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錫山(1883 -1960，辛亥革命後任山西都督，從此長期踞，從此長期踞晉自保，統治山西達三十八年之久，人稱“山西王”。他善於審時度勢，見風使舵，經常在各派勢力之間“跳舞”；抗戰勝利後，他積極反共，率先挑起內戰，屢戰屢敗卻又頑抗到底。輸光了冬之後逃出山西，居然“入閣拜相”，當上了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末任行政院長。信誓旦旦要“力挽狂瀾”，殊不知大廈已傾，黔驢技窮，最後不得不敗走臺灣，偏安一隅。在臺十年，閻錫山被蔣介石；剝奪了實權，名義上蔣卻給予閻錫山“苦心孤詣，撐持危局”的評價。他“靜中閉門思過”，把大部分的時間用於著述寫作，但最終客死他鄉，魂不歸裡。
棄商從戎，閻錫山，字伯川，別號龍池，1883年10月8日（清光緒九年九月初八）出生在山西省五臺縣河邊村文昌堡一個亦商亦農的殷實之家，乳名萬喜。他5歲喪母，先後由外婆和繼母撫育，6歲人私塾時，先生為其取名“錫山”。，閻錫山幼時性格孤僻頑劣，但卻天資聰明，八年私塾讀完，他打下了較為深厚的舊學功底。 14歲時，閻錫山結束學業，到父親在五臺縣城中開的“吉慶長”商號經商習藝，開始接觸社會。兩年後（1 898年），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閻錫山和與他同庚的大家閨秀徐竹青結婚。
1900年，因生意失敗，閻錫山跟隨父親到太原躲債並謀生。時值庚子之變，民族危機深重，國家存亡未卜。作為一個讀過書的初級知識分子，在傳統的愛國主義思想影響下，閻錫山除了內心固有的個人奮鬥、出人頭地的志向外，也同時進發出一種民族自尊心和歷史責任感，從而開始了他思想和人生道路上的一個轉折時期。1901年，閻錫山“棄商從戎”，考取清政府在山西設立的武備學堂。1904年7月，因成績優良加之敦睦師友，他被公派赴日留學，先入振武學校，後人陸軍士官學校。在日本留學期間，他受孫中山革命思想影響，於1905年1 0月28日加入了同盟會，成為最早加入同盟會的山西籍留日學生之一。閻錫山曾當面聆聽孫中山的教誨，並積極活動，是同盟會內部秘密軍事組織“鐵血丈夫團”的成員。
1909年3月，閻錫山畢業回國，先後任山西陸軍小學教官、監督、新軍標統等職務。他一面討好清廷在山西的頑固派和立憲派上層官僚，獲得信任，抓住兵權；一面暗中加緊與同盟會聯繫，發展力量，密謀舉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辛亥革命爆發，太原革命黨人積極準備響應。10月29日，同盟會核心分子及其他革命人士在太原發動新軍起義成功，閻錫山被推舉為都督，時年僅28歲。
袁世凱當政時期，閻錫山俯首恭，虛與委蛇，隨波逐流，使袁世凱將他與其他省同盟會員或國民黨籍都督區別對待，閻錫山得以穩居其位。袁死後，閻錫山又投段祺瑞門下，拜段為師，博取歡心。1917年9月3日，北洋政府正式任命閻錫山兼任山西省省長，從此山西的軍政大權就集於閻的一身了。在此後將近十年的軍閥混戰中，閻錫山先是因為實力不濟而扯起“保境安民”的大旗，堅守山西地盤，一面精心理政，一面擴軍備戰。1920年的直皖戰爭，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戰爭，閻錫山都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宣佈中立，冷眼旁觀。然而，等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後，閻錫山已經躊躇滿志，再也按捺不住了。他要憑藉自己的手腕和實力去參與角逐，從中漁利。混戰中的各方軍閥出於各自的利益，忽而稱兄道弟，山盟海誓，忽而兵戎相向，視為寇仇。閻錫山既已置身於軍閥混戰的旋渦中，自然也不能脫此窠臼。他一會兒擁段聯馮倒直吳，一會兒聯直附奉討馮軍。1926年夏，馮玉祥國民軍在直奉晉三方聯合攻擊之下，退守西北地區。閻錫山乘機將地盤由山西擴大到綏遠，其軍隊再次擴充並改稱晉綏軍。
