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联侨企业创始人黄保欣
30多年前，黄保欣在企业经营如日中天的时候，作出了服务国家发展和香港社会大众的新选择。这让他的企业错过了许多黄金的发展机会，也让他与富豪排行榜失之交臂。但是，他所致力管理的公众事务却越来越多，而且是比工商业务还要广泛的香港事务，并成就卓越，这让他更有满足感，香港人也都为有这样一位公而忘私的市民感到荣幸。
“我告诉英国人，在经济上，我或许可以妥协，做做中间人，但在政治上，在香港主权上，我只有一个立场：我是中国人。”——黄保欣
生逢乱世 更懂祖国
黄保欣1923年出生于福建省惠安县下浦村，父亲是西医医生，建国前，曾任惠安县仁世医院副院长，母亲是农民。他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7个兄弟，在兄弟中间，他排行老大。黄保欣从小成绩优异，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泉州培元中学读中学时，12个学期里有10个学期，他的成绩都是班级第一名。后来，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国立厦门大学，专攻化学专业。受家庭的影响，黄保欣自小就对国家和民族有深厚的感情。他回忆说：“我们家很特别，信仰基督教，却出了不少共产党员。二弟在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1948年就参加了地下党，后来到解放军后勤部军事医学科学院做研究员，参加过抗美援朝，老三也是在高中时参加地下党。我念初中时，国民党县党部一直邀请父亲参加，但他就是不去，我有一次看到他书房抽屉里面有一个中华苏维埃的铜币，当时心里有点诧异，但不敢问。他还读了很多进步的书，像邹韬奋办的杂志，我也从小看。”
因为生逢乱世，国家和民族所遭遇的磨难更是从小就深深烙印在黄保欣的心里。“九一八事变时，我上小学，老师让每个学生画一张东三省地图，让我们要记得东三省，要把它收回来。”1938年，厦门被日本占领，黄保欣被父亲送到香港的姑母家里，准备在那里读书，学做生意。期间，他得知原班同学准备集中军训，然后下乡兴办战时国民学校的消息后，就又回到了家乡。“3个月的训练，和真当兵一样，头发剃光，每天操练、演习，还有对抗模拟，连枪都是真的。毕业后就成了候补军士，被派到乡下战时国民学校工作。我年纪小，只有15岁，便被派到本县一个叫做岭头的村子里开展工作。我的宿舍就在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家里，他家里有很多书，我拿了不少去看，受到很大的影响。”回忆起往事，黄保欣先生至今都还兴奋不已。
因为这些经历，每当有记者访问黄保欣先生，问他为什么这样爱国时他都说：“我的环境就是这样，你们没有那个经历，很难懂的。”
大学毕业后，黄保欣到福建省研究院工业研究所工作，当研究生。内战爆发以后，工业研究所的工作不能正常开展，适逢一个朋友正计划在厦门双十中学复学，就请他去教了一学期的书。期间发生一二九学生运动，厦门大学的学生开始组织游行。“他们要我们学校的学生也去参加，那天我刚好在教书，我的教室刚好对着大门口，很多同学看见游行的队伍也想去，我就把笔放下来跟学生说，你们愿意去的就去吧，我们不上课了。”后来，一个朋友告诉黄保欣说“你要当心，有人说你鼓动学生游行，可能有麻烦。”于是，黄保欣又先后去了另外两个学校，还是去教书。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1月，黄保欣和同是厦门大学毕业的校友吴丽英结婚。黄保欣和吴丽英一个念化学系，一个念历史系，因相互仰慕才华与人品，而缔结缘谊，并相伴终生。
内战爆发后，内地的形势日益紧张，黄保欣再也无法继续教书。此时，他在菲律宾的华侨姑母正回到香港，重新开张在二战期间被迫中断的生意。黄保欣就和妻子一起去了香港，吴丽英在爱国学校培侨中学教书，黄保欣则帮助姑母照顾生意。他说：“当时就想最多两年就回到国内，因为内战总会结束。”
黄保欣当时的公司很小，只有6个人，但他对祖国的感情却很深，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香港一共只有两面五星红旗，其中一面是黄保欣的公司挂起的。“那个时候胆子也蛮大，当时也没想会那样突出，后来在北京谈到挂旗的问题，港澳办的人证实，说当时是两面旗。”
