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舊冷戰（1947-1991）漸行漸遠，新冷戰呼之欲出。相隔70餘載，美國兩任駐俄大使（喬治·凱南和邁克爾·麥克福爾）都質疑他們各自時代的冷戰。這也許純屬巧合。新一輪冷戰能否成形，還要拭目以待。然而，美國的俄羅斯問題研究學者對時局的判斷和把握，還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不同的觀察視角。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於濱】
一、麥克福爾：中國不是蘇聯
8月10日，美國前駐俄羅斯大使（2012-2014）邁克爾·麥克福爾(Michael McFaul)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撰文，駁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羅伯特·奧布萊恩 (Robert O’Brien)在 6月26日講話中的冷戰觀念以及對中國領導人的詆譭。1麥克福爾認為，中國與蘇聯有很多不同之處，不可相提並論：首先，中國實行的是開放型、國際化的市場經濟，使人民享受著自主和豐富的經濟生活；其次，蘇聯對外奉行擴張政策，而中國沒有對外擴張的意識形態；最後，中國至今並未出手顛覆過任何外國政權，或通過政變、武裝暴力扶植一個親中政權，中國收緊對港政策， 因為香港主權屬於中國。
麥克福爾認為，美國的對華政策應建立在“現實的中國”(China as it is)基礎之上，而非美國人“想象中的中國”。美方需要準確評估和應對中國的威脅，但把冷戰期間的蘇聯與現在的中國類比於事無補。在美國的中國人並非人人都是間諜。老撾和盧旺達進口中國電訊器材，加納或意大利與中國“一帶一路”對接，並不會導致自由和民主制度在世界範圍內受到攻擊。
美國前駐俄羅斯大使（2012-2014）邁克爾·麥克福爾(Michael McFaul)
二、喬治·凱南與被誤讀的冷戰
雖然麥克福爾文中對中國的描述還是少不了一些套話（如專制、獨裁等），但在如今反華甚囂塵上、中國已經被徹底妖魔化的美國政治空間中，此文總體上相當理性，也不乏歷史深度。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當下的美國居然也充斥著一種爭先恐後“創造歷史”的激情。特朗普本人對登上總統山（Mount Rushmore）念念不忘。2奧布萊恩講話之後，國務卿蓬佩奧7月23日刻意在開創中美關係的尼克松總統圖書館，模仿1946年丘吉爾的著名“鐵幕”演說，發表了《中共與自由世界的未來》的重磅演講3， 迫不及待地把中美兩國拖入新一輪冷戰。這種幾乎難以遏制的再創冷戰的衝動，主要建立在一個基本認知： 既然美國贏得了與蘇聯的冷戰，也必定能夠贏得對華的新一輪冷戰。然而，這種以簡單的輸贏建構的冷戰認知，與真正的冷戰歷史大相徑庭。
在麥克福爾看來，冷戰的絕大多數時間裡，西方其實對勝算並無十分把握。美國在冷戰中也多有過分之舉(excesses)， 如麥卡錫主義、“導彈差距” （missile gap，即20世紀50年代末美國軍工集團通過誇大蘇聯核武庫的威脅，以爭取更多軍費開支）、完全沒有必要的悲劇性的越戰、支持極右獨裁政權和南非種族隔離等。冷戰期間發生過大大小小130場戰爭，2000萬人生靈塗炭。美國既深度捲入，也深受其害。如果將今天的中國與蘇聯相提並論，美國有可能會重犯上述錯誤。
麥克福爾對冷戰的評判，與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的看法極為相似。雖然凱南因提出“遏制”理念被稱為“冷戰之父”，但1946年2月他從莫斯科發出的“長電”(Long Telegraph，一般說法是8000字，後來查證是5200字)本意僅僅是告誡讀者：蘇聯不是美國的盟友(never be friends)。而時任國務卿艾奇遜卻抓住“遏制”一詞無限“揮霍”，打造成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杜魯門主義”，凱南本人對此十分不滿。杜魯門演講數天後，正在美國戰爭學院(National War College)任教的凱南在對全體學員的演講中逐條批判了“杜魯門主義”(deconstruct Truman's doctrine)，聽者無不為之震動。冷戰的成形，其實有相當的偶然因素。凱南上世紀五十年代重返學界後，一直對美國的外交政策持批評態度，直至2005年去世。4
1992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爭取連任的老布什大肆渲染美國“贏得”了冷戰，凱南在《紐約時報》反駁道：“沒有任何國家、任何政黨、任何個人‘贏得’了冷戰。這是一場漫長的、耗費巨大的對抗，雙方均極力誇大對方的實力和敵意。冷戰也損耗了雙方海量的經濟資源……而對此既無預知，更無準備。”5
凱南對冷戰的批評不僅是基於冷戰本身，也深受他本人對美國曆史的認知，尤其是美國第六任（1825-1829）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對美國外交的界定，即著名的“美國不要到世界上到處尋機除暴” (America... goes not abroad, in search of monsters to destroy)的告誡，凱南幾乎將其奉為箴言，無處不談。不僅如此，凱南在其後半生十分擔憂美國濫用武力的行徑，認為美國對世界造成的危險，尤其是核威脅，與蘇聯不相上下。對美國人民來說，遏制美國自身的衝動，比遏制蘇聯更為重要。6
對凱南的外交理念，特朗普的外交團隊不僅視而不見，而且肆意曲解。2019年4月，時任美國國務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凱潤·斯金納(Kiron Skinner) 曾透露，國務院正在制定類似喬治·凱南當年的“遏制”大戰略，以應對“非白人”的中國。715個月之後，蓬佩奧一錘定音。美國當局拋出的對華新冷戰，不僅繼續背離凱南的初衷，而且嚴重誤讀冷戰歷史。