南方國民革命軍北伐開始不久，國民黨軍委會命閻錫山為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但他不願驟然表明態度，也不就任此職。直到次年6月，他見北洋軍閥政府大勢已去，在太原宣佈就任南京蔣”介石政府授予的“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改弦更耋；在太原城頭豎起青天日旗，在政治力量的權衡中將天平公開向南京的蔣介石傾斜。1928年蔣、馮、閻、李四大集團軍共同進行第二次北伐。身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的閻錫山出兵進攻奉軍，一舉奪取石家莊，收復大同，攻佔保定，搶在其他集團軍之前進佔京津地區，被蔣介石委任為平津衛戍總司令。到此時，閻錫山手握20萬大軍，佔有晉、冀、察、綏四省和平、津兩大城市，先後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太原分會主席和北平分會代主席、國民政府內政部長等職，可謂盛極一時，其政治影響力空前增強，在全國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南京國民政府統一全國之後，蔣介石開始“削藩”。他先文後武，試圖通過編遣會議達到裁軍的目的，反而激化了各實力派之間的矛盾，最後不得不訴諸武力解c。閻錫山表面上應付蔣介石的編遣計劃，暗地裡卻在擴軍備戰。在桂、馮、唐等分1的反蔣軍事活動中，閻錫山奉行幕後策劃支持，表面折中調和的策略，企圖嵋旃以時間換取蔣中央和反蔣各派實力的消耗，以便坐收漁人之利，最後一舉收拾殘Ll。當李宗仁、馮玉祥、唐生智等紛紛敗下陣來之後，閻錫山驟然感到來自蔣的威脅，他不再猶豫觀望，開始領銜反蔣。政治上他打出汪精衛的招牌，糾集國民黨改組，癀派和西山會議派另組政府與南京分庭抗禮；軍事上他聯合馮玉祥、李宗仁、石友三、文輝等各路諸侯，稱兵70萬，與蔣介石集團進行中原大戰，一決雌雄。1930年4月閆錫山被反蔣將領們擁戴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9月又被北平擴大會封為“國民政府主席”，儼然成為反蔣戰線的領袖。然而，由於各派實為烏合之眾，各懷異志，勾心鬥角，難以協同作戰；加之關鍵時刻張學良入關助蔣，歷時半年之久的中原大戰以反蔣派的再次慘敗而告終。閻錫山被迫下野，於1930年12月底逃避大連，其晉綏軍由張學良改編，但實力尚存。
閻錫山在避居大連期間，雖然一直在通過他的親信商震、徐永昌、楊愛源等遙控山西政局，但蔣介石也在想方設法瓦解晉系骨幹。閻錫山擔心離晉日久，軍隊離心，老巢傾覆，遂於193 1年8月5日在日本飛機護送下秘密潛回山西，準備東山再起。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以武力侵佔了中國東北三省，從而在客觀上為閻錫山重返政壇提供了契機。1932年2月，蔣介石表示與反蔣各派首領“捐棄前嫌，團結禦侮”，委派閻錫山為太原綏靖公署主任。不久，閻又恢復了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等職務，並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從此，閻與蔣重新合流，再度統治晉綏兩省。鑑於中原大戰失敗的深刻教訓，以及強鄰入侵的民族危機，閻錫山決計不再參與國內的派系之爭，向蔣介石做出“不擴充武力，專心於經濟建設”的承諾。 1932年底，閻錫山親自主持編定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劃案》，在“自強救國”、“造產救國”、“建設救國”的口號下，完善政治制度，加強經濟建設。