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名篇《登鹳雀楼》的作者真相
文丨李定广 裘江*
摘要和关键词
摘要近年来，学界对“白日依山尽”一诗的作者问题又开始争论，为全社会所关注。主要有三说：“朱斌说”、“朱佐日说”和“王之涣说”。经过文献调查和逻辑论证后发现：“朱斌说”疑点重重，因《国秀集》编纂粗陋，有内容自相矛盾、作者张冠李戴等严重问题。“朱佐日说”乃“小说家言”，实不可信。“王之涣说”有文物实录为“确证”，宋人司马光、沈括等从鹳雀楼漫漶不清的题诗中辨认此诗的作者为五个不同的名字：“王之涣”“王之美”“王文奂”“王之奠”“王文涣”，可知此诗的作者一定姓“王”，不姓“朱”，再结合王之涣墓志所确认的籍贯，以及历代文献对此诗归属的记载，可以判定这五个名字中“王之涣”是正确的。
关键词 《登鹳雀楼》 作者 真相 王之涣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登鹳雀楼》在国人心中打下了深深的文化烙印。各种经典诗歌选本选它，国家统一教科书也选了它。长期以来，这首诗的作者为王之涣，基本成为国民的常识。然而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兴起，特别是诗词热的兴起，一些知名学者撰文或演讲，提出《登鹳雀楼》的作者不是王之涣，给全社会尤其是广大中小学师生造成很大困惑，学界对此诗的归属问题也开始争议。这一争议与学界其他学术争议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为全社会所关注，所以我们有责任尽速厘清真相，对社会有个交代。
一、《登鹳雀楼》作者归属之争议
唐诗名篇《登鹳雀楼》的作者，唐宋两朝典籍所载说法有七：
其一、朱斌。出自唐芮挺章、楼颖所编《国秀集》卷下。
其二、朱佐日。出自南宋范成大《吴郡志》卷二十二引唐张著《翰林盛事》。
其三、王之涣。出自北宋李昉等所编《文苑英华》卷三百十二。
其四、王之美。出自北宋司马光《温公续诗话》。
其五、王文奂。出自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
其六、王之奠。出自南宋陈应行《吟窗杂录》卷五十。
其七、王文涣。出自南宋江少虞《新雕皇朝类苑》卷三十九。
当代学者莫衷一是，判给朱斌的声音最大。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林贞爱《非王之涣诗》①之后，共有近十篇论文论证作者应是朱斌。尤其是陈尚君②、佟培基③、张忠纲④、刘学锴⑤等先生力主“朱斌说”。也有学者认为朱佐日是武则天时人，即初唐人，比朱斌、王之涣时代更早，应该判给朱佐日。有不少学者撰文认为朱斌与朱佐日是同一人。⑥还有学者认为应该判给王文奂。⑦当然，也有学者撰文再次肯定作者就是王之涣。⑧
其实港台学者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就在争论《登鹳雀楼》的作者问题，余光中先生写于1980年的《三登鹳雀楼》中提到吴宏一先生根据芮挺章所编《国秀集》，推断此诗当为朱斌所作，又据祝诚的《莲堂诗话》说是朱佐日所作，且疑朱佐日或即朱斌。余先生在文中说：“希望吴先生再加考证，把此诗的著作权查个水落石出，免得王之涣落个“五首半”之讥。”⑨余先生生前未能获得满意的解答，本文勉力完成他的遗愿。
二、“朱斌说”疑点重重
《国秀集》是由唐国子生芮挺章初编于唐玄宗天宝三载（744），国子生楼颖于唐肃宗上元元年（760）续补定稿并撰序⑩。该书卷下“处士朱斌”名下选一首《登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重楼。”与今传王之涣《登鹳雀楼》除了题目不同，正文仅一字之差，当是同一首诗。该书在“王之涣”名下也收了的三首七绝。
出自《国秀集》的“朱斌说”，是当今所知典籍中对“白日依山尽”作者的最早文献记载，也是今存唐五代典籍中对该诗作者的唯一记载，乍从文献学的角度看确实非常有力，因为其他诸说的首出文献都比《国秀集》晚，先出文献占优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从考据逻辑上说，并非晚出的文献就一定不如早出的文献可靠，并非早出的文献就一定没有错误。笔者起初也是相信“朱斌说”的，但通过深入研究后发现“朱斌说”可谓疑点重重。
1、 “朱斌说”何以在《国秀集》之后整个唐、宋、元、明再无响应？直至明末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和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才重又提起？清代以后复归沉寂，再无人主张此说？
首先，《国秀集》编纂粗陋，有内容自相矛盾、作者张冠李戴等严重问题，历代不认可。
