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樣一位女性，她是鄉村走出來的女強人，獨立而勇敢；她也是慈母般的大姐，對家中晚輩充滿關懷；她一生為婦女解放事業奔走，她本身也是一位能力出眾，擅長多門語言的才女。她的一生是向著理想前進的一生，她有著深沉的愛國情懷，也有著身為女性的大愛，她就是陳望道的夫人，我們更應該記住她的名字——蔡慕暉。
蔡慕暉（1901—1964），號葵，名希真，浙江東陽虎鹿鎮人，復旦大學教授，著名翻譯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1926年畢業於南京金陵女子大學，1935年赴美留學，獲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碩士。回國後任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世界女青年會理事，長期從事婦女解放運動，同時為上海大學、中華藝術大學、震旦大學和復旦大學教授，一生著譯有《新道德標準之建立》《獨幕劇ABC》《世界文化史》《強者的力》和《藝術的起源》等。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為上海市政協委員、市婦聯執行委員，民盟上海市委委員和全國文聯代表。
青年蔡慕暉（攝於1930年）
從鄉村走出來的女強人
蔡慕暉出生於虎鹿鎮蔡宅村的一戶醫生之家，在虎鹿鎮小學讀到五年級後，因父親蔡人淦（又名蔡濟川）到杭州開設診所，她便隨父母來到杭州定居。在杭州讀完小學後就讀於杭州甲種女子職業學校。從職業學校畢業後先在該校的附小當老師，後進入基督教會辦的工廠做襪工。
蔡慕暉與陳望道
蔡慕暉在教會工廠工作的日子裡，因表現突出被廠主推薦赴南京金陵女子大學深造。此時正是蔡慕暉母親去世，繼母來到蔡家的第二年。蔡人淦靠薪水養活全家已屬不易，現在大女兒又要辭工去讀書，使他實在難以抉擇。為此，蔡慕暉告訴繼母：如果不讓我去讀書，以後就是給我再多嫁妝，我也不會開心的。繼母十分欣賞大女兒的決心，於是回答說：我做主了，你去讀吧，賣了金銀首飾我也讓你去讀書。蔡人淦知道後說：既然母親這樣說，我也豁出去了，你去讀吧。此後，蔡慕暉為提高自己的英語水平，為進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學作準備，於1920年離開杭州來到上海學習英語。
到上海後，蔡慕暉先進了女青年會補習英語，後考入大同大學英語專修科。在就讀大同大學英語專修科期間，蔡慕暉對翻譯英語詩歌產生了極為濃厚的興趣。她試譯的多首英語詩歌刊在1922年的《小說月報》上，並在後來就讀金陵女子大學後在金陵女子大學校刊的“小說”欄目內有了自己的作品：《小詩六首》和《悼亡友三首》。這些小詩，字裡行間無不顯示了蔡慕暉對“人和人之間”“分地煩悶”“理性與感情”以及“悽風慘雨”的正直向上的理念。
1923年，蔡慕暉如願考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學文理學院。在金陵女子大學，蔡慕暉被選為南京學生聯合會金陵女大分會的會長，為反對袁世凱賣國條約21條，她領導全校學生進行了罷課，同時上街散發傳單和捐款。在五卅運動中，金陵女大學生分會更是不斷地參會、遊行、宣傳和募捐。蔡慕暉領導學生分會工作數年，為金陵女大分會後來的發展打下了紮實的基礎，為南京的愛國學生運動作出了重要貢獻。
