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消说宋朝，在整个中华文化史上，如苏轼者寥若晨星，他造就了文学史上千秋之事业。《宋史》作者称其文章：“其体浑涵光芒，雄视万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评价可谓公允。
看苏氏之学，满眼繁花满树，璎珞缤纷。悲欢离合，郁愤慷慨；吊古伤今，超迈千古；看沧海横流
看惯风月，胸有沟壑
看群星乱渡，可与日月同光，可与天地同寿，可与万物共休戚。
虽有锦句妙语，给人们带来感情上的共鸣和愉悦。但是，探究苏轼的生活态度、人生经历、思想脉络，一切并不像他写诗填词那样豪迈光鲜。
苏轼少时读《庄子》，感叹说：“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可见他早年内心已与老庄思想相合，后来气度多有庄子的超然物外之风，致使苏轼虽然以儒学为基，但不为更多的儒家所认可，没有具备儒家匡扶时世化育人间的思想，比不上稍早于他的韩琦、范仲淹等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格。
苏轼在前期尚能议论朝政，指斥弊端，因“乌台诗案”出狱时，表面上诙谐轻松，写诗曰：“平生文字为我累，此生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用“塞翁失马”比自己的入狱出狱，用“少年鸡”讥讽当政之人。其实，他此刻心有余悸，急急如漏网之鱼，此后，他明知新法害民，他不再置一言，取明哲保身的态度。
苏轼的游戏人生，表现非一。
在太多的时候，苏轼执迷于花月之下，出入于佛寺道观之间，沉醉于山水之中。放浪形骸于市井，蜷身息影于旧迹故址。与门人故旧风雅自许，组织丽词媚句，谑笑声高。忘却了民间底事，家国何情。
苏轼自恃渊博，意态纵横，语言常凌驾于他人之上。无论是当朝大臣，还是理学大师，无论是耆老旧臣，还是晚学后辈，无论是旧识，还是新交，都可以是他打趣、取笑的对象。
一次，苏轼去拜访宰相吕大防，吕正在午睡，苏轼等得不耐烦。吕大防醒来，苏轼说有三对眼睛的乌龟。吕大防认为苏轼识广，他有可能见过。苏轼告诉他，这种六眼乌龟午睡，要睡三只乌龟的觉。
一素不相识的文人携带自己写的诗拜访苏轼，声情并茂的朗读，请苏轼评判。
苏轼说可打“百分”，那人高兴异常。苏轼又说：“诵读之美七十分，诗句之美三十分。”
苏轼与和尚佛印之间更无正形。他到寺中找佛印，问开门的小和尚“秃驴何在？”看到河岸上狗在啃骨头，打趣佛印“狗啃河上（和尚）骨”。
没有了儒家循规蹈矩的气息，在当时的正人君子看来，苏轼破坏了儒家的学风和思想。苏轼陷入“乌台诗案”遭人围攻，有他平时言语不检点也不无关系。
读苏轼诗文，轻灵、飘逸，常有出尘之风，其实，苏轼还没有达到超脱生死的境界。
同大多数人一样，苏轼内心也是恋生畏死。1079年，苏轼陷入“乌台诗案”，他当时正在湖州太守任上。逮捕他的差人赶到湖州府衙，苏轼没有了平时的潇洒、诙谐、幽默，他躲在后堂不敢出来。押解途中，船过太湖、长江，几欲跳水自杀，因有顾虑没有跳成。
在京城御史台狱中，长子苏迈负责送饭，父子约定，如果那天送鱼，说明情况不妙。一天苏迈因有事委托朋友送饭，给苏轼送去的是熏鱼，可把苏轼吓坏了。他给弟弟苏辙写下了诀别诗：“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认为自己凶多吉少，和弟弟订下了来生之约。
苏轼又是一个酗酒狎妓者。
苏轼嗜酒，几乎每饮必醉，醉时常常不省人事。特别是在黄州、惠州期间，随处喝醉，醉时半路睡倒。“夜饮东坡醉复醒，归来已经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当时还闹了很大的误会，负责监管的黄州地方官，害怕苏轼从此不见，后来发现他正在柴房呼呼大睡。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写《水调歌头》的那年中秋，喝酒一直喝到天亮，大醉。
在杭州时，苏轼经常携妓出游，正是在游西湖时，认识并带回年仅十三岁的朝云，后来成了他的第三任夫人。即便在当时，出没楚馆青楼不为太多的人所诟病。
苏轼还与厨师、裁缝等辈追逐当世人的追捧。
“东坡肘子”、“东坡肉”至今还被人提起。苏轼发明了一种特别高的帽子，顶上窄而微向前倾，被称为“子瞻帽”，引领了一时的风尚。苏轼自己酿酒。自己治病还给别人治病。
如此专注于屑屑琐事，那还有余裕谋划国计民生。
宋仁宗初读苏轼兄弟文章，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神宗读苏轼文章时，“膳进忘食”，称苏轼为天下奇才。苏轼有匡扶天下之才而终不得其位，也不能归咎于命运使然，也有其自身的原因。
苏轼的名头太多，学识驳杂渊深，学儒家又兼收佛、道、法、刑名纵横之学。《尚书·大禹谟》有：“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说只有自己一心一意，精诚地秉承执行中正之道，才能治理好国家。
苏轼一生文光灿烂，但国家养士，不仅仅为了让你写几篇花团锦簇的文字，而是国有需要，而能为王前驱。
苏轼做地方官时，也有过一些善政，但对于北宋社稷、对于江河日下的北宋朝廷，无异于隔靴搔痒。
可见，苏轼是诗人，是词客，而不是为国担责、扶危定倾的国之干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