《国秀集》流传至今已历经一千多年，但人们对该书的相关情况似乎知之甚少。笔者多年研究唐诗选本，对《国秀集》了解较多。此书编者芮挺章与楼颖二人同为玄宗开元末国子生，国子生即国子监所属如太学、国子学、四门学等就读以备应试的学生，唐代称“生徒”，修完学业通过“监试”获得参加进士科考试资格，称为“国子进士”，与地方州府推荐的“乡贡进士”身份一样。注意：唐人称的“进士”是准备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人，是没有考取前的称呼（考取后称“前进士”），与明清所谓的“进士”指考取后的人完全不同。《国秀集》中芮挺章与楼颖二人的署名分别为“进士芮挺章”和“进士楼颖”，可见两人当时已获得参加进士考试资格。他们编《国秀集》目的之一应该是为科举考试“练兵”服务，故所选多为五七言近体。唐代是抄本时代，想得到许多人的“家集”很难，晚唐太子校书郎顾陶花三十年时间编定《唐诗类选》，仍感叹“终恨见之不遍”①，芮挺章与楼颖二人既非官员，亦非社会知名文人，仅为两个在校学生，没有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交往范围小，以二人当时的身份和能力，其编选《国秀集》的材料来源，亦不过是学馆内资料以及身边人的习作，名家作品只能假手转抄、笔录所见零篇散章而已。其所录诗人的选择范围，所录诗人水平高下，所选诗歌文字正误，作品归属是非等，错误甚多，甚至严重自相矛盾。如楼颖自序称其选录范围是“自开元以来，维天宝三载”之“见在者，凡九十人”②。但所录刘希夷、杜审言、宋之问、董思恭诸家均卒于开元以前，李峤、张说、张九龄、王泠然、崔曙、王之涣等人，在楼颖编成作序时也都不是“见在者”。可见其自相矛盾之严重。其所选诗人及相应诗作尤失水准。明人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强烈批评：“其所选十数名家而外，皆不知名，故其诗多不工。”③民国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评曰：“顾观其所选，如李峤、宋之问、孟浩然诸人，入选都非佳构，至若梁洽、康庭芝、董思恭、郑审、程弥纶、荆冬倩辈，其诗尤庸陋。”④即使选了盛唐名家“如李颀、常建、孟浩然、张九龄等，所选也都非佳作”⑤，可见编者资料来源之局限。再者，初唐既然选了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为何不选同时的四杰、陈子昂？既标榜只选盛唐，初编于唐玄宗天宝三载（744），续补定稿于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又为何李白、杜甫、岑参均不见收，反而收录年辈稍晚于杜甫、主要活动于天宝、大历时期的樊晃、严维？还有，其所录作品归属张冠李戴者，如：卷下“李颀”名下所收《白花原》一首，经李珍华、傅璇琮、佟培基等先生考证，实为王昌龄《白草原》，作者、题目皆误①；卷下“于季子”名下所收《南行别弟》一首，经傅璇琮先生考证，实为韦承庆诗②。值得注意的是，《国秀集》编选分为上中下三卷，卷上“凡二十四人”，卷中“凡二十四人”，何以卷下突然“凡四十人”？而且作者张冠李戴的问题都出在卷下。卷下乃全书收尾工作，芮挺章“堆案飒然，无与乐成，遂因绝笔”③之后，应是后来楼颖续补定稿草率所致。因此，卷下所收所谓朱斌《登楼》诗或是楼颖在草率续补中张冠李戴。
其次，《国秀集》淹没不传，至宋代被发现于旧书摊后又经宋人转抄、明人翻刻，难免讹误。
既然《国秀集》朱斌诗张冠李戴的可能性较大，那为何盛、中、晚唐至五代人没有纠正呢？《国秀集》抄本自编订以后，经唐五代直至北宋元祐三年（1088）均不见对其有任何文献提及。宋代官方书目最全面的《新唐书•艺文志》和《崇文总目》均未著录。傅璇琮先生也认为“且终唐之世，是否流传，也不甚清楚，《新唐书•艺文志》未曾著录，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流传不广。”④若不是刘景文于元祐三年（1088）发现于旧书摊，曾彦和“借本录之”（曾彦和跋）即借来转抄，恐怕也难逃亡佚的命运，亡佚就不存在“朱斌说”了。其转抄中剥蚀之讹，鲁鱼亥豕之误，必不能免。且《国秀集》唐宋抄本早佚，目前可见最早版本不过是明初翻刻本，翻刻中难保不会再出讹误。直至明末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和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才重又提起则《国秀集》，并提出《登鹳雀楼》作者问题，恐与转抄、翻刻不无关系。若此，则“朱斌说”更加值得怀疑。
2、《国秀集》编者对王之涣了解甚微，连其代表作《凉州词》都弄错。
《国秀集》还有一特点，就是在编选诗人时总是冠之以身份头衔，即便所选诗人在被录入集中时并无任何官阶、头衔，通常也冠以“进士”或“处士”等名号。《国秀集》将“白日依山尽”诗归之于“处士朱斌”，至少说明编者对朱斌还有所了解——知其为处士。而《国秀集》所选九十位诗人中未列任何官阶、头衔、称号的仅有四人，依次为：薛维翰、孙欣、王之涣、王羡门。而这四人，正是编者因所知甚少因而胡乱编写的诗人代表。薛维翰是玄宗时期人，尤工绝句、擅写闺怨。有名句“频放剪刀声，夜寒知未寝”行世，早在开元中便已进士及第。《唐诗纪事》载“维翰登开元进士第”①，而《国秀集》只书姓名，可见编者对其所知甚微。孙欣与王羡门在当时亦当是有名有姓的人物。孙欣和高适有交且曾获其赠诗（高适有诗《别孙欣》）。王羡门则在当时亦早有名声，宋代陈思刊印的《宝刻丛编》“唐泸州刺史康玄辩墓志”，便是“唐王羡门撰（开元十二年）”②。能为泸州刺史作墓志，定不是无名小人物。考之薛维翰、孙欣和王羡门事迹，可以确定编者对所知极为有限的诗人才只录姓名。傅璇琮先生在列出四人名单之后，说：“由此可见，即使在天宝时，王之涣的事迹就已所知甚少了。”③傅先生所言不虚。同是唐人的薛用弱在其《集异记》中记录“旗亭画壁”事时，也反复将王之涣称为“王涣之”。再看《国秀集》对所录王之涣诗的文本，当头一首便是王之涣“传乎乐章、布在人口”的名篇《凉州词》。然《国秀集》所载却是：“一片孤城万仞山，黄河直上白云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光不度玉门关。”编者竟然将王之涣的代表作都搞错了，前两句诗的顺序完全颠倒，为“粘对”格律所不允许。这样低级严重的错误恐怕难说是粗心的“错简”，而是其对王之涣了解甚微。编者既不熟悉王之涣的作品，也不了解其生平仕历，那么将其名作《登鹳雀楼》错放在朱斌名下也是很有可能的。