金陵女子大學舊影
1927年，蔡慕暉從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畢業後，應聘成為上海大學和中華藝術大學的英語教師。同年，為增加收入解決家庭經濟困難，她又應聘進了上海女青年會全國協會的編輯部工作。
1930年，蔡慕暉與陳望道結為伉儷。早在杭州期間，蔡慕暉因常去浙江省立第一高等師範專科學校聽課而認識了在該校教書的陳望道。蔡慕暉在《我的戀愛觀》一文中說：在學生時代就已潛意識地戀愛著一個自己很崇拜的人，既崇拜他的學問思想也崇拜他為學問而忍受飢寒飽暖的行為。我是覺得愛就應該說愛，不愛就說不愛，我們既不應該以金錢或權位的緣故而假不愛以為愛，同樣也不能因為某種外在的原因而假愛以為不愛。我這突然的改變使我所愛的人欣喜而又驚奇。從那時起，我的戀愛的旅程中雖也曾遇到過不少狂風暴雨的打擊，高山巨流的阻礙，但我終能勇猛奮鬥，而且愈奮鬥愈覺得有意義，感情也愈加深遠。
蔡慕暉與陳望道
最後，蔡慕暉說：寫到這裡，我想到我的愛侶如果看見了，一定要以為我是因為不能制勝家庭間種種困苦，而在聊自解嘲了吧。其實，我是很感幸福的，至少在我寫此文的時候，我是很感幸福的。由對陳望道的崇拜，漸漸地兩情相悅，蔡慕暉與陳望道自由戀愛終成眷屬。1930年9月他們在東陽蔡宅樂順堂舉行了簡單、文明而又浪漫的婚禮，他們既不放鞭炮也不設宴席。樂順堂的正中懸掛著孫中山的遺像，桌上放著紅燭、鮮花和兩張彩色花紋的結婚證書。在風琴的伴奏下，幾個學生唱著“春天的快樂”，婚禮不到一個小時就結束了。他倆的這一舉動在當時可謂驚世駭俗，可他們卻全然不顧。
在女青年會工作的經歷，以及蔡慕暉就讀於大同大學英語專修科和金陵女子大學文理學院的履歷，為蔡慕暉創造了一個赴美留學的機會。1935年8月，她被公派赴美留學，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和教育學碩士學位。1937年回國後，出任女青年會全國協會（上海、成都）總幹事，成了上世紀三十年代從浙江東陽走出來的第一位女碩士。
蔡慕暉（右四）與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同事的合影（攝於1937年）
慈母般的大姐
蔡慕暉出生後五年，她的妹妹蔡文星才來到世上，又過了五六年才有了她的大弟蔡希陶和小弟蔡希嶽，以及同父異母的小弟蔡希寧、小妹蔡希蘭和蔡希英。因為年齡相差懸殊，蔡慕暉這位大姐義不容辭地擔負起了照顧弟妹們的重任。
蔡希陶出生的時候，對父親蔡人淦而言是中年得子，所以，蔡希陶可以說是在父母和大姐的寵愛中長大的。小的時候大姐揹著他，教他學步、講話；會走路了，他拉著大姐撒嬌，一到星期天就纏著大姐要去馬戲團、去西湖邊上玩。到了讀書年齡，蔡希陶碰到問題就會打破砂鍋問到底。先問他母親，再去問大姐。沒有零用錢了，也是向大姐去要。作為大姐，蔡慕暉對蔡希陶的影響極大。因為大姐的關係，蔡希陶進了杭州市蕙蘭中學就讀。這是一所教會學校，學校對學生英語閱讀、寫作的嚴格要求，為蔡希陶後來從事的工作打下了紮實的基礎，也因為這一紮實的英語基礎，蔡希陶後來進了中科院雲南植物研究所工作，還與大姐合譯了一部世界名著《世界文化史》。