1952年，黄保欣回到广州，找到先前在香港做生意时就认识的朋友，提出了想要回到国内工作的想法。朋友介绍他到有关部门接洽，写了20张纸的自传及简历，自荐回来参加工作。等待确定期间，厦门组织了第一次对国外开放的土特产交流会，香港福建商会组团参加，经过广州的时候，团长病了，黄保欣代理团长。这个决定改变了黄保欣的命运。
“停留了很久，来时穿的都是秋天的衣服，但工作一直做到了冬天，回到香港时，我就病了，住院三个月。医生告诉我要休息一年。”黄保欣不得已就取消了回国的计划。决定留在香港以后，从小希望做工程师、教师或研究工作的他开始专心做生意。“那个时候，也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他说。
学以致用 开创大业
决定留在香港后，黄保欣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做生意。“之前，我工作的公司很小，做一些土特产等等东西。我是念化学的，一直觉得这些跟自已的专业没什么关系，就想，既然已经决定要做生意，就要做自己在行的。”
1958年，黄保欣与朋友合资，建立联侨企业有限公司，开始做自己专长的化学品生意。在培侨中学教书的妻子吴丽英也辞去工作，加入公司，和黄保欣一起创业。联侨最开始的业务包括塑料工业、电池工业、橡胶工业、搪瓷工业的原料供应，之后，慢慢转向了以塑料为主的贸易及制造业务。
那时，香港的塑料工业刚刚起步，很多工厂缺乏专业知识。“比方说买原料做塑料花，看原料行不行，没有科学的办法，就用牙咬一咬，软的做叶子，硬的就做枝子。我就告诉大家要看溶解系数，溶点在10以下的做什么，10以上的做什么等等。”因为黄保欣为塑料行业的同行普及了很多专业的知识，受到业内的尊重，很多塑料类企业都成为了联侨的客户。
随着市场的扩大，厂家技术性的要求也相应提高，黄保欣又利用所积累的知识，率先向厂商提供技术性的数据信息和市场情报，并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的技术到香港推广，其塑料注塑机更是占到全港同型入口机器60%到70%的市场，成为市场上最权威的供货商。与此同时，与日本一些著名跨国公司保持良好合作的黄保欣经常带一些香港的塑料生产商到国外参观考察，不但让塑料原料商和生产商之间建立了很好的业务关系，也推动了香港塑料行业的整体向前发展。
1974年，香港塑料业界专门成立了香港塑料原料商会，在业内享有声望的黄保欣被大家推举为商会主席，一直任职到1989年。期间，他领导会员撇开恶性竞争，相互磋商、联谊，齐心为发展香港工业和经济尽力。在他的推动和塑料业者的共同努力下，香港塑料产品成为了香港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黄保欣也因为对香港塑料行业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嬴得了“塑料原料大王”的称号。
“做生意第一要很有信用，不要掺假，答应的事情就要做到。还有就是要财务健全，我从没有钱开始做生意，但从来不在财务方面出问题。在香港英制的时候，我拿了两个勋章，其中一个是1987年授予的英帝国司令(CBE)勋衔，其目的就是专门感谢我在立法局财务委员会上的贡献。那个时候，我一直说，香港地方小，政府花的钱不能太多，他们花的钱超过GDP的18%的时候，我就建议降到15%。经过努力，最后降到了16%左右。”
令人遗憾，也令人欣慰的是，就在联侨企业蒸蒸日上，最为红火的时候，黄保欣将企业的发展重任全权交给了妻子吴丽英去做，自已则投身到了社会事务中去，为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遗憾的是，香港因此少了一个大企业家。欣慰的是，香港因此多了一位杰出爱国人士，一位享有声望且为祖国作出多多贡献的社会活动家。
安咨会名誉主席黄保欣、港区人大代表谭惠珠参观大亚湾核电基地
投身社会 建设香港
随着香港经济起飞，对人才的需求也与日俱增。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黄保欣便于此间脱颖而出。1962年，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改选，黄保欣被选为会董，1965年，又被推举为常务会董，开始在每年一度的工业展览会任职。期间，他深入研究经济社会问题，时时创新提出有益意见，例如1967年工展会在红墈举行，他担任布置部长，就创意地在大会入口处树立两个大牌，一边是10年来香港进口金额的增长曲线，另一边是出口金额的增长曲线，首次将香港的贸易数字展现在大众面前，令人印象深刻，引起强烈反响。1970年，厂商会再次改选，黄保欣当选为副会长，后又被聘请为名誉会长，开始更广泛地参与其中工作。
