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讀《後漢書》

怎樣讀《後漢書》
怎樣讀《後漢書》

《後漢書》是南朝劉宋時范曄撰寫的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書,紀、傳九十卷。現在通行的《後漢書》版本都收入晉司馬彪撰《續漢書志》三十卷,填補了範書無志的缺憾。《後漢書》記載了自光武至獻帝195年的史事。這部史書規模宏大,編次周密,記事簡明扼要,疏而不漏,議論深刻,詞采壯麗,將史學與文學融為一體,歷來受到人們的稱讚和重視,與《史記》《漢書》《三國志》並稱為“前四史”。

范曄其人

范曄字蔚宗,出身於世族之家。范曄“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為文章,能隸書”。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冬,彭城王劉義康之母病故,出葬的前一夜,范曄在王府值宿人員所住室內飲酒,開窗聽輓歌以取樂。劉義康大怒,范曄被貶為宣城太守,時年三十五歲。他在宣城太守任內,組織人員編纂了《後漢書》。數年,遷他職。後被召回任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參與機要。元嘉二十二年(445)十一月,因參與擁戴劉義康為帝的活動,入獄,十二月,以首謀之罪被處死,終年四十八歲。其子範藹、範遙、範叔蔞,外甥謝綜、謝約等皆被株連。

范曄是一個很有個性的人,他恃才傲物,敢於“稱情狂言”,曾撰《和香方》,借陳述各種香料、藥物的性能與特徵,對朝中權貴遍加諷刺。

范曄編纂《後漢書》的目的和史源

怎樣讀《後漢書》

司馬遷撰寫《史記》,班固撰寫《漢書》,都是通過史書證明漢朝的建立是符合天命的,以此來崇揚漢朝,使漢朝的功德“揚名後世,冠德百王”。范曄所處時代的史學思想已經發生了變化,東漢之後諸王朝的短命與頻繁更替,使天命論貶值,史學家撰寫史書的目的更多的是要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范曄《獄中與諸甥侄書》說自己撰寫《後漢書》“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總結東漢衰亡的原因,為人們提供歷史的借鑑。

怎樣讀《後漢書》

范曄撰寫《後漢書》時,上距東漢建國有四百多年,距東漢亡國(220)也已有二百多年。這數百年中,記載東漢歷史的著作出現了很多,體裁多樣,不乏名作。其中,最基本的史書是東漢官修紀傳體《東觀漢記》。該書具有國史的性質,其材料來源十分豐富,可視為東漢史料的總彙。魏晉以後出現的許多東漢史書,如三國吳謝承《後漢書》、薛瑩《後漢記》,晉司馬彪《續漢書》、華嶠《漢後書》、謝沈《後漢書》、張瑩《後漢南記》、張璠《後漢記》、袁宏《後漢紀》、袁山松《後漢書》等,大都取材於《東觀漢記》。范曄《後漢書》在史料方面也主要依據《東觀漢記》。范曄對其中的材料做了大量剪裁、訂正、潤色工作。在諸家後漢書中,華嶠《漢後書》是出類拔萃的,“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范曄對此書十分欣賞,在撰寫《後漢書》時,較多利用了華嶠《漢後書》殘存的三十餘卷。范曄對其他諸家史書也多取其長,後來居上,以至於除袁宏《後漢紀》外,諸家《後漢書》相繼散亡。

《後漢書》的編纂體例和方法

范曄作《後漢書》時曾制定過凡例。《獄中與諸甥侄書》中說:“《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紀傳例》又稱《序例》。隋唐時,《序例》還在,李賢注《後漢書》,三次引用《序例》。後來亡佚。劉知幾稱范曄《序例》“定其臧否,懲其善惡”,“理切而多功”,“序例之美者”。確定了好的著史凡例,是范曄《後漢書》成功的基本前提。

《後漢書》的體例繼承了《史》《漢》,採用紀傳體。范曄《後漢書》原本計劃編纂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為百篇,以與《漢書》篇數相應,但實際完成的只有本紀、列傳,從這兩部分看,其編纂方法別具匠心。

1.改《外戚傳》為《皇后紀》

自從司馬遷創立紀傳體以來,皇后在史書中通常入外戚傳。但東漢的情形較為特殊。《皇后紀》序說:東漢“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後”。二百年內先後有六位皇后或皇太后臨朝聽政,這個現象在歷史上確實是少有的,皇后在東漢政治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然不同於以往。因此,在《後漢書》中專立《皇后紀》是合乎這段歷史實際的。

2.類傳新增七種

類傳的設立,始於《史記》,有刺客、循吏等列傳。《漢書》裡也有類傳。范曄沿用了這種編纂方法,於《後漢書》立類傳,分別敘述同屬某一類的人物事蹟。《後漢書》的類傳比較多,除循吏、酷吏、儒林三列傳與《史》《漢》名目相同外,另有七個為《史》《漢》所無,它們是黨錮、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七個類傳的設立完全是根據東漢社會歷史發展的特點,不是憑空虛造。范曄在《後漢書》增入《列女傳》,記載才行高秀的婦女,這在正史中是第一次出現,應給予較高的評價。

3.運用合傳

合傳是把時代未必相同而性情行事很相近的較為重要的人物,採取以類相從的方法,合為一個列傳。這也是仿效《史》《漢》的做法。例如郭伋、杜詩、孔奮、張堪、廉範皆東漢初人,王堂、蘇章皆安帝時人,羊續、賈琮、陸康皆桓、靈時人,而合為一傳,因為他們都是品行卓著的人等等。《後漢書》列傳人物僅見於目錄者就有五百人左右,很多采用了合傳的方法敘述,全書編次雁行有序,避免了雜亂。

