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吐溫（Mark Twain，1835-1910），原名薩繆爾·蘭亨·克萊門（Samuel Langhorne Clemens），美國作家、演說家，美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2006年，被《大西洋月刊》評為“影響美國的100位人物”第16名，代表作有《百萬英鎊》《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湯姆·索亞歷險記》等。
4月21日，是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逝世110週年，這位以幽默、諷刺見長的作家，被評論界譽為“美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他把辛辣嘲諷和幽默元素同時注入文學，從而深刻改變了美國文學的方向。
海明威曾說：“全部美國現代文學，源於馬克·吐溫寫的一本書《哈克貝利·芬歷險記》……這是我們所有的書中最好的一本，在它之後，沒有一本書能和它相比。”當然，也有作家和評論家對其文學成就不以為然，福克納就曾直截了當地宣稱馬克·吐溫才藝平平，只能歸入“第四流作家”。然而，無論爭議如何巨大，人們都不能忽視其名滿天下的影響力。
這位從未踏上過中國土地的美國作家，其實與中國也有著非常深的淵源。早在晚清時期，他的作品便被引進中國，他是繼詩人朗費羅和《湯姆叔叔的小屋》作者斯托夫人之後，第三位被介紹進中國的美國作家。魯迅曾對其幽默風格和針砭時弊的精神大加讚賞，併為其《夏娃日記》寫過小引，稱“他的成了幽默家，是為了生活”，將藉此批評林語堂所倡導的“為幽默而幽默”。而茅盾、老舍等人同樣對其有過高度評價。
新中國成立後，馬克·吐溫的短篇小說《競選州長》被長期選入中學語文課本，被當作批判美國政黨政治的現實主義作品。他的代表作《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湯姆·索亞歷險記》也有數十個中文版本，可謂是中國讀者最熟悉的美國作家之一。在本文中，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楊靖教授對馬克·吐溫與中國的淵源做了細緻梳理和評述，為我們講述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歷史故事。
馬克·吐溫生前日常生活照。
撰文 | 楊靖
（南京師範大學教授、美國文明研究所所長）
1835年，美國作家馬克·吐溫誕生之日，哈雷彗星現身。1910年，天文學家預測：哈雷彗星要再次迴歸，馬克·吐溫也預言自己將不久於人世。當年4月20日，哈雷彗星到達近日點，次日，馬克·吐溫逝世。
終其一生，這位“來自彗星的人”對中國情有獨鍾
（早年甚至因為同情和“袒護中國人”而砸了飯碗）
，而作為回報，無論國內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他也始終是“中國人民最喜愛的美國作家之一”。因此，在全球劇場
（global theatre）
的座標下，探究這位頗具“中國情結”的作家百餘年來在中國的文學之旅，或許更能加深對中美兩國國民性，以及文化差異的認知和理解。
作家的“爭議”與“誤讀”
馬克·吐溫是名滿天下的文豪，但關於他的文學成就，在美國國內一直存在爭議。照帕靈頓在《美國思想史》中的看法，美國作家大體分為兩種：一種是以朗費羅、霍爾姆斯為代表的“蒼白臉”
（崇歐派）
；一種是以惠特曼和馬克·吐溫為代表的“紅皮膚”
（本土派）
。
馬克·吐溫本人對歐洲傳統一向不夠“敬重”，比如他在評判奧斯汀時曾吐槽：“每次讀她的書，我都不得不中途停止。我讀《傲慢與偏見》的時候，恨不得把她從墳墓裡挖出來、抓起她的膝骨敲打她的頭顱。”與前一種新英格蘭“紳士派”不同，馬克·吐溫“是一個土生土長的美國作家”——他把美國本土幽默的活力注入文學的主流，因而改變了美國文學的方向——海明威曾說過：“全部美國現代文學源於馬克·吐溫寫的一本書《哈克貝利·芬歷險記》……這是我們所有的書中最好的一本。一切美國文學都來自這本書。在它之前不曾有過，在它之後也沒有一本書能和它相比。”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美國評論家威廉·迪恩·豪威爾斯，將馬克·吐溫尊奉為“美國文學界的林肯”。
