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嘉年華
原創首發 | 益週刊（ID：NPO2020）
上市公司高管鮑毓明性侵養女事件，給社會投下一枚深水炸彈。
撕開的，並不只是鮑毓明有多邪惡。
非法送養鏈條，被推入險境的孩子們
2015年，鮑毓明見到了李星星。
據李星星母親回憶，那年4月，她通過網友牽線認識了鮑毓明，律師、名校畢業生等身份編織的光環，讓她很快對對方產生信任，“確實就像個爸爸”。種種原因下，她決定將未滿十四歲的女兒交給對方教養。
在鮑毓明口中，事件又呈現出另一番面貌：李星星的母親在看到他發佈的收養孩子的帖子後，主動和他取得聯繫。
“我和她媽說覺得這麼大了不好相處，她媽說那你就有空帶她出去玩或是到你家看看，試試能不能相處”。
無論真相如何，鮑毓明實際上都不符合對李星星的收養條件。
《收養法》第四條規定，在三種情況下，不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人可被收養，即喪失父母的孤兒、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棄嬰和兒童，或者是生父母有特殊困難無力撫養的子女。
另外，《收養法》還規定，收養應當向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而無配偶男性收養女性，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的年齡應當相差四十週歲以上。
鮑毓明只比李星星大二十九歲。
非法送養，是一個反覆被提上議程，卻始終沒能禁絕的灰色地帶。
根據中國日報，1992年到2005年間，僅重慶一個地區的家庭私自收養兒童數量就有近19800例，同時期，該地區的合法收養數量只有5100人。那是網絡還沒有如此普及的年代。
2014年2月19日，公安部破獲一起全國特大網絡販嬰案，涉案網站“圓夢之家”浮出水面。
這個成立於2007年的網站，以向有收養需求和送養需求的人提供交流平臺為名，行販賣嬰兒之實，形成一套完備的產業鏈，尋找孕婦、高價購買出生證明、牽線搭橋，甚至還能通過審查不嚴的福利院，協助辦理合法的收養手續。
時隔六年，李星星的悲劇衝入公眾和媒體視野，這條龐大灰色鏈條才再次得到重視。
自稱以孤兒救助為主旨的“孤兒網”，在其付費會員板塊“孤兒助養”內，赫然充斥大量棄養、有償送養、有償求購信息。類似的信息，亦出現於媽媽網、寶寶樹、媽媽幫、媽媽社區、寶寶知道等母嬰網站APP，以及天涯、知乎、豆瓣等社交網站中。
水面之下，還藏著多少相關的交流群、論壇，無法估量。
在非法送養的圈子內，有一套成熟的網絡暗語，"S”代表領養，"L”代表販賣，“補+”則是明確的價碼，這筆交易款，則被冠以溫情的“營養費”、“辛苦費”之稱。根據媒體報道，收養者們需要支出的費用少則兩三萬，多則數十萬。
沒有經過資質審核的收養者，以及他們付出的高昂費用，為不當對待埋下伏筆。
自稱遭受性侵、人身限制與暴力對待的李星星，只是這個龐大群體的縮影。在她身後，是無數已經，或正在被推入險境，又無法被看見的孩子。
性教育缺失，被扭曲的“知識”
被鮑毓明“收養”，讓李星星的人生迎來意外。
2015年12月30日晚，鮑毓明為“養女”李星星訂好到天津的車票，第二天下午，他在停車場給李星星發去QQ消息，說自己已經到達。
那是新年前的最後一個晚上，近200斤的鮑毓明抱住只有70多斤的小女孩，實施了侵犯。李星星說，因為疼痛，她一整夜沒有入睡。
按照其說法，直到因為下體疼痛上網查詢，李星星才從一位醫生那知道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
“你被強暴了。”
中國作為世界上青少年人口最多國家之一，性教育普及狀況卻並不理想。
為了應對高發的兒童性侵案而成立的公益組織“女童保護”，就試圖通過更科學的性教育，普及提高兒童防範意識。
據女童保護髮起人孫雪梅回憶，曾經有一位小學女生直到聽完課後，才意識到自己遭遇了性侵。由於及時告知家長，性侵者最終被警方抓獲。
還有學生在課後反饋，校內一位老師經常對他們施行猥褻行為，“女童保護”因此與學校交涉，將該教師調離崗位。
但一個公益組織的力量，在龐大的需求面前，顯得杯水車薪。
“女童保護”曾對全國31個省份的9151位家長開展問卷調查，結果不容樂觀。
近七成家長從未對孩子進行過系統的防性侵教育，假如孩子遭遇性侵害，過半家長不能確定是否可以從孩子言行中識別，還有近三成的家長，認為性侵害的危險只可能發生在女童身上，男童沒有危險。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8年公佈的《中國初級中學性教育實施狀況報告》，則揭露出我國性教育存在的觀念規避和形式主義。
