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
2020年之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各国经济和社会秩序带来重大冲击。为了阻止病毒的人际传播，各国纷纷采取了“社交距离”“居家隔离”等措施，使得社会运行和商业交往更加依赖互联网。在这种背景下，网络安全的战略重要性显著提升。
新冠肺炎疫情给各国带来了一些全新的网络安全风险，是各国网络安全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
风险之一是用户网络使用时间明显提升，遭遇网络犯罪侵害的几率显著提高。疫情让人们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中更加依赖互联网，不仅成年人长期使用网络办公，未成年人也需要接受网络教育。相比现实社会，用户在计算机面前有更大的自主性和选择性，长时间上网很容易在浏览过程中成为网络钓鱼、网络诈骗、网络勒索、网络赌博等涉网犯罪行为的目标。一些计算机病毒和木马程序也可能会潜伏多年，等到用户不察觉的时候集中发作。
风险之二在于网络运行荷载增加，出现网络安全事故的可能性显著上升。网络教育、视频会议等高网络流量服务的集中使用，加剧了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互联网的拥堵情况，更容易让一些网络设计上的既有缺陷暴露。少数网络发生故障也很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进而造成大范围的网络瘫痪。此类风险一旦发生，将对一国经济社会运行带来巨大冲击。
风险之三是网络信息被恶意采集和泄露的风险显著升高，影响更为深远。人们对于网络办公、网络教育、网络购物和网络娱乐的高度依赖产生了大量个人隐私信息，展现出用户更为全面的生活图景。如果这些信息被恶意行为者收集，能够被用来生成更加精确的数字画像，从而通过信息投送来影响用户的行为。由于个人隐私信息泄露所带来的风险无法弥补，此类数据还可能经由网络黑市不断扩散，其潜在危害可能长期存在。
风险之四是网络风险与信息安全风险交织，对社会带来更大冲击。疫情导致各类网络谣言、阴谋论和假消息泛滥。在全新病毒所带来的社会恐慌面前，人们更容易采信这些耸人听闻的消息，甚至成为此类有害信息的主动转发者。此类有害信息不仅带来社会恐慌，也在影响一国民众认知模式和社会心态，有可能在疫情结束后成为诱发社会动荡的导火索。英国甚至出现因“5G传播病毒”阴谋论而导致焚烧通信基站的事件，可见此类有害信息的实际危害。
上述风险更加突出的显示出网络安全与国家其他各领域安全高度互联、相互交织的局面。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网络信息化建设的“4•19”讲话中指出，网络安全是整体的而不是割裂的，在信息时代，网络安全对国家安全牵一发而动全身，同许多其他方面的安全都有着密切关系。当今的网络安全形势进一步印证了这一战略判断的前瞻性和现实指导意义。从2016年至今，我国网络安全能力和制度建设有了显著进展，在此次疫情期间维护我国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网络安全制度更加坚实。2020年3月1日，我国《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正式实施。该文件是一项管长、管远的战略性文件，系统规划了我国网络信息生态的核心价值理念、治理重点，以及政府、企业、社会、公民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生态治理模式。该文件的推出标志着我国网络生态建设步入良性、健康轨道，成为了在疫情期间管控有害信息风险的有力制度。
二是网络安全执法更加及时有效。针对疫情期间恶意传播有害信息、个人信息泄露等风险，公安部、网信办等政府相关机构第一时间展开行动。一批出现数据泄露问题、存在数据收集安全隐患的手机软件被要求整改。据不完全统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网络传播涉疫情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共处罚网上传播涉疫情公民个人信息违法人员1522名。
三是网络信息技术和产业发展态势更加良好。在国家的大力推动和全社会的积极参与下，我国互联网核心技术近年来大踏步发展，正在逐步形成以自主创新为基础的技术群和产业生态。2019年第三季度，中芯国际公司实现了14nm工艺量产，解决了全国90%芯片制造的技术瓶颈。2020年3月，中国电子旗下麒麟软件完成整合，将投入百亿打造国产操作系统。我国网络安全企业的规模、技术能力、生态建设均比4年前有了明显进步。一些企业已经有了较强的网络攻击溯源和态势感知能力，成为我国维护网络安全的重要社会力量。
上述成果表明，我国正在稳步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在网络空间上正处于一个更加积极有利的地位。疫情期间，我国网络领域整体安全稳定，网络运行有序，在线教育和在线办公正在形成积极趋势，经受了一次压力测试的考验。在维护自身安全同时，我国也在积极推进网络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此次疫情期间出现的网络安全风险。（责任编辑：郭素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