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幕末時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半個多世紀裡，腳氣病一直是日本人的夢魘，每年因腳氣病死亡的人數最少也有6500人，最多的年份達15085人。
由於這種病多發於江戶等繁華的大城市的富裕居民中，農村裡貧窮的農民患病率反而較低，因而又稱“江戶病”。日本皇族和華族受害最深，德川幕府第十四代將軍德川家茂就死於腳氣病，他的死加速了幕府的垮臺，所以腳氣病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日本的歷史。
日本皇室多年受腳氣病困擾，明治天皇就長期患有腳氣病，時好時壞，始終不能痊癒，皇室御醫和日本醫療機構投入大量資源進行研究和治療，卻毫無成效。
腳氣病與腳氣不同，後者是由真菌感染引起的足癬，而前者是一種維生素B1缺乏導致所有臟器出現代謝障礙而引起的疾病。
腳氣病患者會感到疲倦、四肢無力，還會出現抽搐和嘔吐等症狀。隨著病情加重，腳會逐步發生潰爛，腫脹，導致無法行走，最嚴重時，會出現口齒不清、失去觸覺、肌肉癱瘓、不能進食等症狀，最終導致死亡。
正常情況下，維生素B1可以從食物中攝取。穀類、豆類、堅果類、瘦豬肉及動物內臟等食物是維生素B1的豐富來源。
明治維新前的日本是個農業國，國民以稻米為主食，可是因為土地貧瘠，大米產量很低。在戰國時期，軍隊需要大量軍糧，所以大米就成了各地大名們徵收的主要戰略物資。農民辛苦勞作一年，收下來的大米幾乎全都要作為年貢送進領主的城堡，自己只能吃小米，麩皮、啃蘿蔔和野菜，偶爾才能吃一頓糙米。有的農民甚至一輩子都沒嘗過自己種的大米是什麼道，大米對一般百姓來講，是真正的奢侈品。
當年，武田和今川兩家合力攻打北條家位於武藏國的松山城，兩軍苦戰多日，北條軍水源被切斷，眼看陷入絕境了，武田和今川正得意地等著對方投降。可是他們突然發現松山城的守城官兵居然在城頭最顯眼的地方用水洗馬，本來以為飲水都沒有了的松山城守軍，居然還有富裕的水去洗馬，這令他們非常沮喪。只能坐下來與對方談判，最終達成了和平。後來才知道，其實當時城裡確實已經沒有水了，士兵在城頭用來洗馬的是大米。他們將用盆裝著的大米從馬身上倒下去，遠遠看起來就和用水在沖洗一樣。當時的士兵大都是普通農民，他們在生活裡很少見到大量的大米傾倒下來的樣子，所以遠遠望去，就算有所懷疑，卻做夢也不會想到那是大米!
後來日本侵略中國，佔了東三省，不許一般東北老百姓吃大米飯，吃了就是經濟犯罪。這種暴虐行徑除了侵略者的殘酷本性外，還與日本人的歷史記憶有關，他們覺得普通百姓不能吃大米是天經地義的事，只有上等人才能吃大米。對本國人民尚且如此，遑論殖民地的百姓了。
皇族和貴族作為上等人，當然每頓都能吃大米。然而自從聖德太子從中國引入了佛教後，到孝德天皇時，搞了大化革新，索性將佛教定為國教。根據佛法，吃什麼變什麼，吃豬肉會變成豬，總之吃肉會墮入畜生道。 後來盛行的神道教也認為吃四條腿動物的肉不僅是一種汙穢行為，更是一種罪惡。織田信長因為痛恨比睿寺的僧人支持他的敵人，就放火燒了比睿山，還殺了三千多人，其中一項罪名就是吃肉。
到公元 8世紀時，篤信佛教的嵯峨天皇首發“肉食禁令”，此後歷任天皇又多次下詔禁止吃肉，在一道道禁令之下，日本貴族們都遠離了肉食，形成了以食肉為恥的觀念。