截至2018 年，國內唯一開設性教育教師職前教育項目的高校僅有成都大學一所，從事性教育的師資力量匱乏，性教育課程被納入心理、生物和德育等學科教學中，並未被單獨作為一門學科看待。
在已經開設的相關課程中，學校性教育較多關注青春期生理發育、HIV/AIDS和性傳播感染、友誼和人際關係主題。但對暴力、性權利、性和性別多元、社會情感技能、大眾媒介與性、避孕和流產等敏感話題的關注卻相對較少。
騰訊《2019中國年輕人性現狀報告》，調查對象的性啟蒙途徑
與無力的性教育相對的，是巨大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數量。
2018年1月至2019年10月，檢察機關起訴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3.25萬人，2020年1至3月，全國檢察機關對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決定起訴4151人，同比上升2.2%。
這些僅是冰山一角。
根據估算，由於受觀念影響，受害兒童、家長沒有報案，或由於缺乏證據，公安機關沒有立案等原因，兒童性侵案件只有大約1/7會進入司法程序。
缺乏防範知識的孩子們暴露在巨大的危險之中，卻無法及時覺察自己遭受的侵害。這種無知構築出的“純真”，給了別有用心者趁虛而入的機會。
李星星說，被侵犯以後鮑毓明開始向她展示未成年人性題材影片，其中充滿父母和孩子之間的色情場面。通過這些兒童色情，鮑毓明向她灌輸著一套另類的觀念。
“你看大家都是這麼做的，國外也是這麼做的。別人家都是這樣，只是沒有告訴你而已。”
模糊地帶，未成年人的性同意
2020年4月，隨著南風窗發佈《涉嫌性侵未成年女兒三年，揭開這位總裁父親的“畫皮”》一文，李星星與鮑毓明之間的糾葛被揭開。
對於李星星作出的性侵指控，鮑毓明一口否定，堅稱自己與這個年齡相差二十九歲的女孩之間是“戀愛關係”，曾約定過在李星星滿足法定年齡後就結婚。
鮑毓明的姐姐也向媒體表態，稱李星星及其母親已經到過鮑毓明老家，見過男方父母。
李星星承認她和母親見過鮑毓明的父母，但在她回憶裡，那是在被侵犯之後，她們母女去找對方討要說法。
“當我媽問這事兒時，他們說得很過分，那個奶奶說是因為那個壞蛋太開放了，那個爺爺說，我爸那個壞蛋（鮑毓明）他們從小就管不了，他們家全家都要聽壞蛋的。我都被這樣了，然後他們還問我要不要嫁給他。”
自從2019年10月9日，李星星再次報警，煙臺市芝罘區公安分局作出《立案告知書》以來，案件推進一直緩慢艱難。援助過李星星，並跟進本案長達半年的周桃律師認為，這一局面主要是由於“構成強姦案的證據不足”。
2013年，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對外公佈了《關於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
根據中國現行法律，李星星與鮑毓明初次發生性關係時已滿十四周歲，在法律意義上具備性自主權，要構成強姦案，必須證明鮑毓明在實施侵害時，違背了她的個人意願。
這一點，是司法實踐中常見的難題。除非有確切的目擊證人、監控、錄音、傷痕，否則只能依靠男方自認或更多的間接證據。
對於是否出於自願，李星星與鮑毓明各執一詞。
只有一件事毋庸置疑，“姦淫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的，以強姦論，從重處罰”這一刑法規定，在本案中並不適用。
相較更注重性教育的歐美國家，性教育不足的中國，法定性同意年齡反而明顯偏低。
未加入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美國，各州的性同意年齡都不低於16週歲，有的州甚至定為18週歲。《德國刑法典》第176條“對兒童的性濫用”規定了14歲的性同意年齡，但實際上有14歲、16歲和18歲共三個年齡界限，適用於不同的情形。
新城控股時任董事長王振華案其中一名受害人僅為9歲，未滿足法定性同意年齡
同時，對於特定關係人與未成年人之間發生性關係是否構成強姦，我國法律也有所滯後。
針對這個問題，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羅翔發文稱，有必要在刑法中增設濫用信任地位型強姦罪，“當雙方存在特定關係，未成年人對特殊職責人員有關性的同意在法律中應視為無效，只要與未成年人發生性關係，特殊職責人員就應該以強姦罪論處。”
即使這條提議得到落實，也已經與李星星當前的困境無關。
李星星之外，藏起來的陰影
再次立案，卻遲遲沒有結果，經歷著漫長等待的李星星對採訪她的記者說：
“不只有我，還有其他小孩兒，現在我受傷害，將來還會有別的小孩受傷害。”
