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戶時代是日本儒學最為鼎盛的時代，其對儒學的接受、推廣、改造乃至揚棄，受制於日本的文化需求與各種現實勢力的均衡。繼藤原惺窩、林羅山的朱子學派和中江藤樹的陽明學派之後，又有荻生徂徠（1666—1728）所倡導的質疑朱子、強調古文辭的“古文辭派”的崛起。此派興起於元祿年間（1688—1703），風靡江戶文壇數十年，弟子數千。其中，太宰春臺為著名的“蘐園八子”之首。目前人們對其研究不夠，於此有必要專門論述。
太宰春臺（1680—1747），名純，字德夫，號春臺，日本信濃人。於儒學、經濟、天文、音韻等方面多有建樹，著有《六經略說》《經濟錄》等書。他在江戶時期的儒學史與文論史上有著特殊的意義。徂徠以反朱子派、反伊藤仁齋的姿態出現，春臺則以嚴厲反省其師之侷限的姿態出現，由此啟示了明治時代，催生了集成派的出現與形成。就如整個江戶時期儒學運動以儒學為經、以古文為緯一樣，太宰春臺以六經為旨歸，而以古文為入口，其文論也以經學為根柢。他對徂徠儒學的反省與他對古文辭派的反省互為表裡。他不僅曾追隨徂徠之古文辭理論，而且勇於對古文辭理論進行嚴肅的檢討，對其師之學與德進行嚴厲的反省。“以德行自任，以禮法待人”（南摩綱紀《太宰春臺序》）是春臺有別於其師的人格修養。原善公道說：“春臺於徂徠，不隨其步趨者，往往有之，不特文章一事。”（原善公道《先哲叢談》卷六，文化十三年慶元堂、擁萬堂梓行）南摩綱紀則說春臺“嚴毅方正”（南摩綱紀《太宰春臺序》）。即使對其師徂徠，他也持“嚴毅”的態度大加撻伐：“蓋先生之志在進取，故其取人以才不以德行。二三門生亦習聞其說，不屑德行，唯文學是講，是以徂徠之門多跅弛之士。及其成才也，特不過為文人而已，其教然也。”（原善公道《先哲叢談》卷六）甚至其師之死在他看來也頗為滑稽：“徂徠先生甚重生，自飲食居處以至出入動止、賓客應接之事，苟可以傷生者，斷弗為也。然其所以病死者，乃以思慮過度也。蓋先生有志於功名，自少以著述為事，年過六十，舊痾數發而猶不能清心靜養，遂致篤疾而死。謝在杭雲：‘思慮之害人，甚於酒色。’誠矣。”（太宰純《紫芝園漫筆》卷八）
太宰春臺對古文辭的反省、批判之毫不留情也有似於此。春臺的文章學理論代表作是《文論》一書。它以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價值序列論文，故左丘明不如臧辰、行父，司馬遷不如蕭何、韓信、張良。仲虺相湯而作《誥》，伊尹相太甲而作《訓》，周召師保於周而皆作書數篇，而後世並不敢目之以文人。舜作《元首》之歌、《南風》之詩，夏有《五子之歌》，而後世也不敢以詩人目之。因為他們更重要的價值、意義在於道德、事功。真正的“文”特指經史之文、聖人之文，而非文人之文，故其功用為“化成天下”（太宰純《文論》，武陽書肆寬延元年［1748］刻本）。春臺此一觀點與荻生徂徠“始於文辭，終於明六經之文”（植村正直《合刻文論詩論序》）的學術理路相背，而是繼承了其師之論敵伊藤仁齋的價值觀。仁齋曾分文為“儒者之文”與“文人之文”，“儒者之文者，孟、荀、董、劉、韓、李、歐、曾之類是已。至於文人之文，專事雕繢，輕剽浮華，不足以登樽俎之間”（伊藤仁齋《文式序》，《古學先生文集》卷一）。春臺極為認同仁齋的文之本體論。他曾對仁齋和徂徠兩人進行比較：“或問仁齋與徂徠孰愈，曰仁齋之學不及徂徠，徂徠之才尤非仁齋所企及也。若識則仁齋實為之嚆矢。徂徠雖超乘而上，所謂青出藍者也。至其所以教人，則仁齋以君子望於人，徂徠以豪傑望於人，是二先生之風不同。”（《紫芝園漫筆》卷六）在“太上立德”“文以載道”這一點上，春臺步仁齋之後塵，稱屈原、宋玉為文之千古罪人，因為“其言非述國家之典，亦非明先王之道，特務麗其辭以宣其壹鬱之思而已”（《紫芝園漫筆》卷五），實無補於世。