但與此同時，質疑之聲也時有所聞。在《小婦人》作者路易莎·梅·奧爾柯特看來，哈克貝利是典型的“問題少年”，因此她奉勸馬克·吐溫：“如果克列門斯先生找不出什麼好東西的話，那麼最好就別為我們思想單純的少年男女寫作了。”1885年，麻省公共圖書館禁止《哈克貝利·芬歷險記》一書在館內流通，理由是“通篇粗俗猥褻，貧民區的人讀讀還可以，不適合有教養受尊敬的讀者”。20世紀文學大師福克納更是直截了當地宣稱馬克·吐溫才藝平平，只能歸於“第四流作家”。
在諸如此類的批評當中，最具殺傷力的莫過於著名文學批評家範·威克·布魯克斯推出的重磅專著《馬克·吐溫的嚴峻考驗》
（1920）
。在書中，他承認馬克·吐溫的藝術天才，卻惋惜這位天才未能經受加爾文教、金錢誘惑和東部上層階級文學趣味的考驗，最終走向失敗。布魯克斯把作家的失敗歸咎於兩人：一個是作家的妻子奧麗維亞——馬克·吐溫的“第二個母親”——她以自己平庸的文學趣味替作家把關，居然認為《王子與貧兒》比《哈克貝利·芬歷險記》成就更高！另一個是《大西洋月刊》主編豪威爾斯——馬克·吐溫的“告解神父”——他尊重歐洲的“斯文傳統”，主張描寫“生活溫和的一面……力求避免使自己和讀者痛苦的題材”。正是在他們的影響之下，馬克·吐溫日漸走向平庸。
有趣的是，美國學界的爭議在中國並未激起太大反響，因為20世紀中國新文化運動開始之後，馬克·吐溫的文學作品乃是作為“新文化”的資源被引入中國，而中國對他的評介大都採取美國文學史家約翰·梅西的觀點：在批駁布魯克斯立論“偏激”的前提下，充分肯定馬克·吐溫的成就。由此，在這一觀念長期主導之下，馬克·吐溫遂以“三副面孔”呈現在國人面前：第一，資本主義社會的有力批判者；第二，同情中國人民的美國作家；第三，幽默而富於人性的藝術家。
新中國成立之後，《競選州長》被列入初中語文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在2003年將這一短篇改列為選讀篇目）
——眾所周知，從上世紀50年代至新世紀初，全國中小學統一採用一本教材和一個大綱。因此，儘管這一短篇在美國幾乎無人問津，儘管其中口語化的幽默表達在翻譯成中文後大為“失色”，但並不妨礙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至少有幾代人、幾億人“精讀”了這一“名著”。按照教學大綱的權威表述，因為“這篇小說的思想意義遠遠超出了它所產生的那個時代，今天，它依然是我們認識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和欺騙性的好教材。”
從這一事例，依稀可以看出中美兩國對待馬克·吐溫文學遺產的不同態度。在美國，直到近些年，人們記憶中的馬克·吐溫更多是一名幽默作家
（入選中小學教材的是《哈克貝利·芬歷險記》）
，而不是諷刺作家或社會批評家。斯坦福大學謝莉·費希爾·菲什金教授認為，造成這一“誤讀”現象的原因是“政治”——冷戰時的需求使得馬克·吐溫較為嚴肅的文學成就遭受扭曲。她的結論是，馬克·吐溫對社會的嘲諷和批評之所以在美國受到忽視，而在中國卻被大書特書，事實上乃是“出於同樣的
（政治）
原因”。但問題是：高擎“批判現實主義”大旗的外國作家非止一二，為何馬克·吐溫受到特別“優待”？要回答上述問題，需要從他的“中國情結”談起。
《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美]馬克·吐溫著，[美]彼得·艾克什蘭校譯，南方出版社出版，2017年2月。
馬克·吐溫的“中國情結”
1862年，馬克·吐溫在內華達《企業報》擔任撰稿人，初次接觸到美國西部的華人。由於“黃禍論”氾濫造成的負面影響，他對華人抱有偏見。後來，馬克·吐溫擔任《晨報》記者，此時他撰寫的有關華人的報道同樣不乏譏諷和主觀臆斷。比如，在名為《鴉片走私者》的文章中，他寫道：“中國人的精明真是高深莫測。可以說，他們的語言裡幾乎找不到表達抽象的善、惡、好、壞的詞兒。當然他們是要區分好和壞的，但只針對具體的事情，比如經商、借貸、貿易等等。對他們而言，一切事，達到目的就是好的，沒達到目的就是壞的。在籌謀方面，他們重在成事，併為之費盡心機，比如如何規避很重的鴉片關稅。至於良心，他們是在所不計的。”
