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拿着粮票争先恐后排队买粮食的人群
粮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基础，正因如此，人们把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和统一全国财经工作、三大改造一起，并称为新中国财经战线的“三大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花费了极大的力气来解决粮食问题，逐渐恢复了战乱以来遭受到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力。但到1953年，粮食严重紧张的情况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在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共收入粮食547亿斤，支出587亿斤，赤字40亿斤。由于1953年小麦受灾，预计减产70亿斤，加上广大农民因灾产生有粮惜售思想，粮食供销形势相当严峻。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对此评价道：问题很大，办法不多，真有点难以为继。
造成粮食紧缺的缘由颇为复杂，究其原因主要有四——
工业建设使城镇人口急剧增长。1953年，全国城镇人口比1952年增加663万，比1949年增加2061万人。这些新增城镇人口中，除一部分自然繁殖外，大部分是从农村转化而来的。农民转变成为工人后，就需要增加新的商品粮供应。
农民消费粮食的增长速度加快。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的生活逐步改善，粮食消费量也迅速增长。据统计，1952年农村人均粮食消费比1949年净增70斤，累计起来就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国家收购不到足够的粮食。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粮食商业领域一直是自由市场和计划市场并存。粮食经营活动的有利可图使得私商（甚至有一部分农民）大量贩运粮食，加上不少农民有存粮防灾、囤粮惜售等行为，严重影响了国营粮食公司和供销合作社的粮食收购，粮食部门的购销逆差急剧扩大。
自然灾害的影响。1953年，全国出现了较大面积的灾荒。河南、皖北、苏北等产粮地区都出现了严重的霜灾，粮食较上一年度有很大减产。
出台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解决严重的粮食紧缺问题，已成为党和政府的当务之急。早在1953年上半年粮食供销矛盾进一步加剧的时候，毛泽东就要求陈云负责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注：1954年9月，政务院被国务院取代）财政经济委员会拿出具体办法。7月下旬，因病正在外地休假的陈云急忙赶回北京，参加后期的全国财经会议，着手解决此事。
根据多方讨论情况，经过反复比较、权衡利弊后，陈云提出了“在农村征购、在城市配售”的方案（即后来的“统购统销”制度）。1953年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采纳了陈云的建议。
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根据《决议》规定，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包括计划收购、计划供应、市场管理和中央统一管理四个组成部分。其基本要求是：
（一）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简称统购）的政策；
（二）对城市人民和农村缺粮人民，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简称统销）的政策，亦即是实行适量的粮食定量配售的政策；
（三）实行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私营粮食工商业进行严格管制，并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的政策；
（四）实行在中央统一管理之下，由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粮食管理政策。
1954年9月，陈云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关于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问题的报告
会后，毛泽东又对这个《决议》进行了修改。当天，他又以中共中央名义将《决议》下发到地方执行。11月19日，政务院第一百九十四次政务会议又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
以毛泽东批发的《决议》和政务院通过的这两个文件为标志，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正式出台。从1953年12月初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粮食统购统销运动在除西藏、台湾外的全国城乡拉开了序幕。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治动员和宣传教育工作必须及时跟进。1953年12月，陈云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致各地电报，要求一定要开好县的干部会议和乡的党内外各种会议，“绝不要性急图快，简单从事。”
统购统销政策实行的头一年，全国共有1000多万干部投入到征粮的工作中去。在开好各级会议的同时，各地干部还通过在群众中开诉苦会、辩论会、座谈会等方式加深对这一政策的宣传了解。
此外，还有一些地方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宣传。比如，四川省文化事业局制作了政策宣传幻灯片，出动了82个电影放映队，走村串户进行放映。该局还组织大批文艺工作者，深入田家地头，用各种文艺形式向农民宣传统购统销政策。通过这种宣传教育，加之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威望，这项政策较快地为广大农民所接受。
当然，任何一项政策的实施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统购统销政策也是如此。由于缺少经验，一些干部在工作中有急躁情绪，在统购过程中，有农民产生了一定的紧张心理，也出现了一些偏激事件。
针对这些问题，党中央一直在不断调整和完善这项政策。195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采取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措施。1956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原本分散、庞大的一亿几千万户个体农民组建成几十万个合作社，统购对象开始以社为单位。这就为后来加快粮食收购制度、简化购销手段、推行合同预购等带来了便利。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解决粮食紧缺问题、保证物价平稳、加快工业化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巨大作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毛泽东在1955年指出的那样，这一政策有五项好处，“第一，对贫农有利。贫农缺粮，保证他们饿不死。第二，对灾民有利。不统购统销的话就要饿死人。第三，对发展经济作物有利，种棉花、甘蔗、烟叶可买到粮食。第四，对城市里人有利，保证工业化的实现。第五，可以,拿些豆子出扣换回机器。”
如何看待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行的那天起，围绕着这项政策的利弊之争就没有中断过。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项政策呢？
首先，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解决新中国成立初期粮食紧张问题唯一正确的选择。
从客观实际上看，解决粮食紧缺问题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大量进口，这显然不现实。二是实现粮食的持续增产，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尚未完成集体化的小农经济无法在短期内实现这一目标。前两种途径都不可行，只能采用第三种办法，也就是调节粮食流通方式。
从理论来源上看，历史上，苏联曾根据国情需要两次对粮食实行政策管制，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特殊时期的粮食紧缺问题。这种战时统制经济理论模式的成功经验给中共领导人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历史经验上看，中共历史上有对重要生活资料进行统购统销的成功做法。1944年3月，陈云出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时，就会同其他领导同志先后在边区开展过棉花统购、食盐统销工作，取得了既定的效果。
其次，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尽管是针对粮食紧缺问题出台的一项经济措施，但由于它的酝酿和出台是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前后，就使它超越了经济问题的范畴，成为新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
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农民们卖余粮后，把钱存入信用合作社
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毛泽东很自然地把实行粮食征购和互助合作看作两条重要途径。他在1953年10月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结论讲话时就明确指出：“我国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它有两个翅膀即两翼，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
在稍后召开的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又把此项政策与总路线的实施联系在一起，“总路线，概括的一句话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次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于社会主义也是很大的推动。”
1953年10月16日发布的《决议》明确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过渡时期总路线中的重要性提了出来：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建设的轨道之内，引导农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所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它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再者，尽管中共领导人并无从实施统购统销政策中剥削农民的意愿，但不能否认的是，该政策确实为新中国工业化进程积累了资金。
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开展工业项目建设，资金来源只能依靠农业。这一点，中共领导人已有共识。国家采取对农产品定价的方式，以极低的成本将原本分散的农产品资源的支配权集中起来，再以低价向城市居民和工业企业进行统销，用来维持工人工资和工业建设所需原料，最后又通过工业利税的形式上缴，如此一来，便可集中起国家工业化建设的资金。
陈云与毛泽东、刘少奇
不过，尽管出发点是善意的，但这一政策也存在一些争议，例如可能影响到农民利益等问题。对此，陈云曾指出：“征购要采取公道的价格。”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也明确提出：“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
对农业为工业化进程所作的贡献，中共中央在1985年发出的第1号文件中曾予以明确肯定：“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曾经起过保证供给、支持建设的积极作用。”
“粮食是稳定市场、保证建设的最重要的物资。”只有保障好粮食供应，才能保证人民生活，维持物价稳定，继而开展现代化建设。从这个角度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可以说是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大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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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人民网、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中国新闻周刊”“文史博览”
作者：曾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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