三、“朱佐日说”实不可信
“朱佐日说”最早为南宋范成大的《吴郡志》所载：
朱佐日，郡人。两登制科，三为御史。子承庆年十六登秀才科，代济其美。天后尝吟诗，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问是谁作？李峤对曰：“御史朱佐日诗也。”赐彩百匹，转侍御史。承庆尝为昭陵挽，词入高等，由是父子齐名。（《翰林盛事》）④
范成大自注此条引自盛中唐间人张著的《翰林盛事》。不仅将《登鹳雀楼》系之朱佐日，并且对其有相关的身份、背景描述。朱佐日的形象较之朱斌更加丰富鲜活，诗的归属也是以故事的形式交代清楚。可知朱佐日乃武则天时期的人，“两登制科，三为御史”自然也非常人。如果此条成立，那么朱佐日活跃于武后时期，颇有可能性是《登鹳雀楼》的作者。
读者疑问的是：朱斌和朱佐日是否同为一人？若不是一人，《国秀集》和《翰林盛事》同是唐人作品，成书时间前后仅相差一二十年，何以出现两人同占一诗而唐宋人皆不予纠正？若同为一人，“处士朱斌”和“两登制科、三为御史”朱佐日的身份矛盾如何化解？
遍检两《唐书》《全唐文》等重要的唐代文献，皆未载朱佐日、朱承庆父子姓名，唯宋以后的几部吴地地方文献如《吴中人物志》载其父子姓名，内容与《吴郡志》基本相同。
值得庆幸的是，上世纪出土的唐人墓志中，有一方朱佐日墓志，全称《大唐故信都郡武强县尉朱府君墓志》，志云：“佐日，会稽人也。”已与《吴郡志》所载之“郡人”不合。后云其“年卅，国子进士擢第，居无何，署信都郡武强县尉，以判选也。天宝十三载七月终于睦仁里私第，春秋四十九”，并云“屈于黄绶”①，那么其平生仅官至县尉，与《吴郡志》所载“两登制科、三为御史”抵牾。据墓志，朱佐日生于公元705年，该年武则天去世，所谓“天后尝吟诗”便是无稽之谈。
当然，范成大所引《翰林盛事》之朱佐日，与出土墓志之朱佐日，生平差异较大，会不会是同时代同姓名的两个人？这种巧合也不能绝对排除。即便墓志的出土，难以完全否定“朱佐日说”，但结合另一条证据，应该可以否定“朱佐日说”了。这条证据就是，《吴郡志》所载朱佐日子朱承庆“年十六登秀才科”事，是违背史实的。唐代的“秀才科”很是特殊，虽有设置且为常选科目但极其难考。李林甫在《唐六典》谓秀才科“取人稍峻，自贞观后遂绝”②。《通典》和《旧唐书·职官志》均谓秀才科贞观后废绝。“贞观”为唐太宗年号，从公元627到649年，也就是说公元649年以后就没有“秀才科”了。但《新唐书·选举志 》则云“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③。《文献通考》所载《唐登科记总目》自永徽二年起，便不再有秀才及第的记录。“永徽”为唐高宗年号，永徽二年即公元651年。就是说，“秀才科”最迟于公元651年便停废。朱佐日之子朱承庆若要登秀才科，必须在永徽元年（650）以前。而范成大引《翰林盛事》谓其父亲朱佐日在“天后”当政时期任“御史”，“天后”当政时期即公元684年至705年，“御史”属于从七品上阶至从六品下阶官员，为唐代中低级官员。按最低推算，假定武后当政的第一年即公元684年，作为中低级官员的朱佐日就已经50岁，则高宗永徽元年（650）朱佐日才16岁。其子朱承庆应该尚未出生，则其“登秀才科”便是天方夜谭。
范成大《吴郡志》自注此条引自唐人张著（张鷟之孙）的《翰林盛事》。关于《翰林盛事》一书的记载，从《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到《宋史·艺文志》均有著录。可见在有宋一代《翰林盛事》还是流传较广的，既然大家都能见到《翰林盛事》一书，何以宋人均不将《登鹳雀楼》诗归于朱佐日呢？这从侧面说明宋人看到的《翰林盛事》中很可能并无此记载，应该是范成大为了标榜吴地人杰地灵而误录了“小说家言”。还举一条旁证：早于范成大的王十朋在注苏轼诗“井落依山尽”句时引“唐王文奂题鹳雀楼诗云：白日依山尽”，又在注苏轼“笔研耕学死”句时“援张著《翰林盛事》：王勃能文，请者甚众。金帛盈积。人谓，心织而衣，笔耕而食。”①此前担任掌管文书秘阁图籍秘书监的王十朋在见过《翰林盛事》后，不把《登鹳雀楼》著作权归朱佐日，却把著作权归于“王文奂”，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
四、“王之涣说”证据充分
（一）文物实录是“确证”
王国维曾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二重证据法”，即用文献资料与考古文物相结合的方法,来考证客观的历史实在。这一科学方法数十年来得到很好地贯彻和进一步发挥，解决了许多重大疑难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唐人题诗的鹳雀楼至宋代是否还存在？其上诸家题诗的墨迹保存时间是否足以让宋人看到并抄录？也就是说，如果能亲眼看到鹳雀楼上诸家所题之诗的署名，并誊录下来，那应该是最可信的，其他纸质文献的不同记载皆可忽略。因为作者本人亲手题写在鹳雀楼上的诗，还能署错名吗？
首先，我们看看北宋大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的《续诗话》：