其實，凱南認為美國對蘇政策的第一道防線是在本國國內。越戰結束後不久，他在一場訪談中說：“沒有人能夠對我說，美國已經成功地解決了犯罪、毒品、教育下滑、城市衰敗、色情氾濫等各種各樣的問題。美國只有首先重新振作，我才會告訴你如何應對俄國人。”8
44年之後，美國深陷新冠疫情，民不聊生，作為前駐俄大使的麥克福爾也強調美國應該致力於整合國內、振興科研、提升教育、改善醫療、推進民主，總之，美國應該“在與中國的競爭中儘可能地提升自身能力，而非處心積慮給對方使壞 (trip its opponent)”。
“攘外必先安內”是古今中外的常識。無論是在選戰還是執政中，特朗普言必稱“讓美國再偉大”。如今的美國政治極化、瘟疫肆虐、失業飆升，內政外行的特朗普政府，欲要在對外政策上一鳴驚人，將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刻意推入意識形態甚至文明衝突的不歸之路。凱南當年對美國的警告，已經被拋入九霄雲外。
三、另一種視角：蘇聯/俄羅斯學與中國“問題”
實際上，對特朗普政府的新冷戰持批評態度的遠不止麥克福爾一人。然而，兩代蘇俄問題專家對美國外交中濫用“冷戰”概念的批評卻驚人一致，這也從另一方面揭示了美國蘇俄學界和有關決策人士的特有視角。
雖然凱南本人對中國和亞洲瞭解有限，但在他主持國務院政策研究室三年中（1947-49），與同室的中國問題專家小約翰·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 Jr.)9深度合作，對美國的對華政策，尤其是對杜魯門政府頂住支持蔣介石政權的“院外援華集團”(the China Lobby)的壓力，減少對蔣介石政權的支持，起到關鍵作用。不僅如此，凱南早在1947年就預言中蘇分裂 。10
凱南本是歐洲和蘇聯問題專家，但對美國亞洲政策的批評也是一針見血。他在1951年返回學界的第一本著述中寫道：“我們與亞洲的關係……反映出某種莫名其妙卻又根深蒂固的情結，它顯然源於我們自認為是德行高尚的施救者和啟蒙家而產生的快感，而對方則是可憐、落後的人群。在我看來，很多美國人都陶醉於一種集體性自我欣賞的自戀境界而不能自拔。這種意識僅僅是在掩蓋我們潛意識中深度的不安全感，一種我們所需要的自我安慰，而這些與我們外在的言行完全相反。”11
凱南的上述文字，與其說他反對美國的亞洲政策，還不如說他非常懷疑美國改變亞洲的智力和能力。同理，凱南對“杜魯門主義”的批評，並不等於他贊同蘇聯，而是對美國難以自制地揮霍國力深度失望，而又無回天之力。
事實上，凱南作為一位極為盡職的職業外交官，對美國愛之深恨之切是不應質疑的事實。在政策層面，他是國務院政策研究室首任主管，在國安會和中情局成立之前，該機構實際上是美國外交的決策中樞，曾對“馬歇爾計劃” (Marshall Plan)的制定起到決定性作用。
中情局組建之後，凱南又親自擬定了中情局秘密行動的規則，即所謂“政治戰”（political warfare），旨在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凱南所定義的“政治戰”幾乎包括除戰爭以外的一切手段 (“the employment of all the means at a nation’s command, short of war”)，如政治聯盟、經濟手段、宣傳戰、心理戰等；如何借鑑英國和蘇聯的政治戰技巧，如何在第三國支持和訓練當地反攻勢力，如何支持共產主義國家的流亡人士，等等。12
凱南不僅給中情局“立規矩”，還力圖將其秘密行動納入國務院的管轄範圍，甚至一度規定中情局的任何秘密行動都必須經政策研究室審批(clear through)。13然而，隨著冷戰的深化和擴展，凱南的這一努力註定失敗。
如今，凱南當年起草的這份絕密（top secret）文件（見上圖），又在新冷戰的喧鬧中重獲青睞。然而，這種對凱南職業生涯的狹隘解讀和簡單的“拿來主義”，卻是見樹不見林，完全忽視了凱南對美國冷戰整體政策的極度失望和強烈批評。
與凱南早年一鳴驚人但迅速失落的經歷相反，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的蘇聯問題專家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創立了“集權理論”(totalitarianism)。14但這一“極端”理論在當時美國的蘇聯學中並不受待見。布氏在擔任卡特的國安顧問後卻大有作為：“誘使”蘇軍入侵阿富汗，15直接推動了中美建交。
麥克福爾作為在蘇聯/俄羅斯轉型時期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俄羅斯問題學者，對蘇聯體制的痼疾、俄羅斯的動盪和復甦有親身體驗（1983和1985年曾在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短期留學）；在擔任駐俄大使期間（2012-2014），美俄關係跌入谷底，雙方在敘利亞內戰、烏克蘭/克里米亞危機、干涉內政等一系列問題上針鋒相對，俄方對麥克福爾也很不客氣。
然而，作為學者的麥克福爾，對全球化時代的亞洲發展模式也有所關注，16中國的開放姿態也使麥氏對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有直接的觀察和體驗。位於美國西部的斯坦福大學，是美國外交重臣的匯聚之地，17他們之中很多人在職期間和卸任之後，都致力於中美俄關係。麥克福爾在此求學、任教，迄今斷斷續續已近30年，直接體驗了冷戰的潮起潮落，大國的盛衰興廢。獨特的經歷，也使他能夠對社會主義國家不同轉型路徑進行比較和思考，不認同特朗普的對華新冷戰，也在情理之中。
不過，麥克福爾選擇在總統大選決戰前夕，在美國外交事務領域最重要的雜誌上發文駁斥蓬佩奧的新冷戰宣言，也許有助於他最終加盟拜登的外交團隊（如果他有意的話）。況且，奧巴馬的前國安顧問、很有可能擔任拜登團隊重臣的蘇珊·賴斯(Susan Rice)，還是麥克福爾的斯坦福校友。麥克福爾究竟何去何從，未來數週到數月或將會有分曉。
雖然中美關係的未來不能寄託於美方個別人士的取向，但麥克福爾之前的兩代美國蘇俄問題學者（凱南和布熱津斯基），在外交戰略和對華政策上的個人痕跡也是顯而易見的。
由此，或許換個角度關注一下美國的俄國問題專家對時下涉華政策的看法，有時會有意想不到的啟發。
註釋：