1972年，黄保欣以厂商会代表身份被委任为香港贸易发展局委员及工商业咨询委员会委员。当时，法国对香港部分货物，例如玩具等采取进口限制，但法国的香水、洋酒等产品却在香港畅通无阻。黄保欣认为这种情况很不合理，就第一个针对这一情况提出了意见。因为这个提议，香港贸易发展局同法国进行了谈判，不但成功打开了法国市场，更在法国设立了办事处，成功地推动了法国商界到香港投资。
“在法国访问期间，法国外贸部长请我们吃饭的时候，有个记者问我说，对现在你们中国的文革，你怎么样看，我说，我是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懂得中国，中华民族不是愚蠢的民族，这种现象总有一天会纠正过来，中国一定是会强大的。这句话现在是实现了。”黄保欣无论走到哪里，心里都始终装着祖国。
1974年，黄保欣率领贸易发展局出访东欧，成为香港贸易团访问东欧的先驱。随后，他又多次率团访东欧、西欧、美洲、澳洲以及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等国家，进一步拓展香港的海外市场。
1976年，黄保欣任厂商会美国建国200周年庆贺团团长，率团访问旧金山、芝加哥、纽约、华盛顿、达拉斯及洛杉矶等各大城市，代表厂商会在这些城市的议会发表演讲，介绍香港情况，并获得美国达拉斯颁予的荣誉市民称号。
1977年，黄保欣获得英国女王颁授OBE勋章，表彰他对香港工商业发展及促进香港对外贸易的贡献。1978年黄保欣代表厂商会担任贸易发展局委员已届满6年，厂商会另派代表，而黄保欣则退出贸易发展局。
1979年，黄保欣获任香港立法局非官方议员，一直担任到1988年。谈到当时的情况，黄保欣说：“总督请我去做立法局议员时，我说，恐怕你搞错了，我不是英籍人啊。他说，不是不是，现在不是英籍也可以了，我就同意了。本来我没有想做甚么议员，但是在香港，懂得国内的情况又爱国的人不多，而且香港回归的铺垫也需要人做，如果我去了，就可以在那里多一个阵地，所以义不容辞。”
1980年，黄保欣又以个人身份被委任为香港贸易发展局委员，从事工作将近10年。期间，他专注担任该局中国贸易咨询委员会主席，全力为贸易发展局拓展内地工作，推动在北京、广州等地设立办事处，加强与国内的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总会及各省分会的联系。从此，黄保欣以更大的精力投入到了公共事务中，在任立法局议员的9年时间里，作为立法局财政委员会及工务建设小组成员的黄保欣，专注于香港经济发展及财政预算，提出和促成了很多事关香港市民利益和前途的重大问题。
黄保欣一直关注和牵挂香港的高等教育。在香港还只有“港大”和“中大”两所大学时，他就在立法局会上指出：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香港应有7所大学。如今，香港已办起7所大学，他所言非虚。同时，他还先后担任浸会学院校董会主席、香港大学校董和香港理工学院工商管理课程毕业生协会赞助人，为这些院校的发展做了许多实质性的工作，付出极大的努力。
1977年，黄保欣受任香港廉政公署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委员，两年后，又受任香港业主及住客租务条例检讨委员会委员，为香港政府和社会事业的廉政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投身社会以后，黄保欣虽身兼多职，但对每一份工作，都是尽心尽责，名副其实，深得公众的拥戴。1980年，他荣获太平绅士称号。1993年，香港城市大学理工学院授予黄保欣名誉工商管理学博士，在赞辞中，学院给予了黄保欣这样的评价：“作为一位成功的企业家，黄保欣先生服务于香港社会大众已10多年，自从投身参与公务起，他经营的企业错过了这段时间里出现的许多机会，在进展上没法达到应有的速度。但是，他所致力管理的是比工商业务还要广泛的香港事务，香港人都为这样一位公而忘私的市民感到荣幸。授予黄保欣先生名誉工商管理学博士学衔乃是恰当的，是受之无愧的。”