蔡慕暉之弟蔡希陶後來成為我國知名植物學家。圖為蔡希陶在溫室裡觀察木棉的結蕾情況（攝於1956年）
對比她小五歲的妹妹蔡文星，蔡慕暉是既憐憫又疼愛。蔡文星從小體弱，膽子特別小，讀小學時因被調皮同學不斷襲擾而得了精神分裂症，後就讀東南大學生物系時又因母親去世父親經濟拮据而輟學，最終因輟學和失戀憂傷，病情加重而去世。作為大姐的蔡慕暉無比哀痛。為此，她專門為小妹整理出版了一本蔡文星著《銜徽日記》，並寫了“醜小鴨的影子”等紀念文章。
1927年，因為父親蔡人淦生病停業，家裡經濟十分困難，大弟蔡希陶又剛從初中畢業要繼續求學，作為大姐的蔡慕暉與父母商量後把蔡文星、蔡希陶、蔡希嶽帶到了上海，姐弟四人入住於青雲路寓所。
到上海後，蔡希陶進了立達學園繼續學習，蔡希嶽就讀初中一年級，蔡文星則剛從東南大學肄業，沒有固定職業，姐弟四人就靠蔡慕暉一人的工資來支付昂貴的房租、水電費和衣食住行開支，以及兩個弟弟的學費。正如蔡慕暉所說：“我收入少而家庭負擔重，每月薪水不夠維持弟妹溫飽。”作為大姐，還沒有成家就如慈母般擔起了照料弟妹生活的重擔。
蔡慕暉與陳望道及內弟蔡希陶、蔡希嶽、蔡希寧合影於復旦校園（攝於1960年代）
為中國婦女的解放而奔走
1927年蔡慕暉與她的弟妹三人入住上海青雲路寓所以後，她便應聘進了上海女青年會全國協會的編輯部工作。
位於圓明園路133號的女青年會全國協會舊址
在女青年會全國協會，蔡慕暉歷任編輯部編輯、文字事業主任幹事、編輯部總編輯、女青年會全國協會代總幹事、總幹事。從1927年進入女青年會工作開始，她在這裡工作了二十餘年。在這二十餘年間，蔡慕暉一直在為中國“昨日的青年，今日的青年和明日的青年”服務，為中國婦女（尤其是中國女青年）的解放而奮鬥。
為了宣傳婦女解放，蔡慕暉自進入女青年會工作以來，發表了數十篇有關婦女問題的論述。諸如：從家庭出發討論婦女問題；女青年會對於兒童事業的責任和能力；廢止奴婢的實施問題；婦女職業與婚姻；我的戀愛觀；女工保護問題；兩性間的思想問題；經濟獨立與精神獨立等等，涉及衛生、婦女職業與婚姻、新從夫主義、職業與家務、女工保護等諸多有關婦女解放的問題。
蔡慕暉（左四）與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同事的合影（攝於1937年）
此外，蔡慕暉還身體力行到基層婦女組織中去作講演，並參加福建、香港、廣東臺山等地女青年會鄉村服務區的成立典禮等。
蔡慕暉還是一位愛國主義者。在抗日戰爭年代，她致電日內瓦國聯大會，要求國聯制裁日本不宣而戰的暴行。九一八事變後，23日她即與陳文燦、吳耀忠等十人聯合發表了“大規模對日不合作”宣言。更以“和平與懦怯”為題發文，明確表示對日懦怯決沒有和平，我們要為公理而戰。
抗日戰爭結束後，蔡慕暉在《抗戰勝利後我們的責任》一文中說：這次戰爭給我們的經驗，應該是夠深的了，我們都知道一個國土小得不及我國四川一省大的日本法西斯敵人敢於侵略我們，蹂蹣我們，而我們也吃了它的大虧，這原因就是我們的工業落後。所以我們必需認清自己的使命—建設一個現代化的高度工業國艱鉅工作的責任。愛國之心，躍然紙上。
《互助與合作：記蔡葵先生講話》，刊登於《復旦青年》1946年第2期（上海市檔案館藏）
才能出眾 大愛情懷
蔡慕暉除了從事女青年會《微音月刊》《女青年月刊》等雜誌的編輯工作外，同時還是復旦大學等校的英語教師，從事著英語的翻譯和教學工作。除出版譯著《世界文化史》《強者的力》和《藝術的起源》外，還在報刊雜誌上發文百餘篇，內容涉及語文教學改革和社會活動的方方面面。