日本是個島國，海產豐富，但無論貴族還是武士，都不會放開了任意吃海鮮。他們正餐的葷菜一般只會有一條小魚，或者幾片醃漬的貝類。而且魚和貝類基本上不會同時出現，一餐的葷菜只能出現一種。 這與日本人嚴守禪宗“不妄食”的戒喻有關，他們鄙視貪吃者。德川家康的飲食中，連魚都很少吃，每天就吃些醃蘿蔔就米飯。
織田信長在桶狹間決戰前，先跳了一支村敦舞，然後吟誦了著名的詩句，“人生五十年，如夢也如幻。有生方有死，壯士何所憾”，最後又喝了一碗茶泡飯就出戰了。一位立志“布武天下”的超級大名，在大戰前竟然只用一碗泡飯充飢，在如今看來很不可思議，但在當時卻只能如此。
貴族們不能吃肉，又不能“妄食”，他們的食物就非常單一了，每餐基本只有大米、梅乾和味增，這就導致他們的營養攝入也很單一，而且貴族們身份高貴，他們吃的都是去了糠皮的精米，可是糠皮中是富含維生素B1的，去掉了糠皮，也就失去了B1。正是日本皇室和貴族的飲食結構，使他們成了腳氣病的高發群體。
明治維新後，由於蒸汽機的引入，稻米加工產量提高，市場精米供應增加，大城市裡的富裕居民也能吃上精米了，於是腳氣病又開始在城市裡蔓延。而農村裡的農民因為只能吃糙米，他們反而容易攝取B1，因而也不容易患腳氣病。
隨著日本走上了對外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日本軍隊的地位得到提高，為了鼓舞士氣，增加軍人的榮譽感，從1873年開始，隨著徵兵令的實施，天皇賜予軍人吃白米的恩典，很多日本人就是衝著能吃到精米而入伍的。
但從那時開始，軍隊中腳氣病患者人數激增。1875年，每1000名日本士兵中，有108人患腳氣病，1885年，每4個日本士兵就有1人患腳氣病。而海軍的發病率則更高，1878年，日本海軍有1485人患腳氣病，佔全員的33%，翌年則升至39%。腳氣病開始嚴重威脅日本軍隊的戰鬥力。
當時的日本軍隊只提供大米，副食需另外購買，軍隊給士兵發伙食費補貼，讓他們自行購買副食。但日軍士兵入伍前大多是貧窮的農民，非常能吃苦，當兵後能吃到大米已經覺得很幸福了，所以部隊發的補貼他們大多要寄回家裡，根本捨不得用，只花很少的錢買一些鹽、味增、梅乾作為調味品。每餐就吃看起來像日本國旗一樣的“日之丸”便當。就是這個原因，使大批日本士兵也像貴族一樣，因缺乏維生素B1而患上了腳氣病。
“日之丸”便當
在日俄戰爭中，戰地住院人數251185人，其中因腳氣病嚴重而入院者達110751人，加上症狀較輕，未入院治療的腳氣患者，共有25萬多參戰士兵患上了腳氣病，因腳氣病死亡達27468人。而整個戰役期間，日軍一共陣亡46423人，因腳氣病致死的士兵超過了陣亡人數的一半以上。
到甲午戰爭時，日本陸軍陣亡1132人，而因腳氣病死亡者達4064人，接近陣亡人數的四倍，腳氣病患者則達41431人。
八國聯軍侵華時，參戰的日本第5師團擁有戰鬥人員15780人，在中國的一年多的時間裡，日軍傷亡933名，而腳氣病患者則達2351人，是傷亡人數的兩倍多。
眼看腳氣病導致瞭如此嚴重的戰鬥力損失，日軍焦急萬分卻又一籌莫展，因為他們當時還不知道維生素B1為何物，當然也就找不到病因，更談不上治療和預防。日本醫療機構認為這種病是細菌感染引起的，因此竭力想找出病毒、細菌或寄生蟲等病原體，但始終一無所獲。
這一時期日軍面臨的困境如同大航海時代西方水手因缺乏維生素C而遭遇的壞血病詛咒。在西方，直到蘇格蘭軍醫林德，通過分組實驗，研究出了檸檬可以避免海軍得壞血病後，才得以預防和治癒這種疾病。而日本的林德，也終於出現了，他就是海軍軍醫高木兼寬。