4.運用類敘法

東漢歷史上有許多名位不很顯著的人物,不能每個人或幾個人單立一傳,但他們的人品值得稱道,他們的某一兩件事蹟值得記載流傳,《後漢書》對這一類的人物採用類敘法來編次,把他們附錄在同事的一個重要人物的傳內。這樣敘事可起到簡潔周密的效果。

5.一事不兩載

在史料的剪裁運用上,《後漢書》處理得詳略得宜,當同一件史實涉及到不同列傳裡的傳主時,絕不用大量篇幅重複敘述,而是有所側重,見於此則不見於彼,疏而不漏。例如《吳漢傳》敘其破公孫述之功,《公孫述傳》則不詳細記載;張儉奏劾中常侍侯覽之家,事見《侯覽傳》,而《張儉傳》不復記載……這種情況很多,可見作者是經過悉心核訂,避免繁複的。

《後漢書》的優點

1.體例方面沿襲《史》《漢》,吸取了其他史書的一些創新,有不少改進,編次更加周密。

2.包舉一代,首尾完整,文贍事詳,史料豐富。《後漢書》對東漢人重要的文章、奏章和詩賦,大多直接選錄,東漢的許多重要政論和文學作品,賴以保存下來。

3.是非分明,不以成敗論人。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說:“今讀其書,貴德義,抑勢利,進處士,黜奸雄。論儒學,則深美康成,褒黨錮,則推崇李杜。宰相多無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見採,而惟尊獨行。”《後漢書》中對魚肉人民的外戚、宦官等豪強惡勢力,表示了極端的厭惡,而對不畏強暴、剛直不阿、敢於同閹宦等惡勢力鬥爭的黨錮人士和太學生,表示了強烈的同情,對他們極力表彰、歌頌。馬融是一代學者,但他阿附外戚梁冀,為梁冀打擊正直的李固而起草奏章,又為梁冀作《大將軍西第頌》,喪失氣節,范曄在書中進行了嚴正批評。難能可貴的是,《後漢書》不以成敗論人。例如隗囂是和光武帝鬥爭失敗的人,而范曄給予很高評價。清人趙翼肯定《後漢書》“立論持平,褒貶允當”。

4.議論精彩。范曄《後漢書》各紀、傳大都作序、論、贊,綜述所記人物,總結他們的特點,闡明事情的前因後果,大都很精當。例如《黨錮列傳序》綜述說:“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勝於時矣。”指明黨錮之獄的遠因。又說:“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這是黨錮之獄的近因。然後,敘述黨錮之獄的經過。最後論其後果是“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敘述議論兼備,秩序井然。

范曄《後漢書》貫穿著一個宗旨,即總結東漢由盛而衰、由統一走向分裂的深層原因。他認為,東漢一代的得失,幾乎與儒學的盛衰、儒士的榮辱息息相關,故而,他的許多史論,皆意在崇經學、扶名教、進處士、振清議。他專立《儒林列傳》,述儒學師承源流。其他如《列女》《循吏》《獨行》《逸民》《文苑》等傳,也都貫穿這一思想。他還總結認為,東漢的衰亡,一是由於羌戎之患,一是由於宦官之禍,這兩個問題沒有處理好,直接導致了國家的衰落、滅亡。他還認為,曹操代漢,乃水到渠成,是自然之勢,如《荀彧傳》論所說:“方時運之屯邅,非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勢強,則皇器自移矣。”這都是他對歷史的精彩總結。他的議論每有獨創之見,因此而備受後人的重視和欣賞。

5.有很高的文學成就,後人論及《後漢書》文辭之美,異口同聲。

推薦《後漢書》的兩種重要注本

1.李賢注。李賢,字明允,唐高宗第六子,武后所生。初封雍王。上元二年(675)六月,立為皇太子。永隆元年(680)八月,廢為庶人。文明元年(684),武則天臨朝,逼令自殺。睿宗即位,追諡章懷太子。李賢是從他立為太子開始組織人注《後漢書》的,到他被廢為庶人,注書工作可能還沒有結束。協助他作注的有太子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劉訥言等。李賢注著重於文字音義、名物制度等方面的訓詁。除此之外,對史實的補充也不少,當時,東漢以來,各家有關後漢史的著作還都有傳本可供檢閱,故註文得以多所徵引,其中引《東觀漢記》和謝承《後漢書》較多。范曄撰史,曾對不少史籍有所借鑑,其文字的繼承之處,李賢等人往往在注中加以標明。這一類的注無論對研讀範書,還是作古書輯佚工作,都很有幫助。後人對李賢注一直比較重視,王先謙評價說:“詳觀章懷之注範,不減於顏監之注班。”把這部注和顏師古的《漢書注》同等看待。

現在李賢注本最通行的版本是中華書局出版的點校本。這個本子以商務印書館影印的百衲本《後漢書》為底本,用汲古閣本和武英殿本來對校,同時參考了前人的校勘考訂成果,糾正了許多錯誤,每一卷後都附錄校勘記,說明校改的依據,或補充其他的校改意見,以備參考。這是迄今為止較好的《後漢書》讀本。

2.王先謙《後漢書集解》。清代學者對《後漢書》做了很多考證、註解,其中,以成書於清末的王先謙《後漢書集解》一百二十卷最為完備。王氏在門弟子的協助下,以汲古閣本為底本,廣收唐宋以來尤其是清代學者有關《後漢書》的註解考訂,排比入注中,校勘異同,糾正訛誤,資料豐富,對研究後漢的學者極為方便。不過裡面屬於王氏自己的心得不多,不如他先出的《漢書補註》功力深。該書較通行的本子是商務印書館1940年排印的“萬有文庫”本和中華書局據1915年虛受堂刊本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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