春臺本著以道為本，以文辭為末的價值觀，對古文辭派之後學提出批評：“自古文辭之學作也，屬辭家一句一字必取諸古人……觀其為文，乃抄古人成語而聯綴之而已。文理不屬，意義不通。譬如眾坐之中，東西南北，賓客雜遝，士女群居，言此言彼，或笑或泣，剿說雷同，紛紛擾擾，不可適聽者狀。噫！亦可厭哉！”太宰春臺諷刺這種文章為“糞雜衣”，即“百衲衣”。
在提出文之本體論之後，春臺建構了他的文論體系（這個體系與伊藤東涯的《作文要訣》互有關聯而各具特色）。該體系由三大子系統構成：體、法、辭。體者，體裁、體制之謂；法者，文法也；辭則指文章之修辭。春臺說：“餘嘗與人論文，以為文辭當先辨體，其次明法，其次擇言。”“擇言”即修辭。體有經、緯兩維。體之經，以大類分之為經、傳、子、史之文類，以細類分之則為誓、誥、訓、命等文體；體之緯則是敘事、議論等以法定性之文體，為不同文類所共享，故視之為緯。
春臺把文法分為細法（字法、句法、章法、篇法）和大法（各家之法），把文辭分為今古、短長之別。通過這種細分，春臺將古文辭派之弊的癥結立時呈現。他指出，古文辭派之復古，是在句法、字法上剽竊古人；而章法、篇法則必由己意連貫而成。“近世古文辭家作，務擇古辭。於是輯古人成語而綴之以為己辭。其辭有唐虞，有三代，有秦有漢。自六經傳記旁及諸子百家，苟可以達己意者，莫不取用。今觀其文非不工也，惟其字與句俱有法，而其章與篇或失法，此其故何也？”字句出於古人，而將字句連綴成篇成章的則是今人。所謂章法即是以己意貫串字句；章與章之間，過接處，仍需以己意貫之。這樣就會出現“言不出其口，辭不類其情”的情形，太宰春臺稱這種情形為“類俳”。春臺指出，無論是從文法還是修辭的角度看，各家家法不同，古今也只是相對而言。“左氏監於《尚書》，則《尚書》為古，而左氏為今；周季諸子監於左氏，則左氏為古，而周季諸子為今；司馬監於周季諸子，則周季諸子為古，而司馬為今。如果貴古賤今，則除六經外，自《論語》《孝經》，其文辭且不足貴也，況下焉者哉！”他認為：“凡古文之工者，敘事則令後之讀者如親見之，持論則令後之讀者如親聞之，狀物則如畫，語喜則令人展眉拊髀，語怒則令人切齒攘臂，語哀則令人歔欷於邑，語樂則令人歡欣抃舞，此文辭之妙也。自先秦古文以至韓、柳二家，其孰不然？”立言行辭，如果能學得古人之法，即使是言古人之所未言，構新辭，也是可以的。從文辭的角度看，古文辭派的最大症結便是套用前人成語（現成之語）。他指出韓愈之“惟陳言之務去”才是修辭之康莊大道。
在批評古文辭派的過程中，明代復古運動始終是春臺的靶子。他說：“後之修辭家見韓氏之末弊而欲改之，於是務擇古辭。李獻吉首倡此道，汪伯玉、李於鱗、王元美繼作，然後大行於世。”指出李、汪、李、王是以反對妄造新辭之弊而起的。春臺對他們的評價是：“獻吉、伯玉尚遵古人之法，於鱗、元美則用今法。獻吉時去陳言，猶退之也，元美好變用古辭以見其巧，於鱗、伯玉即用古辭，不敢裁割，於鱗又好險其語，以為古文辭當如是。”而對宗臣那種“其所極意，而尤不已，則理不必天地有，而語不必千古道者”的為文境界則予以特別推崇。《文論》附錄共三十一則，以大量篇幅指出李攀龍、王世貞文中之弊。太宰春臺的文論觀既讓我們瞭解江戶時代日人之文章觀，也可以讓我們從一個異域的角度重新審視明代復古運動。
《光明日報》（ 2020年07月13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