1. Robert O’Bri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Ideology and Global Ambitions,” June 26, 2020.
2. Jonathan Chait, “The 9 Wildest Answers in Trump’s Interview With Jonathan Swan,” New York Magazine, August 4, 2020,;Natalie O’Neill, “Trump says adding his face to Mount Rushmore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New York Post, August 9, 2020.
3. Michael Pompeo, “Communist China and the Free World’s Future,” July 23, 2020.
4. “The Lasting Legacy of George F. Kenn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onday, June 4, 2012; George Kennan,American Diplomac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5. George Kennan, “The G.O.P. Won the Cold War? Ridiculous,” The New YorkTimes, Oct. 28, 1992.
6. John Gaddis, George F. Kennan: An American Life (Penguin, 2012), 372; “The Lasting Legacy of George F. Kennan.”
7. Joel Gehrke, “State Department preparing for clash of civilizations with China,” Washington Examiner, April 30, 2019 ;斯金納於2019年8月初因“虐待下屬”被解職。Joel Gehrke, “Mike Pompeo fires top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accused of abusing staff,” Washington Examiner, August 2, 2019.
8. 1976年9月，凱南接受Encounter 雜誌的採訪，見Gaddis, George F. Kennan, 第634頁。
9. 戴維斯本人在後來的“麥肯錫主義”中，成為美國國務院第一批被迫害的中國問題專家。
10. Gaddis, George F. Kennan, 第298-99頁; “The Lasting Legacy of George F. Kennan.”
11.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158.
12. “George F. Kennan, 'The Inauguration Of Organized Political Warfare' [Redacted Version],” the 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International History Declassified.
13. “The Lasting Legacy of George F. Kennan.”
14. 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 The Permanent Purge: Politics in Soviet Totalitarian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15. Conor Tobin, “The Myth of the “Afghan Trap”: Zbigniew Brzezinski and Afghanistan, 1978–1979,” Diplomatic History 44, no. 2 (April 2020): 237–264; “Zbigniew Brzezinski to the Mujahideen: ‘Your cause is right and God is on your side!’" Youtube, Sep 4, 2014.
16. Michael McFaul & Kathryn Stoner, “Chinese Dreams, Russian Realities: Positive changes in Russia’s economic environment have come despite Mr. Putin’s long rule, not because of it,” The Moscow Times, January 23, 2020.
17. 他們中的主要代表包括：里根的國務卿喬治·舒爾茨(George Shultz, 斯坦福大學商學院)，克林頓的國防部長威廉·佩裡(William Perry, 工程學院教授)，小布什的國務卿和國安助理康德麗絲·賴斯 (Condoleezza Rice, 政治系教授)，2005-2008年出任美國情報總監(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的托馬斯·芬加(Thomas Fingar，政治系教授) ， 卡特的國安會資深成員、中美建交的主要推手邁克·奧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政治系教授，已故)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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