蔡慕暉譯著：《世界文化史》《藝術的起源》
1931年她譯著的《世界文化史》出版，如陳望道為《世界文化史》寫的序中所言：“這本譯稿，我曾讀了一遍，覺得真像一篇故事似地，寫得很有趣。”又說，“但一般的歷史也實在太枯燥，不能引起一般初學人的興趣。有些略乎說得有趣的，又往往把科學，工業，等等，全拋了不說。像這樣面面都說到，而又說得很有趣的歷史，實在是少有的。雖然他的所說，並非一定都是怎樣的精密周到，但為初學起見，我覺得已經很可以了。至於譯文，我應該說實話，它比東亞現有的兩種譯本—一種日譯，一種中譯—是忠實的多了。”正因為譯本的忠實有趣，1931年大江書鋪初版後，2008年上海三聯書店又再版了。
1953年，蔡慕暉寫給上海市文聯的信函（上海市檔案館藏）
1937年2月，又一本譯著《藝術的起源》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為了出版譯著《藝術的起源》，當時身在廣西大學工作的陳望道,不但為蔡慕暉提供了日文版《藝術的起源》供翻譯參考，還專為《藝術的起源》寫了一篇《為“藝術的起源”蔡氏英漢譯本看清樣後記》。在文中，陳望道指出了英譯本原本就有的兩處錯誤：一為誤排錯誤。因誤排，使人查遍德文字典也不知“童話”兩字何謂。二為將“樹皮”誤譯為獸皮。為使譯本不至將錯就錯，陳望道一律改為“樹皮”譯出。其他，英譯本還有許多小錯，也一一依德文譯文而改正了。最後，陳望道說：
“我相信這是一個完美的譯本。文字除一二章題材略生疏而外，也極美麗可愛。”1984年商務印書館再版該書至今，影響極大。
蔡慕暉《藝術的起源》改譯手稿
1950年以後蔡慕暉任震旦大學外語系代系主任。1952年，因高校院系調整蔡慕暉從震旦大學調入復旦大學外語系任教。在從事英語口語教學的同時，蔡慕暉還積極學習俄語，曾熱心地試譯俄語電影《青年近衛軍》，把它介紹給國內青年。
任教於復旦大學外語系的蔡慕暉（攝於1952年）
在外文系任教同時，她還是復旦校工會的副主席，熱心於創辦託兒所等為復旦員工服務的各項工作。復旦盛傳她每月給中文系教授賈植芳送錢的故事，發生在1955年以前。那年賈植芳教授一度生活困難，一天蔡慕暉對賈先生說：“我們陳先生（指陳望道）說，你賈先生手面大，那點工資怕不夠花，我們兩人的工資花不完，請你幫我們花一些。”於是，每月蔡慕暉都給賈先生送去四十元（在那個年代，一個大學畢業生的月工資也只有四十元）。賈先生說：“如果說是資助，我是不會接受的。他叫我幫他花錢，我只好收下了。”
在熱心為復旦員工服務的同時，蔡慕暉對陳望道早年家裡的一對女兒也是悉心照料，不僅照顧他們的日常生活，還培養他們的後代上大學，顯示其大愛情懷。
蔡慕暉和陳望道
蔡慕暉還是上海市婦聯的執行委員，民盟上海市委委員、上海市政協委員和全國文聯的代表，從事著創辦託兒所、舉辦寒衣捐贈義賣會、編輯《家庭婦女讀本》、協助上海市教育工會女工部編輯《員工家屬工作》等各項有關婦女解放的社會工作。
蔡慕暉一生雖僅短短六十四載，卻給人們留下了數不盡的難以忘懷的回憶，今年恰逢蔡慕暉教授誕辰119週年，特撰此文以為紀念。
（作者系復旦大學教授，陳望道、蔡慕暉之子）
雜誌編輯：王良鐳
新媒體編輯：一茶、周曉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