唐之中叶，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没不传于世者甚众。如河中府鹳雀楼有王之美、畅诸诗。畅诗曰：“迥临飞鸟上，高谢世人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王诗曰：“白日依山尽，黄河彻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二人者，皆当时贤士所不数。如后人擅诗名者，岂能及之哉！②
司马光是绛州夏县人，鹳雀楼名胜就在其家乡附近，应该很年轻时就去看过，假定他20岁（公元1038年）去登楼，距离盛唐人题诗约300年。司马光正是有感于部分唐代诗人“姓名湮没不传于世”，于鹳雀楼之上抄下王之美与畅诸的两首诗。“不数”者，不算在内也。从司马光这段话可见“王之美、畅诸”二人到北宋时名气不大，不算名人和贤士，人们不大了解他们。如果此“白日依山尽”的作者“王之美”就是王之涣的话，说明司马光对王之涣也不太熟悉，否则应会纠正为王之涣。
其次，我们看看北宋大科学家沈括（1031－1095）的《梦溪笔谈》：
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瞰大河。唐人留诗者甚多，唯李益、王文奂、畅诸三篇，能状其景。李益诗曰：“鹳雀楼西百尺墙，汀洲云树共茫茫。汉家萧鼔随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事去千年犹恨速，愁来一日即知长。风烟并在思归处，远目非春亦自伤。”王文奂诗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畅诸诗曰：“迥临飞鸟上，高出世尘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①
文中的“留诗”指留题诗。沈括从鹳雀楼看到并抄录的与司马光略有不同。从这段话可知，鹳雀楼上唐人题诗甚多，沈括认为最好的有三篇，即李益、王文奂、畅诸三人的题诗。“畅诸”与司马光看到的相同，所不同者，“白日依山尽”的作者一记为“王之美”一记为“王文奂”，必有一人看错，或者两人都不确。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沈括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家，他在《梦溪笔谈》中记录了许多从亲眼所见的文物中誊录诗文，以及用文物对纸质文献中的诗文进行订正的事，沈括往往亲眼目验方敢去伪存真，体现了沈括对于诗文记录的科学、客观态度。如卷十四“艺文一”这两条记载：
长安慈恩寺塔有唐人卢宗回一诗，颇佳。唐人诸集中不载，今记于此：……②
韩退之集中《罗池神碑铭》有“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今验石刻，乃“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③
卢宗回登元和十年(815)进士第，题诗慈恩寺塔当在该年春，距离沈括抄录时已经270多年。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题诗距离沈括抄录时约330年。沈括作为极具理性、客观的科学家，他对于鹳雀楼上唐人题诗的记录是严谨真实的。不过，他何以把“白日依山尽”诗作者录成“王文奂”？
最后，我们看看宋陈应行辑《吟窗杂录》所载：
河中府鹳雀楼有畅诸、王之奠留题。畅诗曰：天诗围平野，河流入㫁山。王诗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李益诗曰：汉家箫鼔随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④
《吟窗杂录》一书是汇集自魏文帝至北宋梅尧臣的诗格类著作，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蔡襄之孙蔡传（1066—1126）所辑，蔡传是北宋人，一本记为南宋初人陈应行所辑。这段话值得注意的是：1、正文中“留题”二字，说明确实是从鹳雀楼题诗上录下来的。2、只各录了三人的一联名句，说明他认为在众多题诗中惟有这三人诗有佳句。3、把“欲穷千里目”一诗的作者记为“王之奠”，又与司马光所记“王之美”、沈括所记“王文奂”不同，三人中必有两人看错，或者三人都不确。
此外，南宋江少虞《新雕皇朝类苑》也有类似记载，又把“白日依山尽”作者记成“王文涣”。不过，北宋彭乘《墨客挥犀》卷三、北宋李颀《古今诗话》等，也均有类似记载，均把“白日依山尽”作者记成“王之涣”。
通过以上罗列分析，现在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结论：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题诗距离司马光、沈括抄录时约300—330年，岁月既久，楼上字迹自然漫漶剥蚀，加上唐人题诗多为行草，若诗歌正文某些字剥蚀不清，倒可以结合诗意和格律得到较准确的推断，若作者姓名字迹漫漶不清，判断起来就要困难得多，所以不同的人辨认的结果也就不同，“王之涣”“王之美”“王之奠”“王文奂”“王文涣”这五个名字之中，只能有一个是正确的，参照《文苑英华》《唐诗纪事》等宋代较权威的唐诗文献，以及查考五个名字作为诗人在唐代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初步推断应该是“王之涣”正确。
