳動上線抖音海外版,在經過十個月的運營後,張一鳴將抖音海外版更名為Tik Tok,並在兩個月內先收收購了Flipagram和Musical.ly兩家短視頻平臺,開啟了國際化的大跨步。作為國內有名的APP孵化器,字節跳動在國外,除了Tik Tok之外,還有Lark、Helo、Resso等近10款同類型的APP,最終,Tik Tok活了下來,成為了字節跳動最為成功的海外產品。

據eMarketer報告顯示,TikTok美國用戶群在2019年增長了97.5%;2020年將增長21.9%,達到4540萬人;該數字在2021年將超過5000萬。

2020年03月,數據公司Sensor Tower的報告顯示,2019年四個季度中,除了第二季度TikTok以一名之差掉落前三寶座,其餘三個季度都位列“全球下載量最多App榜單”的前三名,這個榜單綜合了全球的蘋果與谷歌應用程序商店。

是的,能夠攻下美國市場的中國公司,是屈指可數的,而在互聯網企業之中,Tik Tok是唯一一家。

在美國上市的數十家中概股互聯網公司,實際上就是打著美股上市的名號而已,實際上幾乎所有的中概股互聯網公司,其運營主體都在國內,而且,其主要經營業務也是在國內。

中概股的互聯網公司們,就是典型的“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百度空有超過70%的國內市場佔有率,卻在海外幾乎沒有存在感,同樣是搜索引擎的谷歌,全球市場份額超過90%。與亞馬遜對標的阿里巴巴、與eBay對標的淘寶、與Twitter對標的微博、與whatAPP競爭的微信等等這些企業的應用,如果細心觀察,幾乎都只在華人圈子內流行,全球化,還是是美國人的APP。

美國依靠底層架構如x86處理器、ARM處理器,通過操作系統如Windows、Android及iOS,通過強大的生態能力和研發能力推出了諸如Twitter、whatAPP的全球化產品,在中國以外的市場,幾乎只剩下美國的科技公司。在2019年全球前十的互聯網公司,美國6家上榜,中國4家上榜。歐洲及日韓,並無一家進入前十。

互聯網之爭,已經變成了中美之爭了。

從2020年3月開始,美國開始對中國的互聯網公司“動手”了,他們選中的,就是中國最為全球化的Tik Tok,他們祭出的是“數據安全”。不過第一次,Tik Tok並未出席聽證會。

7月20日,眾議院已經以336票對71票通過該法案,禁止聯邦僱員在政府設備上下載Tik Tok,該法案是《國防授權法》修正案的一部分,在通過眾議院和參議院的投票之後,可能很快成為法律。而就在20天之前,印度電子信息技術部宣佈,禁止包括TikTok在內的59款中國手機應用軟件。

10天后,Tik Tok陷入了封禁或者被收購的境地,這種由領導人、利用政府公權力,來迫使市場化下進行經營的民營公司,來進行沒有自主權的“二選一”的行為,將再一次被記入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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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上一次動用政府公權力,舉國之力和盟友之力來針對的公司,叫華為。而在華為之前,叫中興。中興和華為代表了中國有志於全球化的科技公司,而且已經做到世界最先進、最前列。

那麼,作為中國拿得出牌面的全球化的高科技企業,中興在激活限制令的時候,是中國第二大、世界第四大的電信基礎設備供應商,是美國第五大的手機供應商。華為在進入實體清單的時候,是全球最大的電信基礎設備供應商、第二大手機供應商,此外還有數個全球前三的業務。

而Tik Tok則代表了中國互聯網公司中,全球化的代表。美國現在挑Tik Tok來動手,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那就是要開始準備全面封殺中國有志於全球化的互聯網公司,有志於在垂直細分邁向世界第一,展開全球競爭的所有互聯網公司,要扼殺每一個試圖在美國製定的互聯網規則下挑戰美國霸權的公司,哪怕只是一個細分賽道,美國也絕對不會允許。

那麼,在Tik Tok之後的互聯網公司,美國會挑哪一家下手呢?是京東,還是阿里巴巴,還是騰訊?

我們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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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高通將設備製造賣給愛立信,摩托羅拉設備分拆、朗訊被阿爾卡特收購、AT&T併入諾基亞,美國再無電信基礎設備供應商。而全球前五中,諾基亞、愛立信是歐洲的,三星是韓國的。華為及中興代表的中國,拿下了全球42%的市場份額,在沒有製造業就沒有創新的論斷下,美國已然失去了在基礎行業繼續領導全球的資本。

沒想到的是,這一天來得更快。

中興及華為在5G技術的領先,讓美國不惜動用“緊急狀態”來進行遏制,要知道截止到7月31日,美國新冠肺炎的感染者超過460萬,而美國都還沒有宣佈進入“緊急狀態”,可想而知,美國精英階層的目的是繼續在自己建立的遊戲規則下領導世界,至於國內是什麼樣子,和他們精英階層又有什麼關係呢?