高木兼寬
1880年，高木兼寬留學歸國，擔任海軍醫院的院長，開始從事對腳氣病的預防及治療研究。
他首先發現，士兵的發病率高於軍官，並瞭解到士兵因為薪金低，所以基本上只吃大米，副食很少，而軍官因為薪金高，可以獲得充分的副食，據此推斷碳水化合物攝取過量可能是導致腳氣病發作的主要原因。
隨後一件事又引起了他的注意。海軍練習艦龍驤號在一次272日的遠航訓練中，376名水兵中有169名士兵患了重度腳氣病，造成25人死亡。這169名中160名為下級士官和水兵。返回途中，該艦停靠夏威夷港進行糧食補給，全部艦隊人員改食麵包和肉食，到返回日本時，腳氣病患者竟奇蹟般痊癒。
針對這個現象，高木成立了一個專門的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最後得出結論，之前的海軍糧食供應中碳水化合物較多，蛋白質過度缺乏，這可能是導致腳氣病的原因。
根據這個結論，高木兼寬謁見了明治天皇，希望改變海軍供應的糧食品種，獲得批准。1884年初，海軍廢止了伙食費制度，並將伙食改成西方模式，將麵包和肉直接配發給海軍官兵。
然而日本士兵很不適應這種食物，覺得難以下嚥。1885年，高木建議海軍將軍糧改為蛋白質含量比白米更高的麥飯。烹飪時，將蔬菜和肉加上小麥粉煮成糊狀，再調製成咖喱味，然後配上米飯吃，結果大受官兵歡迎，到1887年，海軍中的腳氣病患者完全消失了。而咖喱飯則成了日本海軍的飲食文化傳統，一直延續至今。
按理，海軍對腳氣病的防治效果非常明顯，陸軍馬上應該採用。但是在“陸軍馬糞”和“海軍馬鹿”的咒罵中長期對立的雙方積怨太深，陸軍非但沒有采用，反而堅決抵制。
日本近代著名作家森鷗外，在日本侵佔臺灣後，擔任了臺灣總督府陸軍局軍醫部長，他堅持腳氣病源於真菌感染，指責海軍的食物配方毫無科學根據，嚴禁陸軍部隊擅自提供米麥混食。
高木兼寬非常惱怒，卻又毫無辦法，因為他的發現的確只是對經驗和現象歸納，並不能從科學理論上解釋腳氣病的發病機理，因為當時還不知道維生素B1的存在。
日本陸軍的頑固很快招來了惡果，入侵臺灣的近兩萬五千名日軍，一萬七千人患上腳氣病，一千餘人病死，森鷗外卻拿不出任何應對措施。
直到1910年，迫於形勢的陸軍才在《軍隊料理法》法中強制增加了粗糧、小麥以及多種肉類，但海軍的咖喱飯他們是絕不會接受的，而是另闢蹊徑，將肉類做成了“大和煮”。
憑著治好腳氣病的功績，高木兼寬被任命為海軍軍醫總監，1888年，成為日本首位醫學博士，1891年獲賜勳章，1905年賜男爵，列入華族。
1959年，英國南極地名委員會為紀念1882年，通過食物改良，在腳氣預防方面最先獲得成功的高木兼寬，將南極大陸南緯65度32分、西經64度14分的海角名為“高木岬”。
1910年，波蘭化學家弗恩克首次從米糠中分離提取出了維生素B1，並認為腳氣病是由缺乏維生素B1導致的，他因此獲得1929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高木兼寬的發現終於被科學所證實。
從1913年起，陸軍軍糧終於開始停止供應純白米，而是改為了含有三成小麥的混合米，這比海軍整整晚了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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