幾年之後，山西形成了初具規模的較為完整的輕重工業體系，還修建了同蒲鐵路，全省的經濟基礎和社會面貌有了。但僅僅過了五年，隨著日軍全面侵華，十年建設計劃被迫終止。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閻錫山一面派兵西渡黃河協助陝西國民黨軍隊“進剿”紅軍，一面在山西境內籌備防共。是年冬，中央為了民族利益，發表了“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聲明，要求閻錫山允許紅軍通過山西地區開赴抗日前線。閻錫山拒絕了紅軍的要求，阻止紅軍東征，結果損兵折將，賠上了一萬餘眾的兵力。而蔣介石以增援為名，乘機派中央軍5個師開進山西，企圖實現圖謀已久的目的。後來東征紅軍主動撤回黃河以西，並向閻錫山倡議建立抗日反蔣統一戰線。此時日本正積極地策劃“華北五省自治”，對閻錫山寄予厚望，極力拉攏。閻錫山保持清醒，不為所動。日本於是指使偽蒙軍進攻綏遠，閻錫山提出“守土抗戰”的主張，命令晉綏軍奮起反擊，打退日偽進攻，取得了綏遠抗戰的勝利。面對來自日、共、蔣三方面的威脅，處於夾縫中的閻錫山權衡利弊，不得不改變策略，做出了“拒蔣、聯共、抗日”的歷史抉擇。 1936年7月，他在山西成立了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救亡組織——“犧牲救國同盟會”，並延請薄一波主持工作。次年初，又在太原舉辦了“國民軍軍官教導團”，訓練進步青年，組織“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這即後來的所謂新軍。決死隊實行政治委員制，薄一波親任政委，其餘政工幹部大多數是黨員。決死隊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在中國大地上誕生的唯一的一支統一戰線性質的正規軍隊。
七七事變後，閻錫山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第十八集團軍（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兼任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國共雙方軍隊在華北戰場與日寇展開殊死搏鬥。八路軍充分發揮游擊戰的特長，先後取得平型關大捷、雁門關大捷等勝利。受其鼓舞，晉綏軍也在忻口戰役中重創日軍。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正面戰場的晉綏軍且戰且退，最終太原淪人敵手。閻錫山率山西黨政軍機關也一退再退，一度渡河進人陝西，山西主要城市和交通線多被日軍佔據。八路軍領導的“犧盟會”、“決死隊”等進步力量，則紛紛轉入敵後，積極發動群眾，組織抗日武裝，建立根據地。
相持階段到來後，在日本政治誘降策略的引誘下，閻錫山一反抗戰初期的積極支持國共合作的態度，開始走上限共、防共、反共的道路。在1939年3、4月問宜川林會議上，閻錫山講了這樣一番話：“武漢失守以後，抗戰越來越困難，二戰區消失了，只有八路軍壯大了。現在我們要自謀生存之道。”所謂“生存之道”，是進一步向國民黨中央靠攏，消極抗日，積極反共。 12月，閻錫山公然製造了“十二月事變”，命令晉軍向正在同日軍作戰的決死二縱隊進攻，為國民黨第一次反共潮打了頭炮。以後，閻錫山偏安於晉西一隅，與日軍多次秘密接觸，勾勾搭搭。