而建立在5G基礎的應用方面,視頻被認為是最為基礎和最容易實現的5G移動互聯網應用,在這方面,美國是全面落後的。無論是Facebook還是Twitter的相關應用,根本不足以成為領導性的應用,而微軟(Microsoft)及蘋果(Apple)也不具備在這方面超過Tik Tok的潛力,那麼,運行在美國建立的基礎層之上的應用,不是由美國來主導,這是美國最最不能接受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Tik Tok之死,最大的原罪,和中興華為一樣,僅僅是因為他是中國公司。

出海受阻的中國互聯網公司及科技公司們,接下來會怎麼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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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23日,最高領導人在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上,最高領導人在聽取經濟界委員的意見和建議後,說道:

“面向未來,我們要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和其他方面創新,加快推進數字經濟、智能製造,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題、國內國際雙循環互相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這段說話,基本上確立了今後一段時期內,中國的經濟發展的方向,那就是以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共同發展的長期規劃。

這段話的出發點不僅僅是因為新冠疫情的影響,造成全球各大經濟體之間被迫分離而造成的市場割裂,更重要的是由於中美經濟摩擦,美國的一些政客公開提出要和中國的經濟脫鉤、要從中國撤資、要搞貿易保護主義、逆全球化的一些措施,來限制和打壓中國的企業發展的大背景。

更為現實的是,不僅僅是因為這些政客們講了這些話,而是這些政客代表的西方精英階層實實際際的已經在這樣做,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早已昭然若揭,而且,這樣做的目的,明顯的就是為了維護自身所謂的“優越感”。

二戰結束後,杜魯門公開聲稱:

“美國已經取得世界的領導權。”

蘇聯的出現,與美國進行了長達四十餘年的“冷戰”。隨著蘇聯的解體,全球從“兩個陣營、兩種體系”演變為“一個世界、一個體系”的實際情況。

雖然“一超多強”的政治格局一直存在,但真正意義上來說,歐盟的零散、日本的依附、俄羅斯的衰落以及中國的國情,給了美國充當“世界警察”的機會,而且美國人將這個機會使用的淋漓盡致,在最近三十年中,美國幾乎每一年都在打仗,從中東到東歐,從中亞到東南亞,從非洲到南美,有槍聲的地方,一定有美國人的參與,顏色革命及扶植代理人、全球駐兵和形成包圍圈,加上美元的世界貨幣的屬性,美國人靠著軍事、金融霸權,薅著全世界的羊毛,吸著全世界的血,過著自己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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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循環”,成為了中國接下來一段時間的戰略規劃,也就不難理解了。要知道,這些事在多年以後的歷史書中,會被這樣記載:

是美國及其盟友,將中國人逼成今天這個樣子。

那麼,“內循環”的實質是什麼呢?在我們看來,是擴大內需。在“內需”之前,還多了一個“完整的”定語,在“內需”之後,還有一個“體系”。說直白點,中國需要構建的“完整的內需體系”,是建立在當下疫情面前和美國政策面前的選擇,與內需體系相呼應的,則是推進科技創新,加快數字經濟的建立,智能製造的發展,而這些,更多的就是“供應鏈”的內消化,一條建立自主可控的供應鏈內需體系,正在國家層面戰略中推進。

以Tik Tok來說,在關乎生死存亡之際,Tik Tok的母公司字節跳動在國內的員工們,非常的安靜,他們彷彿被這個世界遺忘,從3月開始,美國發起針對Tik Tok的聽證會及調查一直沒有中斷過,幾乎每個月都有與Tik Tok相關的傳聞。這一次尤其的猛烈,7月29日,以紅杉資本等為首的投資者希望以500億美元估值買下這個風靡美國年輕用戶的短視頻產品;之後8月1日又有新消息傳出,微軟正在洽談收購TikTok的事宜。除了前日傳出字節跳動的國內業務可能考慮在上海或香港上市外,其他信息顯然不如海外競購者們那麼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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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公開信息統計,Tik Tok現在的國內團隊應該維持在600-800人左右,可以算是字節跳動目前對單一產品而言的大團隊組合了,但是,Tik Tok方面,並沒有針對這些事對員工進行“安撫”或對外界進行過多的說明。