那么《文苑英华》中所录“王之涣《登鹳雀楼》”是否也录自鹳雀楼上题迹呢？今检《文苑英华》卷三百十二，王之涣此诗紧随“畅当《登鹳雀楼》”后①。“畅当”实为“畅诸”②，应该是明人弄错③，畅诸是开元时人，畅当是大历时人。从《文苑英华》将这两首《登鹳雀楼》排在一起，而不和王之涣、畅诸（或畅当）的其他诗排在一起，可以推断，也是录自鹳雀楼上题诗。
《文苑英华》主编李昉（925—996）看到题诗大约在公元944（本年20岁）—982（本年九月始编《文苑英华》）之间。而据王之涣墓志，王之涣（688—742）是绛州（今山西绛县）人，鹳雀楼虽离其家很近，但当时并非特别有名，他登鹳雀楼题诗时间，在其辞官归乡“悠游青山……在家十五年”④之时，据李希泌先生确切考证，在公元727—741之间⑤，距李昉看到题诗相隔220年左右。到司马光、沈括等看到题诗距离王之涣在鹳雀楼题诗大约300—330年。
有学者质疑：鹳雀楼上王之涣等人题诗到宋代还能否看到墨迹？会不会是宋人补题的？不然为何唐人李翰《河中鹳鹊楼集序》只提到畅诸诗而不提王之涣诗呢？⑥
“鹳雀楼”一名“鹳鹊楼”，在唐代河中府 (今山西永济市)①，唐·殷尧藩《和赵相公登鹳雀楼》诗自注：“楼在河中府，前瞻中条，下瞰大河”。宋人眼中的鹳雀楼已是名胜，自然受到保护。宋释文莹《湘山野录》载宋真宗曾至河中府登鹳鹊楼。②
据乾隆《蒲州府志》卷三“古迹·鹳雀楼”载：“唐世诸公犹多题咏，历宋至金明昌时犹存。……元初楼已就毁。”③明昌是金章宗年号，即公元1190—1196年。金明昌时犹存，被毁是在哪一年呢？鹳雀楼被毁是在金元光元年（1222）即蒙古成吉思汗十七年，本年蒙古木华黎进攻金河中府，金守将侯小叔下令烧毁鹳雀楼和蒲津渡浮桥。《金史·侯小叔传》载：“夜半坎城以登，焚楼、橹，火照城中。”④金、元大战中一场大火，将这座“江北第一名楼”化为灰烬！
那么，鹳雀楼上王之涣等人题诗到宋代李昉、司马光、沈括，历时已220—330年之间，还能否看到墨迹呢？前引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他到慈恩寺塔抄录唐人卢宗回题诗事，该题诗已270多年，仍然清晰可辨。再举一例，长安慈恩寺塔（即大雁塔）唐人题名拓本《慈恩雁塔题名卷》也是由宋人拓下的，今藏中国社科院，收有唐贞元二年（786）到咸通四年（863）的雁塔题名，较为清晰。该拓本的来历，宋陈思《宝刻丛编》载《慈恩雁塔唐贤题名十卷序》有详细记载：
重和戊戌，察雠书东观，偶与同年柳伯和纵谈及此，击节怅然。明年，伯和出使咸秦，暇日率同僚登绝顶，始命尽划断壁，而所得尤富。皆前此未见者。又俾刊者李知常、知本摹拓，随其断缺，不复敢增益一字。⑤
据此可知，雁塔题名拓本是宋徽宗“重和戊戌”之“明年”即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所拓。贞元二年（786）的题名到宣和元年（1119）共333年。既然333年的雁塔题名，仍可清晰辨认，那么鹳雀楼上王之涣题诗到宋代李昉、司马光、沈括时在220—330年之间，怎么就不能辨认呢？
既然宋人仍能辨认，那么就没必要补题。况且，如果真是宋人补题，那字迹一定非常清晰，就不会有宋代诸名家从鹳雀楼所录姓名出现“王之美”“王之涣”“王文奂”“王文涣”“王之奠”的差异。这些所誊录姓名的差异，不正好从反面说明，鹳雀楼上诸诗的字迹不是宋人补题，而是漫漶剥蚀的唐人旧迹吗？再者，臆测宋人在文物上公然造假，亦不太恰当。
既然不是宋人补题，那为何唐人李翰《河中鹳鹊楼集序》只提到畅诸诗而不提王之涣诗呢？让我们先看李翰《河中鹳鹊楼集序》：
后周大冢宰宇文护军镇河外之地，筑为层楼。遐标碧空，影倒洪流，二百馀载，独立乎中州。以其佳气在下，代为胜概，四方隽秀有登者，悠然远心，如思龙门，若望昆仑。河南尹赵公，受帝新命，宣风三晋，右贤好事，游人若归。小子承连帅之眷，列在下客。八月天高，获登兹楼，乃复俯视舜城，傍窥秦塞。紫气度关而西入，黄河触华而东汇，龙据虎视，下临八州。前辈畅诸，题诗上层，名播前后，山川景象，备于一言。上客有前美原尉宇文邈、前栎阳郡郑鲲，文行光达，名重当时。吴兴姚系、长乐冯曾、清河崔邠，鸿笔佳什，声闻远方。将刷羽青天，追飞太清，相与言诗，以继畅生之作。命予纪事，书于前轩。①
据李翰此文，鹳鹊楼（鹳雀楼）为后周宇文护始建。“河南尹赵公”即赵惠伯，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春，河南尹赵惠伯新调任河中尹②，李翰在其幕下，秋八月奉命登鹳雀楼集会而作此序。序中对于前人鹳雀楼题诗只提到“前辈畅诸”一人，而不及王之涣，何也？
其实在建中二年（781）八月李翰登楼之前，已在鹳雀楼题诗的不止畅诸一人。撇开王之涣不说，李益、耿湋等人亦早已在鹳雀楼题诗了。李益鹳雀楼题诗，宋代沈括等人已抄录。李益（746—829）是凉州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大历四年(769)进士及第，大历六年(771)又中“讽谏主文科”，授华州郑县主簿。“华州郑县”即今陕西渭南市华州区，在华山脚下，离蒲州鹳雀楼仅一河之隔，李益登鹳雀楼必在大历六年(771) 任郑县主簿时。耿湋（736—787），是蒲州（今山西永济市）人，代宗宝应二年(763)登进士第，虽然鹳雀楼就在其家乡，但登楼题诗应在其进士及第成名之时，故耿湋《登鹳雀楼》诗当作于宝应二年(763)或稍后。
可见，在李翰登楼前至少有四人题诗鹳雀楼：畅诸、王之涣（或朱斌）、李益、耿湋。而李翰序文只提畅诸一人，盖因畅诸是“前辈”，且有功名和时望，畅诸在玄宗开元初即登进士第，九年(721)中拔萃科。而王之涣既无功名亦无时望，李益、耿湋又与李翰是同辈人，当时声望也不大，故皆未提及。如果“白日依山尽”诗是朱斌所题，李翰又为什么没有提朱斌呢？其实，序文只需列举个别榜样，不必全面记录，即使到李翰之后鹳雀楼上唐人题诗更多，北宋司马光专门去抄录，也只录二人，沈括也只录三人。