一年后，他又荣获香港浸会大学授予荣誉社会科学博士，以及深圳市首批荣誉市民、南京市荣誉市民称号，并被聘为经济顾问。
立场坚定 服务回归
1980年，中英政府将香港主权回归的问题提到正式议程上来，立法局就英国要不要把香港归还给中国等问题展开辩论。黄保欣首当其冲，仗义执言“香港本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归还中国。”有人主张主权回归后，对香港的管制权再由英国保留30年，黄保欣当即坚决表示反对：“当年，中国人民为了夺回失地，与日本侵略者进行8年浴血奋战。今天，当英国人统治香港的期限结束的时候，没理由再让中国人继续蒙受历史遗留下的耻辱。”
1985年，香港特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黄保欣受命担任委员，参加政制和经济两小组的工作，并担任了经济专题小组的港方召集人。对于这样一项光荣而神圣的工作，他更是带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全身心地投入。在政治方面，他认为一定要循序渐进;在经济方面，他力主“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并还坚持在基本法中写明“外汇不受管制”，以保证资金不流失。由于他担任立法局议员时就主要参与了政府财经与公用建筑工作，对香港的经济运作比较熟悉，所以他提出的一些意见，不少被采纳并列入到基本法条文内。
1990年，全国人大通过基本法以后，身为基本法起草委员的黄保欣功成身退，转而参与到“一国两制”经济研究中心工作，并兼任中心副主席职务。“因为1990年到1997年还有一段时间，大家觉得应该有一个机构来延续这种工作，中央就提出组建一个一国两制经济研究中心，打出经济两个字，港英政府比较容易接受一些。后来港英总督彭定康发出一些不好的声音，中央就决定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预备工作委员会。”黄保欣回忆说。
“彭定康上任以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中关于政制发展部分违背了基本法及中英双方的协议，我在电视机前看完全部报告后，当晚就写了一篇商榷的文章，提出异议，第二天，文章就在三份报纸发表，隔一天由另外的报纸转载。”预备转为了筹备后，黄保欣被委任为港事顾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工作委员会委员，并继续参加政制、经济两个小组的工作，直到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
1997年7月1日，是黄保欣与很多中国人一样永生难忘的一天，同时，也可能是他永生最为忙碌、最感自豪的一天。“1997年6月30日晚，在滂沱的大雨中参加了英国方面的告别仪式、告别宴会、中英交接仪式、行政长官宣誓、立法会宣誓成立等等过程，回到家里已经是凌晨3点。7月1日早上7点又赶到机场前往北京，在中午接受人大常委会委任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职务，随即就开会通过建议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在基本法附件三列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由此完成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依据。”
1998年，黄保欣当选为第九届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直至2003年。2002年，在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5年任期满后，他又再次获得委任，并将担任这一职务到2006年。香港回归前，黄保欣就对“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前景充满信心，并坚持认为“落实‘一国两制’政策的关键在于坚决维护基本法。”香港回归后，作为基本法守护神的黄保欣，更是为基本法在香港的深入人心和顺利实施呕心沥血，为香港的持续繁荣和稳定作出了杰出贡献。
强势有力 建设机场
