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9月，黄梅县电影公司青年美术、摄影工作者陶培德先生为制作幻灯宣传片而拍摄的《喜事新办》摄影作品入选1975年“全国摄影艺朮展览”，该作品后来还被录入《全国影展作品汇编》。
为此，陶培德先生还受邀与当时的湖北省文化厅周处长．黃冈地区文化局祝书记丶《黄冈报》摄影部趙毅一起到北京参加“中国摄影艺术展览”开幕式，会隙他们一行还游览长城。
作者在举办“全国慑影艺术展览”的民族文化宫前留影
1975年第6期的《中国摄影》杂志上从“全国摄影艺朮展览”几百幅入选摄影作品中选登了陶培德的《喜事新办》。20年后的1996年的《中国摄影报》以摄影界“回看四十年”的栏目将《喜事新办》这张照片以一个时代的标志性作品再次刊登在头版。
除此之外，《喜事新办》还编入新华通讯社画册通过新华书店向全国发行。
这是一张什么样的摄影作品，居然在中国摄影界引起这么重视。在照片拍摄距今四十五年的今天，我们特地走访了该照片拍摄作者陶培德先生。他向我讲述了当年拍摄《喜事新办》的亲身经历，开启了历史的画卷，引发我寻找四十五年前新娘的愿望。
根据照片拍摄者今年近八旬的陶培德先生提供的信息，当年他作为黄梅县电影公司的一名分管宣传的工作人员，在管理全县各地电影放映队的宣传工作的同时，自己还利用自己的特长从事摄影创作工作。由于当时县里没有电视台、报社这一类的传媒机构，县电影公司就担负起了全县重大活动的宣传报道的重任。创作出的作品一部分作品作为县内宣传之用，一部分还要投向全国各大报刊杂志，完成上级安排的宣传报道任务，提高黄梅知名度。这张《喜事新办》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1974年9月的一天，黄梅县电影公司根据分路公社宣传干事曹礼伢提供的线索，了解到该公社建二大队女青年李春荣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结婚之时，喜事新办，不爱红妆爱劳动，其嫁妆是一把锄头和一副扁担篼子等农具。当时在县电影公司负责宣传工作的陶培德先生决定利用这个典型拍摄一系列照片制作成幻灯片，以便在全县巡回播放，从而通过树立正面典型，开展移风易俗的思想教育。因此在李春荣结婚当天，陶培德在现场拍摄了这一体现时代特色的照片。幻灯片制成后，在全县巡回播放了近一年。同时，县里还安排县剧团演员聂得意将这个故事编排成《湖北大鼓》在全县宣传。
1974年底，时任县文化馆长的何新民同志因苦于没有好的摄影作品向上推荐，找到陶培德，希望他提供一些好的摄影作品，以便完成上级的宣传任务。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上下都在提倡喜事新办、移风易俗，陶培德就将这张《喜事新办》照片给了何新民馆长。何新民馆长后来将这张照片推荐到湖北省文化厅，省里感觉该照片无论是艺术性还是思想性都是好作品，于是又推荐到全国作为代表全省的优秀摄影作品参加全国摄影展。
这张照片拍摄四十五年后的今天，当年的新娘应该已是近七旬老奶奶了，不知道四十五年前的新娘在哪里？她这四十五年来过得还好吗？
为了寻找到当年的新娘，我们从当年新华通讯社印制的《喜事新办》彩色宣传画上看到这样的一段文字介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亿万人民在斗争中努力改造世界观，破旧俗，立新风，自觉同旧的传统思想观念决裂。湖北省黄梅县分路公社建四大队女青年李春荣结婚时，喜事新办，娘家送给锄头等农具，勉励她继续革命。
在寻找新娘过程中，我们通过了解，当时的信息有误，李春荣其实并不是分路建四（今郭湾村）大队的人，其娘家是建群大队（即现在的分路汊湖口村），婆家是建二大队（即现在的分路彭桥村）。加之当时的照片除了作为各地宣传之用，并没有给李春荣本人。所以，当我们找到李春荣时，李春荣才知道这张照片曾经获奖，甚至差一点认不出照片中的父亲。
李春荣，1951年9月出生于分路公社建二大队一个普通家庭。李春荣兄妹共三人，最大的一个是哥哥，还有一个姐姐，她是家里最小的一个。李春荣十二岁那年，母亲因病去世。为了带侄女和煮饭，只读了二年书的她不得不辍学回家做家务。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李春荣经大队妇女主任郭冬荣介绍，结识了离家不远的本公社建一大队男青年彭毓荣。当时李春荣了解到彭毓荣家里虽然穷了一点，但人长得帅气，而且心灵手巧。后来还应征入伍在山东青岛当了6年兵，在部队从事工程车辆驾驶。
1974年9月，利用彭毓荣探亲的机会，23岁的李春荣与丈夫彭毓荣登记结婚。
由于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切政治挂帅，强调移风易俗。作为军人的彭毓荣和即将成为军属的李春荣，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喜事新办，决定办一个革命化的婚礼。一不收彩礼，二不要嫁妆。于是就有照片上那一幕：李春荣的父亲在结婚当天亲手将革命的锄头赠送给即将出嫁有女儿。
李春荣的丈夫因病不幸于2018年去世。
已经年近七旬的李春荣回忆当年的场景，兴奋之情仍然溢于言表。
当我们问她，当时那场婚礼是有意组织摆拍还是真实的事实？难道一点一点嫁妆也没有？李春荣告诉我们，当时一是我个人思想上单纯，也积极要求进步，公社、大队也希望有这样的典型做宣传，更重要的是，当时我们男女双方家庭本就十分困难，想办隆重的婚礼也没有那个条件。李春荣回忆说：自己在娘家从小没有母亲，无论是经济条件和家庭条件都不可能隆重。婆家当时兄弟三人，还住着三间破茅房，也出不起彩礼。所以，那个时候大多数家庭儿女结婚都是简单的，这是客观条件造成的。当然，国家提倡节俭也有一定的影响。
尽管喜事新办，当时的婚礼还是热闹的。李春荣说，当时为了配合拍摄，自己事先准备的一床被子、三十双布鞋、二十双鞋垫等基本生活用品在结婚头一天就用船提前送到婆家了。结婚当天大家看到的嫁妆就只有几样农具了。记得，当时建一大队还组织了十几个迎亲队伍，新郎一改过去不上门的旧习，随着敲锣打鼓的迎亲队伍来接新娘，场面好不热闹，在当时还是很有影响力的。由于我们两家距离不到五华里，我出嫁是步行到婆家的。即便如此，至今我为自己有这样的婚礼感到自豪。
李春荣结婚后的第二年，丈夫就从部队复员回家。两人生有二个儿子，后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没有超生。如今，两个儿子都分别成家，分别都育有一男一女，都在小池建有私房。只有李春荣一人在老家居住。我们找到李春荣时，她正在自留地里打理菜地。
李春荣的照片反映一个时代的特征，四十五年后再看这件事，形式上好象有点与今天格格不入，但它所代表的思想至今还是先进的，值得我们追忆和发扬。
照片中的父亲、邻居老大妈、大队妇女主任已经早已离开人世，我相信当他的后人和照片中目前还健在的几个人，尤其是那个妇女主任怀中的女孩，应该为那个时代留下的记忆感到自豪。
最后，我们还要感谢陶培德先生，没有他当时的记录，没有他几十年的精心珍藏，历史的记忆不会重现。
图片素材：由陶培德先生提供。
文字素材：由江尊华采访编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