日方沒有誠意滿足閻的“獅子大開口”，閻錫山最終沒有做成“漢奸”。抗戰的最後幾年，閻錫山在他控制的晉西一小塊地盤上，發起“克難運動”，大搞“烘爐訓練”，鍛造所謂“同志魂”，為他將來的反共培養死黨。他還推行新經濟政策，搞“兵農合一”，儘可能地集中物質，竭力維持擁有20餘萬人的部隊及軍政機構，為將來從對手手中“收復失地”打基礎。1945年8月，閻錫山終於等來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8月15日，早有準備的閻錫山發出日本無條件投降後的第一道命令，令戰區國民黨軍隊配合行政接受人員，全面挺進，分區佔領、接受；同時命令日軍在原地堵擊八路軍。8月30日，閻錫山以第二戰區受降長官的身份重返闊別八年之久的太原。
抗戰的硝煙還未散盡，閻錫山就大舉進攻八路軍，率先挑起內戰。他曾經說過：“窪利之日，即與共軍全面作戰之時。”為了繼續維護他的統治，閻錫山對共軍自然是必欲去之而後快。閻錫山怕“傷害”日軍的‘感情”，始終未按規定在山西境內嚨舉行受降儀式。，他還違反盟國關於遣返日俘的規定，殘留日軍達6000多名，名日 廠毛存武力”，用以對付八路軍。在藉助日偽力量搶佔接受了山西106個縣市中的79個之後，閻錫山又派其十九軍軍長史澤波率部於8月17日進攻上黨中共抗日根據地，佔據多座縣城。8月28日重慶和談，閻錫山對此十 一分惱火，認為蔣糊塗。他繼續抽調兵力先後向解放區14個縣進攻。9月17日解放軍釋放了史澤波以下高級軍官10餘人。此役對重慶談判最終簽訂《雙十協定》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閻錫山偷雞不成反蝕把米，使他發熱的頭腦漸趨冷靜下來，由急於求成地與解放軍相對抗，轉變為加強自己而後圖。他一面整訓軍隊，增強實力，一面大搞特務統治。他授意親信梁化之組建“山西省特種警憲指揮處”，在市縣設特警隊、特警組，造就了一個規模龐大、權力無比的特務系統。特警處可以隨時逮捕、審訊、甚至處死軍政人員、學生以及平民百姓，更不要說“鹽黨分子”。出於戰爭的需要，閻錫山在山西搞起了“三自傳訓”——“自清”、“自衛”、“自治”。具體做法是：先將逃亡在外的地主組織起來，發給武器，鼓動還鄉復仇。然後以這些人為嚮導，出動武裝，在夜間包圍村莊，進行突然襲擊，抓捕地方幹部和群眾中的積極分子。通過威逼利誘使被捕者中的一部分人變節，再利用變節者拉攏更多的人。這就是第一步“自清”。在自清的基礎上，將村中的青壯年編成自衛隊，經過短期訓練，發給武器，保衛村莊，稱為“自衛”。接著進行第三步“自治”。“自衛”實行後，在那些被認為治安情況比較好的村莊，劃分份地，推行“兵農合一”，強迫生產，達於“自治”。閻錫山對“三自傳訓”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說：“怎樣和敵人鬥爭，只有實行自清、自衛、自治。實行自清、自衛、自治，就能勝利”。
全面內戰爆發後，閻錫山頒佈以“三自傳訓”為主要內容的《動員戡亂復興綱領》，規定：在地方上頭仃’三目傳訓”，把村建成“鐵村”，把地方政權建成“鐵政”，在軍隊中推行“三六一傳訓”（即所謂“三顆手榴彈、六發子彈、一把刺刀”精神”），要求在戰場上研氽劍j氐，實行戰場練兵，建設“鐵軍隊伍”。鑑於軍事上的連連失敗，為了苟延殘喘，他不惜使用最殘酷的手段，號召人們‘有關係的交關係，沒有關係找關係，交了關係沒關係，不交關係有關係”。所謂關係，即指與黨的關係。閻錫山搞人人過關，結果搞得人人自危。梁化之還公然提倡濫殺，說：“誰殺的人多就是革命模範，誰就能升官發財。”一時腥風血雨，殺人如麻。閻錫山的暴政可謂窮兇極惡，結果適得其反，把大批官兵和民眾逼向了自己的對立面，客觀上加速了自身的覆滅。
從1946年下半年開始到1948年底的兩年闖，閻錫山在與解放軍的較量中連戰連敗，只剩下大同和太原兩座孤城，處於人民軍隊包圍之中。他在太原城內外築起5000多座碉堡，構築嚴巒的防禦體系，建立所謂“戰鬥城”，夢想“以城復省，以省復國”。解放軍前線總司令徐向前向閻錫山勸降，爭取和平解決。閻錫山為了表示他拒絕和平的決心，競把奉解放軍之命進城試探的、曾是他的老師的一個老秀才給殺掉了。閻錫山之被中共定為“戰犯”，可謂證據確鑿，一點也不冤枉。