1989年，香港港督卫奕信宣布了被称为“玫瑰园”的大计划，决定以耗资超过1700亿港元的巨大财力兴建香港新机场。黄保欣又开始为此奔波忙碌。他回忆说：“国内当时有很大的疑问，认为是英国人要掏空我们的钱，我和一些爱国人士的看法是应该要建的。因此，我们有机会到北京跟国家有关部门沟通，建议国家让英国人来建设，因为建设好以后，对香港有利，而且是英国人无法带走的。”
1991年，中英就机场建设达成协议后，联合成立了新机场及有关工程咨询委员会，在中英双方皆享有声望和影响的黄保欣被获任为委员会主席，负责监督工程计划的实施。1995年，中英双方进一步就新机场财务安排达成协议，正式的机场管理局也因此成立。黄保欣又被委任为机场管理局首任主席。
“机场管理局”成立之前，“临时机场管理局”已运作了近6年之久，大多数重要的建筑合约都已批出，可以说是大局已定，因此，机场管理局的职责就是“执行合约”。但黄保欣却面对着重大的挑战：要确保在28个月内，使机场的各项工程设施遵照已订下的财政预算按期完成，并于原定的1998年4月正式启用。
在机场建设的整个过程中，黄保欣都在扮演着重要的中间人角色，负责沟通和融洽了中英方面的很多事情。“在经济上，我或许可以妥协，可以做中间人，但在政治上，在主权上，我只有一个立场。”所有同黄保欣打过交道的英国人，对黄保欣的国家与民族立场都是十分的清楚。
新机场首期工程原计划先建一条跑道，当时，社会上都认为将来一定会不够用。黄保欣上任几个星期后，就果断做出决定：“提早兴建第二条跑道”，“我就觉得我们花了一千多亿建机场跟有关工程，但还像启德机场一样只有一条跑道，那一定是不够的。另一方面，很多民航界朋友提出，一条跑道假使有一架飞机有什么事情失事了，摆在跑道上，那香港就变成死港了。”他回忆说。
在黄保欣的坚持和努力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讨论了关于增建跑道的计划。1996年5月30日，香港特区政府筹备委员会正式决定：同意机场管理局立即着手进行第二条跑道及相关工程所需的设计和建造准备工作，并于1997年提前动工。1997年2月20日，机场跑道建设成功。黄保欣与其他负责人乘坐一架由启德机场起飞的小型飞机，成功地降落在赤腊角机场跑道上，这是新机场工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些提前增建的设施使新机场在运作首年的跑道容量，就每小时增加至50架次航班，并确保10年内机场的客流量畅通无阻。而这条跑道的作用也在日后发生的一件事情上得到了印证。“有一年华航飞机飞到香港来失事，摆在跑道上三天，假使那时没有第二条跑道香港不晓得会怎样。”黄保欣回忆说。
跑道建好后，客运大楼的兴建也给黄保欣带来了很大挑战。“要建客运大厦时就由一个公司来承建，他们打地基时刚好下雨，工作迟了好几个月，建筑公司就提出要机场管理局赔偿50多亿，经理部与他们谈不拢，谈不拢时间就拖。我想再拖下去机场就不能根据协议在1998年4月份使用，所以我就决定分四个小组查账，查建筑公司是否真的有亏钱、查我们自己的工程进度是不是这样、查我们的财政能力够不够，四个小组在七天里开了很多会，我自己也好几天睡不了觉。结果我决定赔他们19个亿。”黄保欣回忆说，即使是决定赔19亿，也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事情。一方面，从50亿元的赔款减少到19亿元，建筑公司肯定不会轻易同意。另一方面，毕竟19亿元是个巨大的数目，黄保心还得面对说服香港公众的压力。当时，黄保欣需要操劳的事情实在是很多，但他还是冲在最前线，最终解决了这些难题，既为香港政府挽回了不少经济损失，也确保了工程施工的进行。“做这个决定我要负责任，宣布以后当然很多人认为合理，香港也总有人反对，所以担任公职是不容易的。”回忆当时的情形，黄保欣至今还十分感慨。
在机场建设期间，黄保欣和他的团队还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但这最终都被他们一一克服。
1998年4月，新机场主体工程按计划如期竣工。
1998年4月，香港新机场主体工程在预算内如期竣工。当年7月2日，国家主席江泽民主持了新机场开幕典礼，7月6日，机场就正式启用。
1999年3月，黄保欣在拉斯维加斯接受了香港新机场被选为20世纪世界10大工程之一的荣誉。“这是香港人努力的成果，是所有人的光荣。”他说。
无私奉献 报效国家