颜真卿侄子颜防贞元九年（793）所撰《鹳鹊楼记》①，对鹳雀楼题诗应有更详细的记载，可惜今已不存。中唐高僧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中提到：“故有人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②这应该是《文苑英华》之前最早引用王之涣《登鹳雀楼》诗句的，但没提作者姓名，大概也是因为对王之涣不甚了解。
（二）王之涣生平及历代对此诗归属的判断是“辅证”
首先，从朱斌、朱佐日、王之涣三人生平看，朱斌除了《国秀集》称其“处士”外，其生平籍贯一无所知，历代文献未见任何记载，朱佐日则无论是会稽人还是吴郡人，均离蒲州鹳雀楼甚远，其墓志亦未云其到过蒲州。王之涣的籍贯长期以来被误作“太原人”（《唐诗纪事》）或“蓟门人”（《唐才子传》），直到上世纪初其墓志被发掘出来，才知道他是河中府绛州人，鹳雀楼正在起家附近，加之墓志载他辞官回乡“悠游青山……在家十五年”，所以他登鹳雀楼是必然的。还有，《登鹳雀楼》诗的豪迈风格与墓志介绍他的个性与诗风“慷慨有大略，倜傥有异才，尝或歌从军，吟出塞，皦兮极关山明月之思，萧兮得易水寒风之声”亦相合。
其次，从历代对此诗归属的判断看，王之涣占有压倒性优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彭叔夏撰写的《文苑英华辨证》十卷，专门对《文苑英华》中“字画鲁鱼，篇次混淆”③进行辨正，这本“考订商榷，用功为多”④的书，对《文苑英华》所收王之涣《登鹳雀楼》诗的著作权并没有提出异议。古人直接讨论这一名篇的归属问题，表达自己看法的，大概是清代的王士禛，其《池北偶谈》卷十七“朱佐日”条中说：
张昶景春《吴中人物志》云：“武后尝吟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云云。问是谁作，李峤对曰：‘御史朱佐日诗也。’赐彩百匹。子承庆尝为昭陵挽诗，入高等，由是父子齐名。”按此诗诸集皆作王之涣，之涣开元间诗人。《纪事》《诗话》亦不载佐日名字，张说不知何据。⑤
王士禛认为“朱佐日说”证据不足。只是王士禛所说的明人张昶的《吴中人物志》，并非“朱佐日说”的最早记载，而是来自范成大的《吴郡志》。
为全面了解历代学者对“白日依山尽”一诗的态度，兹将历代重要典籍中对这首诗归属的记载情况列表如下：
作者说
记载文献
备注
朱斌
唐：芮挺章《国秀集》
明：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钟惺、谭元春《唐诗归》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注：一作王之涣诗）
将王之美、王之奠、王文奂、王文涣，皆归为王之涣
朱佐日
宋：范成大《吴郡志》、王象之《舆地纪胜》、郑虎臣《吴都文粹》
元：祝诚《莲堂诗话》
明：李贤《明一统志》、明刻本《苏州府志》、张昶《吴中人物志》
清：冯桂芬《苏州府志》、王初桐《奁史》、赵宏恩《江南通志》
王之涣
宋：李昉《文苑英华》、司马光《续诗话》、沈括《梦溪笔谈》、彭乘《墨客挥犀》、李颀《古今诗话》、计有功《唐诗纪事》、阮阅《诗话总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陈应行《吟窗杂录》、江少虞《新雕皇朝类苑》、曾慥《类说》、王十朋《东坡诗集注》、洪迈《万首唐人绝句》、陈起《江湖小集》、谢枋得《千家诗》
明：高棅《唐诗品汇》、胡应麟《诗薮》、唐汝询《唐诗解》、胡谧《山西通志》、蒋德璟《蒋氏雚经》、李攀龙《古今诗删》、胡震亨《唐音统签》、周珽《唐诗选脉会通评林》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注：一作朱斌诗）、陈廷敬《御选唐诗》、徐倬《全唐诗录》、黄生《唐诗摘抄》、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徐增《而庵说唐诗》、黄叔灿《唐诗笺注》、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费经虞《雅伦》、潘德舆《养一斋诗话》、钱维诚《摭拾掌故草稿》、王士禛《带经堂诗话》、《池北偶谈》、《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绝句选》、李瑛《诗法易简录》、张英《渊鉴类函》、张玉书《佩文韵府》
从表中可知，历代支持“朱斌说”的总共三个半典籍，皆是唐诗总集类文献，再未查到支持“朱斌说”的第四个典籍。
支持“朱佐日说”的总共十家典籍，没有一部是唐诗总集类文献，基本上是地志类文献，皆源自范成大《吴郡志》，范成大自注引自唐人张著《翰林盛事》，然《翰林盛事》一书早已亡佚，无从查考。
历代全部诗话类典籍皆支持“王之涣说”，唐诗总集类典籍除了表中这三个半典籍外，亦全部支持“王之涣说”。一般认为，宋人对唐诗的判断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通过检索统计发现，宋代文献中，除了吴地方志文献外的全部文献皆支持“王之涣说”，这一点决不可忽视或小觑。我们知道，清代人多擅长考据，饱学之士甚多，除了《全唐诗》将此诗分属“王之涣”“朱斌”名下外，其他唐诗总集、诗话、笔记等皆支持“王之涣说”。