大家都處於“工作還是挺帶勁”的狀態,這和華為的員工情況基本一致,面對可能出現的情況,預案再多,該出現的還是會出現。

科技創新方面,應該是以新型的“產學研”為主了,以華為來說,久未露面的任正非7月29日至31日,在上海與南京接連訪問了四所名校: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東南大學和南京大學,陪同的還有兩位華為高管:華為戰略研究院院長徐文偉和2012實驗室總裁何庭波。

任正非在每所大學均參與了專家座談,與校方探討了校企合作的歷史與未來,產學研合作,並強調要重視高校人才的培育,助力芯片自主、人工智能產業壯大。

在上海交大,任正非說,當前科學技術發展非常之快,希望大學像“燈塔”,照亮自己,也照亮別人。

在復旦大學,任正非說,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未來我們拼什麼,就是拼教育、拼人才。”

在徐文偉的母校,東南大學,任正非表示,要珍視每一個孩子,因為不知道哪個孩子會點燃世界的火花。他說,“星光不問趕路人,歲月不負有心人”。

在南京大學,任正非表示,並希望能為了國家共同的目標,互相取長補短,將華為的工業應用經驗和復旦的前沿學術研究成果結合起來,轉化成工業產品。

從任正非希望建立新的“產學研”體系來看,接下來的一段時期內,華為極有可能會放棄在歐美以贊助的名義與一些大學的合作,這些大學之中,甚至有數家已經公開拒絕華為的資助資金,並說明是因為其他原因,而不是基於與華為合作的不愉快。

從市場、人才、創新、技術儲備等各方面,華為已經在開始打造“內循環”模式了。

但是,國際化也是不能丟的,國內國際雙循環中,國外大循環曾經是中國的三駕馬車之一,中國發展引以為傲的“出口導向型”是拉動中國GDP持續幾十年上漲的動力之一。沒有美國市場,華為依舊做到了全球第一的位置,沒有美國市場,還有廣闊的亞非拉美市場,每一塊只要精耕細作,還是一樣有機會的。

至於同屬英語語系國家、同屬北約、同屬五眼聯盟等各種唯美國馬首是瞻的國家及地區,有,肯定要全力以赴,沒有,也要持續關注。

大爭之世,每個人都在見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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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國電信基礎設備處於“七國八制”的時候,他們以落後的技術,高昂的報價,以獲取極大的利益,那時候,我們說“國家安全”,他們就開始鼓吹“自由市場”。

當中國電信基礎設備逐步國產化、通信主權逐步自主化,當我們的設備供應商在全球取得一定成績的時候,我們希望能夠在全球化的自由市場正常競爭時,他們卻祭出了“國家安全”。

直到今天,中國依舊是美國諸如高通、蘋果、英特爾等等廠商最大的海外市場,但是美國卻用這用那的原因,將中興華為排斥在美國市場之外。

7月29日,TikTok首席執行官(CEO)凱文·梅耶爾(Kevin Mayer)宣佈,TikTok將公開驅動其內容審核算法的代碼,以便專家實時觀察其執行情況。

另一方面,Facebook、蘋果、微軟等互聯網企業及科技企業,協助美國政府,炮製了全球迄今為止最大的竊聽計劃:稜鏡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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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華為同樣為求生存,任正非在訪談中堅定的表示,“(華為)百分之百是沒有後門的,我們願意給全世界國家簽訂無後門的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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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作為華為最大的競爭對手之一的思科(Cisco),自2013年起已有10起“後門”事件。自“稜鏡門”事件以來,美方一直對指控其從事網絡攻擊、竊密的事實依據三緘其口,但是“稜鏡門”的參與者們並沒有停下設置後門的腳步,他們依舊為美國政府提供著監控他人的服務。

同一時期,經多年審查,英國、德國及歐盟方面均未發現華為產品存在明顯“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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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信息顯示,“稜鏡門”事件過去這麼多年,美國並沒有停止這方面的消息,意味著統治全球的互聯網巨頭、互聯網設備巨頭,都在為美國的監控提供數據及軟件/後門的便捷之路。

華為在電信基礎設備方面的進步、Tik Tok的全球取得的成績,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美國“監控”的便利,要維持現狀,就必須要打壓挑戰者,這就是美國人的邏輯,這個源自於西方文明的“強盜邏輯”。

正如朋友所說:

別人進來的時候,我們希望別人把褲子脫了,讓我們檢查一下,再進來,但是別人不願意,因為褲兜裡可能裝著什麼見不得人的東西。

我們出去的時候,脫得赤身裸體,褲衩都沒穿,讓人家看,結果人家說,你家裡面還有褲子,不讓進。

內循環,實際上是這樣被逼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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