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王朝兩大制度，日本都沒學，一個好處多，一個壞處大（下）
書接上文，上篇文章介紹了那個日本沒學帶來好處的制度，那麼這次我們談一談日本沒學帶來害處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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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很多聰明的朋友看完上篇，就能猜出個一二了，日本大化改新沒學帶來害處的制度就是"科舉制度"，從封建王朝的發展進程來看，大多數時期科舉制度都起到了積極推動的作用，我們今天看到的"八股取士"等禁錮思想的制度，在創立之初可並非如此。
從"行政任命"到"公務員考試"
隋朝在中國的歷史上是個短命的王朝，二世而亡，只有短短的三十八年，但是就是這樣一個曇花一現的王朝，卻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無數的先河，它不僅結束了中國長達四百餘年的分裂時期，在政治上創造性的發明了三省六部制，在經濟上創造的輝煌，更是終唐一朝都未曾超越。由隋文帝開創，隋煬帝發展完善的科舉制度，更是對日後一千三百年間的中國歷史產生深遠的影響。科舉制度並不僅僅是一項單純的選官制度，它的影響遍及政治、文化、思想多個方面，直到一千三百年後的今天，我們依舊無法逃避科舉對國人思想的影響。
隋朝的統治者，充分看到了國家權力分散於地方的種種弊病，尤其是官吏選拔權的分散，直接導致了東漢末年氏族門閥的崛起，進而使得國家四分五裂。為了適應封建大一統的國家政體，隋文帝創造性的發明了科舉制度，這種制度遠遠超過以往歷史上的任何一種制度。
中國真正完備的行政體系大約形成於春秋戰國時期，身處亂世的各國諸侯，想要自保、自強甚至是稱霸一方，就需要有一支高質量的管理團隊，在那個年代，各方諸侯、大夫形成了"養士"的傳統。所謂"養士"就是統治者將擁有一技之長的人招攬至自己門下，為他們提供衣食住行，給他們以施展才華的空間。
當時的選官制度大多憑藉的還是統治者的個人好惡，街市上的殺豬賣肉的人，可能會轉眼便身登廟堂，而一國宰相，也有可能會一夜之間變成一無所有的窮光蛋。顯然這種充滿不定因素的選官制度在競爭激烈、社會動盪的春秋時代，因其靈活性而具有較大優勢。但是這種制度顯然無法形成穩定的官僚體系，因而在漢朝統一、穩定的封建帝國建立起來之後，慢慢的被淘汰了。
兩漢時期，相對固定的人才選拔制度形成，這時官僚的選拔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由上而下的直接"行政任命"，就是朝廷對於某位民間較為有名氣、有學識的人才直接委以官職，這稱之為"徵辟"；另一種則是由下向上的舉薦，由地方官員向中央推薦自己所發現的優秀人才，然後朝廷再進行任命，這稱之為"薦舉"。
"徵辟"和"薦舉"看起來是一項較為合理的制度，對於穩定的國家管理體系的建立有著良好的作用，但是這兩種制度的弊病也同樣明顯，其中最大的危害，便是導致了官場上"近親繁殖"現象的產生，東漢以後的氏族門閥的形成，便得益於此。最後選官權力完全落入豪強地主之手，後來出身便成了官吏的選拔的最主要標準，於是出現了"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的可笑局面。由於氏族門閥勢力極度膨脹，國家不得不作出妥協，實行了九品中正制，官吏的選拔直接和出身掛鉤。
隋朝結束了中國幾百年的分裂時期，也同時終結了士族地主的統治時代，科舉制度作為一種更為公平、科學的選官制度登上歷史舞臺。
公元587年，隋文帝楊堅開科舉之先河，他下令開"文采秀美"科，提倡文人以詩詞歌賦求取功名。隋文帝雖然開創科舉制度的雛形，但是文帝一朝更多的還是以恢復前朝的"察舉制"為主。隋煬帝大業3年，楊廣下令，朝廷"開科取士"，科舉考試選取進士，進而選取官吏的制度正式成型。隋朝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是"時務策"，所謂"時務策"就是讓考生就當時國家政治生活、社會生活方面的問題提出對策。這種辦法將讀書、應考和做官三者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為優秀人才的脫穎而出提供了必要條件。
在隋朝科舉制度形成以前，官吏的選拔並未形成明確的標準，通常君王或者是官僚的個人好惡便是人才選拔的標準。科舉制度相比來說，顯然是一次革命性的變革。它為人才的選拔提供了一個較為公正的標準，客觀上對於清平政治局面的開創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無數的寒門才子在科舉中脫穎而出，這充分顯示了對人才的尊重，這是一個國家走向興盛的重要標誌之一。