总结：通过以上的文献排比和逻辑论证，首先，可以十分确定的是，“朱佐日说”乃“小说家言”，实不可信。其次，可以确定的是，北宋司马光、沈括等不同的人从鹳雀楼漫漶不清的题诗中辨认此诗的作者为五个不同名字：“王之涣”“王之美”“王之奠”“王文奂”“王文涣”，有一个共同点是这首诗的作者一定姓“王”，不姓“朱”，再联系《国秀集》“张冠李戴”等诸多疑点，所以此诗作者为“朱斌”的说法也可以排除。最后，再结合王之涣墓志所确认的生平尤其是籍贯，以及历代文献尤其是宋代文献对此诗归属的记载，在“王之涣”“王之美”“王之奠”“王文奂”“王文涣”这五个名字中，可以判定“王之涣”是正确的。
至此，“白日依山尽”一诗的著作权真相应该水落石出，当是王之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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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唐诗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8ZDA248）。
①林贞爱《非王之涣诗》，《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4期。
② 陈尚君《补遗六种札记》，见《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版，另见《中华读书报》2018年09月12日08 版。
③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④张忠纲编《全唐诗大辞典》（语文出版社2000年版）直接将《登鹳雀楼》改署“朱斌”。
⑤刘学锴《唐诗选注评鉴》已改诗题为《登楼》，作者署“朱斌”，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版，第172页。
⑥如史佳《作者质疑》，《学术月刊》1987年第2期；周生春《王之涣作诗辨正》，《浙江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等等。
⑦俞钢、范荧主编《中国历史悬疑系列 隋唐五代卷》，上海辞书出版2016年版，第160页。
⑧张军《作者考略》，《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李希泌《盛唐诗人王之涣家世与事迹考》，《晋阳学刊》1988年第8期。
⑨余光中著《余光中集（第七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29页。
⑩参陈伯海、李定广《唐诗总集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7页。
① 见陈伯海、李定广《唐诗总集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61页。
② 见陈伯海、李定广《唐诗总集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9页。
③ 明许学夷《诗源辩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55页。
④ 民国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35页。
⑤傅璇琮《国秀集·前记》，傅璇琮、陈尚君、徐俊编《唐人选唐诗新编》，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75页。
①见《古籍整理与研究》第五辑, 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1页。另参傅璇琮、陈尚君、徐俊编《唐人选唐诗新编》，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37页。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页。
②见傅璇琮、陈尚君、徐俊编《唐人选唐诗新编》，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52页。
③见陈伯海、李定广《唐诗总集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9页。
④见傅璇琮、陈尚君、徐俊编《唐人选唐诗新编》，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75页。
① 宋计有功著，王仲镛校笺《唐诗纪事校笺》卷二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60页。
② 宋陈思《宝刻丛编》卷八，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6页。
③ 傅璇琮《靳能所作王之涣墓志铭跋》，见其《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版，第58页。
④ 宋范成大《吴郡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35页。
① 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第2部第3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669页。