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軍委認為，太原也有和平解決的可能，提出：太原如能照北平那樣和平解決，閻錫山又能表示改變過去的立場，可以考慮讓其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為此解放軍通過一切可能的渠道，實施對閻錫山的爭取。然而閻錫山不作絲毫改變，對解放軍方面的一切努力和來自故交、親友及下屬的勸說置若罔聞，擺出一副困獸猶鬥的架勢，還煞有介事地在美國記者面前展示準備“殺身成仁”的毒藥水，誓言決不做俘虜，與太原城共存亡。他號召部下學習古代齊國的田橫五百士，寧死不降，頑抗到底。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被迫下野，由李宗仁代理中華民國總統，閻錫山曾運作想當行政院長。然而李宗仁於3月12日發表何應欽為行政院長，閻大失所望，又急忙派人活動，稱“為了拯救晉民，名位高下，在所不計，雖副席亦可也”。李宗仁以閻錫山名望極高，不敢委曲為由未予答應。閻錫山之所以不惜降低身份想謀取中央政府的職位，是因為他急於想脫離行將垂危的太原，同時也想為自己在內戰中輸光老本之後留一條政治出路。大約在1948年下半年，閻錫山便將他的家人送到上海，後分別轉送臺灣、美國等地。他在所謂的“太原大保衛戰”中，提出“捨命才能保命，毀家才能保家’的口號，而他自己卻是“三十六計走為上”，伺機逃跑了。
終於，機會來了3月28日，李代總統電請閻錫山去南京商決國共和談大事。次日，閻召集高級軍政人員，以是否應邀赴京徵求大家的意見。他見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就說：“也許三五天，也許十天八天，候和平商談有了結果，我就回來。”梁化之等在一旁催其動身，閻錫山於是任命梁化之、王靖國、孫楚、趙世鈴、吳紹之為五人小，臨時負責城防和一切事務。然後閻錫山告別他的文武大員們，急匆匆地驅車臨機場，飛離了他控制三十多年的太原，一去不復回。
閆錫山逃往南京後，一直與太原電報往來，通過五人小組遙控太原的局勢。國共平談判，中共方面再提太原和平解決問題，明確指出，太原若接受和平，“重要反動分子許其乘飛機出走，其餘照北平方式解決，部隊出城兩星期或三星期後，開始改編。”在太原城將破之際，中共做出這樣的讓步，是從減少戰爭損失，保護太原古城不遭徹底摧毀出發的。太原當局如能當機立斷，接受和平，無疑是明智之舉。然而閻錫山沒有點頭，把握大權的梁化之、王靖國二人，只以閻錫山的“當場打死倡議繳械投降的。什麼級別”的人，就升他到什麼級別”的訓示威懾眾人，誰也不敢做主接受和平。五人小組以“老頭不在，無人做主”為由，放棄了走和平道路的最後機會。4月21日，因南京國民政府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解放軍發出戰鬥命令，經過3天的戰鬥，4月23日，太原外圍據點已被肅清，解放大軍直逼太原城下。此時閻錫山坐鎮上海，連續發出一道道指令。先電稱：“太原守城事，如果軍事沒有把握，可以政治解決。”後繼續電稱：“萬一不能支持，可惟靖國、化之兩人性命難保。”近一年的時間裡，閻錫山曾一次次地關閉和平之。城破前夜，才突然想起了“政治解決”，真可謂‘不到黃河心不死”，可惜為時已色晚。正是由於他當斷不斷，心存僥倖，堅持反共立場不變，終於將太原城變成了一片廢墟，給太原人民帶來了莫大的損失。4月24日凌晨，解放軍對太原城實施總攻。 久困之城，百姓厭戰，兵無鬥志。僅用了四個半小時，被閻錫山吹噓為“鋼城”的太一俘虜；守城官兵，或死或降。太原解放對閻錫山來說應該是早已料到的事情，但這一天果真來到時，他還是驚得半天沉默不語，內心十分痛苦。為了安慰他自己和進一步欺騙世人，他編造了以梁化之為首的“太原五百完人殺身成仁”的神話，大吹大擂。實際上經核實自殺或被迫自殺者以及互殺者只有46人。閻錫山經營幾十年的太原回到人民懷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