顯然，科舉制度遠遠超越了前朝歷代所謂"以德取人"、"以能取人"，甚至是赤裸裸的以身份地位選才的制度，它最大程度的規避了血緣世襲和士族政治的壟斷所帶來的弊病。這種公開考試、公平競爭、擇優錄取的人才選拔制度，客觀上為每一個人都提供了一種改變命運的可能，讓普通人家的子弟有了由讀書而進入仕途的渠道，從而贏得了整個知識分子階層的支持，為封建國家的穩定作出了突出貢獻。以至於在當時傳出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的聲音。
在中國實行科舉制度的一千三百年間，這項制度的影響滲透到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無論是社會結構、人文理念，還是政治制度、教育思想，無不帶有他的烙印。
隋唐以後，中國政府的官吏，大多是通過科舉考試選拔出來的，這一千三百年裡，由科舉所產生的進士大約有十萬人之多，舉人、秀才數以百萬，科舉制度相對來說，為國家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能力較為出眾的管理團隊。由科舉入仕途者，當然並非全是有識之士，但大凡通過科考成進士者，多數都非庸才，不至於出現"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的可笑局面。宋、明兩代以及清朝漢人的名臣能相、國家棟梁之中，進士出身的佔了絕大多數，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科舉制度的成功。
科舉對於文化知識的普及和推廣也起到了相當大的推動作。儘管大多數人讀書的目的是出於對世俗功利的追求，但是這在客觀上形成中國人重視文化教育的傳統。科舉取士的制度形成之後，中國的教育水平和尚文風氣都得到普遍的提高。明清時期，中國僅秀才便長期保持在五十萬人左右，這五十萬人中只有極少數的能夠走上仕途之路，其餘大多數都生活在民間，他們對知識的普及、文化的傳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可以說，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科舉制度相對於其他官吏選拔制度來說，是最為公平、最為合理的，它在我國漫長的封建發展史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一千三百年的持續時間，說明了它強大的生命力。但是從明代開始，科舉制度的弊病也開始顯現出來，考試內容陷入僵化，變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實際學識。大部分讀書人為應科考，思想漸被狹隘的四書五經、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縛；無論是眼界、創造能力、獨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分人以通過科考為讀書唯一目的，讀書變成只為做官、光宗耀祖的"敲門磚"。
另外科舉雖然為讀書人提供了一條出路，但是到後來"學而優則仕"成了讀書人的唯一出路，所以中國的歷史上獨立的知識分子階層早已消失，科舉制度最後限制了人才的出路。到了清朝，無論在文學創作、或各式技術方面有傑出成就的名家，卻多數都失意於科場。
可以推想，百年以來，多少精英被困科場，虛耗光陰。清代科舉制日趨沒落，弊端也越來越多。清代統治者對科場舞弊的處分雖然特別嚴厲，但由於科舉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舉制終於消亡。
但對於日本來講，科舉的好處十分明顯，那就是把官吏的任免權收歸中央，而非家族繼承，這樣真正加強了皇權，減少了地方軍閥的爭端。
久而久之，皇權就從象徵性權力變成了真正的"實權"，一大批"天子門生"成為高官後，必然會引起家族的不滿，但經過一兩次洗牌，也就能穩定局面。中國古代也有不少地方割據政權，但這些政權也都依靠"科舉取士"的方法，加強集權，如果日本肯學起來，那麼即使最終掌權的不是"天皇"家族，新上臺的"家族"也勢必會因此加強中央權力，頻繁的地方軍閥戰爭最終會逐漸熄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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