根據《“女童保護”2018年性侵兒童案例統計及兒童防性侵教育調查報告》顯示，2018年媒體公開報道的性侵兒童（18歲以下）案例317起，受害兒童超過750人。
在這些被公開報道的案例中，網友作案高達39起，佔比18.57%，成為僅此於熟人作案的第二大施害者群體。其中，有16起發生於網絡聊天平臺、社交視頻平臺等網絡平臺，不法分子誘騙兒童發送裸照、裸體視頻、進行裸聊、猥褻。
網絡性侵害這一更隱秘的威脅，正向孩子們展開爪牙。
2018年1月，通過網友“黑客凱文”提供的舉報消息，哈爾濱警方破獲一條兒童網絡色情產業鏈。涉案人員長期非法拍攝、售賣兒童色情視頻或圖片，以猥褻、侵害兒童牟利，甚至將與男童發生性關係明碼標價——每名男童每次2000元。
付費會員制論壇、社交軟件群組、在線直播軟件、網絡遊戲社區，乃至專門的兒童色情網站論壇。侵害者們組織龐大，管理機制嚴密，又有一定的反偵察意識，為破獲該類案件增加了難度。
以打擊兒童性侵、兒童色情為主業的“黑客凱文”，平均每個月會收到數百條爆料信息，但不是每一條舉報都能得到回應。
“犯罪分子以游擊戰術見長，善打擦邊球，且不少涉及跨地域、跨境辦案，抓捕難度大。”
除了有組織的兒童色情黑產，網絡也為戀童癖們隔空實施侵害提供了便利。
2017年，有媒體記者潛入涉嫌兒童色情的qq群內，發現該群00後未成年人數量過半。在這些有準入門檻、隱蔽而分散的所謂“交友群”中，成年人堂而皇之以經濟利益為誘惑，尋找未成年人“出來玩玩”。
同時，部分主動混跡在這類群組中的未成年人，已經形成通過網絡色情賺取零花錢的習慣，“只要20塊錢，就可以提供裸聊，30塊錢，讓他做什麼就做什麼。”
除了社交網站、平臺，就連遊戲也無法倖免。面向少女兒童的網絡換裝遊戲小花仙，就曾被爆出淪為戀童癖的獵場，孩子們為了一套價值僅幾十元的虛擬服裝，在潛藏於遊戲中的戀童癖們引誘下，以分鐘計費，進行視頻裸聊。
而一旦接受了視頻裸聊，就是更深的噩夢的開始，施害者極可能以此為要挾，要求在線下發生關係。甚至有慣犯要求遭受侵害的女孩在遊戲內為他留言，從而吸引更多孩子下手。
國內某遊戲內的戀童癖，通過遊戲虛擬貨幣吸引兒童
在這類侵害面前，家長的不當應對只能導致事態進一步惡化。
據“女童保護”對16152位家長的調查顯示，如果孩子被人教唆誘騙，給對方發送裸體照片、視頻，有2.32%的家長會選擇嚴厲責罵孩子，12.73%的家長選擇馬上註銷孩子的社交賬號。
註銷賬號，會在一定程度上銷燬證據，為後續報警及偵查工作增加困難。
而對孩子的責罵，除了讓受到過傷害的孩子們揹負上沉重的心理負擔外，於事無補。
據研究顯示，約一半性侵受害者會罹患創傷後應激障礙，與其他創傷性事件所造成的應激障礙不同，性侵受害者更普遍地產生被社會譴責感，或強烈的自責——通過歸咎自身的方式使遭受的侵害合理化。
這種合理化，會加重受害者精神與身體上所承受的痛苦。
已故作家林奕含，就曾借筆下角色”房思琪“之口道出這種複雜的心態：“我要愛老師，否則我太痛苦了。”
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李星星會把鮑毓明當成“她最親的人”。
結語
2016年4月，林奕含公佈了自己在婚禮上的致辭。
她一身白衣，用平和的語氣說，“我原諒了他，因為這樣我才能活下去。你們不能原諒他，因為這樣其他女孩子才能活得下去。”
一年後，這位小說處女作《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剛出版的作家，在住處上吊自殺。
即使選擇了原諒，她依然沒能活下去。
2019年4月8日，李星星嘗試自殺，想結束自己還未成年的生命。
第二天，被救下的她坐在派出所裡，陳述著自己這三年來的經歷。一個個詞彙，勾連成一場觸目驚心的噩夢。
“高燒”、“經期”、“掐我脖子”、“射在裡面了”。
兩個星期後，這次報警有了結果——由山東煙臺公安局芝罘分局給出的《撤案決定書》。不願接受的李星星再次報警被拒，隨後她被診斷出重度抑鬱症，創傷性應激障礙，陰道損傷發炎。
事件另一方，被指控性侵的鮑毓明後來回應：李星星是希望通過“假自殺”，“達到她不可告人的目的”。
林奕含和李星星背後，還隱藏著無數沒被看見的孩子們。
有的孩子因為性知識的匱乏，遭受侵害而不自知；
有的孩子迫於家庭、社會壓力，在侵害發生以後不敢發聲；
還有的孩子，即使用盡全力發聲，依然沒能得到公正對待。
給未成年人正確的性知識，建立健全的相關法律和救助機制，在侵害發生以後及時發現、干預，儘可能減少他們心靈的創傷。這些，是每一個成年人的責任，也是整個社會的責任。
如果我們的社會做得不夠好，給犯罪者留下可以伸出黑手的漏洞，那麼，當侵害發生那一刻，這個整個社會，都是罪惡的同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