在尽心尽力为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做出大量工作和奉献的同时，黄保欣十分关心家乡和内地事业的建设发展。为此，他先后投资创立厦门联侨有限公司和惠安的惠侨塑料制品厂，1992年黄保欣又将1970年在香港创办的人造皮革厂搬到深圳，成立联侨合成皮革(深圳)有限公司。这是他在大陆兴办的第三家工厂。
1985年，国家决定建设大亚湾核电站，但香港人普遍反对建设这个项目，因为大亚湾离香港只有50公里。反对理由是：第一，核电是不安全的，第二，中国人管核电更不安全;而随后发生的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厂事故，更是加剧了这种忧虑与恐惧。
黄保欣又开始为核电站的建设奔走呼号。“我是立法局议员，有机会发言，刚好我的第四个女儿在美国，是物理学博士，那个时候，她的工作就是在一个建设核电厂的大公司里当工程师，所以她提供很多核电数据给我，我讲起来就头头是道。后来香港立法局组织一个大亚湾核电小组，我做召集人，在辩论的时候说，第一，核电是安全的;第二，中国人绝对有能力做好。另一方面，我们就跟大亚湾联系，取得资料去解释。后来，小组其他几个人，向政府建议，组织一个大亚湾核电安全咨询委员会，由香港和内地的人共同组成，向香港人解释清楚有关工程与安全问题。委员会在1988年夏天成立，我又出任了主席，一直做到2005年年初才退下来。”
因为担负起了这个责任，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黄保欣不但为香港人能够正确认识核电及核安全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消除对核电站的疑虑，为大亚湾核电站的安全及顺利运营做出贡献。同时，也与核电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这个事情，国内的核电计划我都去看过，差不多也变成半个核电专家了。中国在华南有两个大的工程，一个是香港机场，另一个是大亚湾核电站，两个我都有参加，这是荣幸。”
黄保欣重视教育，虽然企业没有做到很大，个人财富也较为有限，但他仍然慷慨捐资，兴办教育。1995年，他为母校泉州培元中学捐资200万港元兴建了以他父亲名字命名的“黄润苍教学楼”。2001年4月厦门大学建校80周年庆典时，他又与夫人共同捐资500万港元兴建了嘉庚群楼一号楼──“保欣丽英楼”。
1998年，黄保欣被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授予特别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以表彰他对香港发展的杰出贡献。同年，他被委任为亚洲电视主席的职务，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香港商界对他企业家身份的尊重和认同。
即使是进入80岁高龄的岁月后，黄保欣依然还担任着特区行政长官报酬及离职后安排独立委员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亚洲电视主席等重要职务，继续躬耕和奉献于国家事务中。2007年7月5日，黄保欣在香港最后一份公职届满，他也因此正式荣休，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继续关心、参与和支持香港及内地的发展。“现在我已一把年纪了，与小时候的形势很不相同。国家变得富强，香港繁荣安定、越来越进步，我对前景相当乐观。”他说。
对于一生中那么多的角色转换，黄保欣说：“角色有转变，但在心里是一样的，做一个中国人，尽量为国家服务，希望国家好。念大学的时候，战争时期，吃饭也不要钱，学费也不需交，什么都不要钱，国家培养了我们，所以我们觉得是欠了国家一辈子，应该要还的。回过头来看，就是要对得起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至于很多记者询问他作为成功人士的成功秘诀时，黄保欣总是透着书生般的谦逊说，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成功，也不觉得自己很重要，如果非要总结的话，那就是，“认真、诚实、顾全大局，不论对于做人还是做事都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