② 唐李林甫《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5页。
③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63页。
①宋王十朋集注《东坡诗集注》卷二十三、卷二十五，四部丛刊景宋本。
②见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8页。
① 宋沈括撰，胡道静校注《新校正梦溪笔谈》，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63页。
② 宋沈括撰，胡道静校注《新校正梦溪笔谈》，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6页。
③ 宋沈括撰，胡道静校注《新校正梦溪笔谈》，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0页。
④ 宋陈应行辑《吟窗杂録》卷五十“杂题”类，中华书局1997年影印版，第1309页。
① 明刻本《文苑英华》误作“张当”，傅增湘《文苑英华校记》引旧抄本作“畅当”，见《文苑英华校记》第四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影印版，第341页。
② 敦煌写本有此诗，署名“畅诸”，见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03页。另参岑仲勉《读全唐诗札记》，收入其《唐人行第录（外三种）》，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③ 明刻本《文苑英华》错讹较多，使用时须结合傅增湘《文苑英华校记》，参陈伯海、李定广《唐诗总集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00页。
④ 此为墓志原文，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47页。
⑤李希泌《盛唐诗人王之涣家世与事迹考》，《晋阳学刊》1988年第8期。
⑥《唐才子传校笺》谓“司马光《温公续诗话》、沈括《梦溪笔谈》卷九又云鹳雀楼上有之涣、畅诸等诗，然李翰……仅云楼上有畅诸题诗，不及之涣……是宋时楼上之诗，为后人补题，非唐人原题”，见《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5页。
①据《新唐书》“方镇表”及“地理志”，唐开元时仍名蒲州，至德元载（756）始升河中府。
②宋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上：“真宗西祀回跸，次河中，时长安父老三千人具表诣行在，乞临幸，且称‘汉、唐旧都，关河雄固，神祗人民，无不望天光之下临也’。上意未果，召种司谏放以决之。时种持兄丧于家，既至，真庙携之登鹳鹊楼，与决雍都之幸。”
③乾隆《蒲州府志》卷三“古迹•鹳雀楼”，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66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
④元脱脱《金史》卷一百二十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71页。
⑤宋陈思《宝刻丛编》卷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5页。
① 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七百一十，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版，第3665页。
② 五代刘昫等《旧唐书•德宗纪》：“（建中二年正月丁亥）以河南尹赵惠伯为河中尹，河中、晋、绛、慈、隰等地都防御观察使。”
①宋佚名《宝刻类编》卷四，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14页。
②唐释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下，东方出版社2017年版，第123页。
③④见陈伯海、李定广《唐诗总集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02页。
⑤清王士禛《池北偶谈》，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18页。
作者简介
李定广（1966—），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唐宋诗词。
裘江（1992—），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唐宋诗词。
特别鸣谢
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
敦和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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