然而，數年以後，隨著馬克·吐溫對華人的瞭解逐漸加深，他的看法也有了很大轉變。比如1870年，他的連載小說《哥爾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借用英國作家奧裡弗·哥爾斯密書信體小說形式，描述中國人艾頌喜懷抱希望前往自由之鄉美國，卻受盡殘害與屈辱並被強行送進監獄的經歷。1872年，馬克·吐溫半自傳體小說《苦行記》出版，其中有一章專門描寫開發西部的華人生活。作者以飽滿的熱情讚揚華人吃苦耐勞和忠厚老實等優秀品質，對他們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給予深深的同情，同時他還滿懷義憤對美國的種族主義予以譴責。1877年，他與布萊特·哈特合作撰寫以中國洗衣工為主角的劇本《阿新》，表達了同樣的批判意味。此外，他曾以《對一個孩子的可恥迫害》為題，以紀實小說的形式刻畫弱小族群如何遭遇歧視、飽受欺凌。他的另一篇短文《中國佬在紐約》，描寫某茶葉店以裝束奇特的中國人招徠顧客的故事，對把中國人當作動物式的展品之舉表示極大的憤慨。
根據黑白照片重製而成的馬克·吐溫彩色照片。
1871年在《哈珀週刊》刊載的《一個恭順的民族》一文，在同類作品中最具代表性。通過實地考察和親身經歷，馬克·吐溫描繪了華人生存的悲慘現狀，飽含同情之心：“他們是最順服的族群，白人不是對他們視而不見就是虐其如狗，而他們仍然處之泰然，不把最粗野的謾罵和殘忍傷害放在心上。這些中國人是那麼安靜、溫和、穩重，不醉酒，每天從早忙到晚。我敢說，胡鬧的中國人少而又少，更沒有一個懶惰的。只要中國人的手還能動就不求別人的幫助，總能找到活幹，從不像白人那樣怨天尤人。”他讚賞中國人的節儉：“中國人從不浪費，我們這些基督徒認為是垃圾的，他們總能加以巧用。中國人把白人廢棄的生蠔與沙丁魚空罐收集起來，熔鍊成能賣錢的合金材料。他們甚至收集爛骨頭用來製造肥料。”然而這樣勤勞而馴良的族群卻橫遭欺凌：“正當我寫這篇稿子，聽到了駭人聽聞的消息，大白天在三番市一群無賴用石頭把一位溫和的中國人活活砸死，邊上站滿了無動於衷的圍觀者。”——作者的憤慨之情，溢於言表。
史上第一部全黏土動畫長片《馬克吐溫的冒險旅程》（1985）。以馬克吐溫與哈雷彗星的因緣為基點，講述馬克·吐溫與幾個小孩乘坐飛艇訪問彗星的奇妙冒險。
當然，作家對海外華人“國民性”的分析也較為客觀。比如吸食鴉片和濫食動物，“名叫約翰的中國人很喜歡這樣的吸法，這讓他心平氣和，每次吸一打煙泡便安然入睡，如同進入了他自己的天堂……那兒的天堂有他的洗衣生意，有豐盛宴席，哪怕所吃的是老鼠和燕窩。”還有比如賭博，“吳洪先生，他是個專做私人彩票的販子，這類彩票莊子在中國人居住區中足有一打。每三個中國人就有一個彩票莊家，其餘的人都湊份子錢。”——該文發表後，由於讀者強烈反對，調查記者馬克·吐溫因“袒護中國人”被迫辭職，自此走上職業作家之路。而更為不幸的是，他離開舊金山不久，在中國城便發生了驚天血案：五百多白人闖入唐人街將十九名無辜華人慘遭殺害。
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旅居國外數年的馬克·吐溫，重回美國的第一天，便向記者發表聲明：“我是個反帝國主義者。我反對美國雄鷹把爪子伸到別人的土地上去”。同時，他在給友人信中說：“現在全中國都起來了，我同情中國人。他們一直在受歐洲掌王權的強盜的欺負。我希望他們能把外國人都轟走，而且永遠不讓他們再回去……為什麼列強不退出中國，讓中國自由地處理自己的事務呢？事情都是外國人鬧出來的，只要他們能滾出去，那是多麼大的好事。”最後他預言說：“中國終必獲得自由，拯救自己。”
《湯姆·索亞歷險記》，[美]馬克·吐溫，立人編譯，天地出版社出版，2016年8月。
1901年，馬克·吐溫在《北美評論》發表名篇《致坐在黑暗中的人》——這篇文章被稱為“反抗文學的代表作”，是投向國際霸凌主義分子的重磅炸彈，激起強烈反響。此前他的朋友豪威爾斯曾警告他不要發表此類作品——戲稱他應該“先去上吊，免得被別人吊死。”然而，馬克·吐溫並未因此而退縮，相反，他通過文學作品，以及大量政論、雜文和演講等方式對美國的反華排華行徑給予無情的抨擊，諸如《致我的傳教士批評家》、《施私刑者的合眾國》以及《托缽僧和傲慢無禮的陌生人》等等，皆為振聾發聵之作。在他生前發表的最後一部小說《斯托姆菲爾德船長的天國之行》中，他還描繪了一幅包括華人在內的各族人民齊聚天國、共享幸福的理想圖景。在逝世後發表的《神秘的陌生人》
(1916)
以及《自傳》手稿中，馬克·吐溫對中國仍念念不忘，聲稱捍衛中國人民利益的正義立場，是他“安身立命、不能自已的信念”。
據史學家考證，馬克·吐溫對華人態度的轉變受到兩位友人——容閎和蒲安臣——的影響。容閎是清廷“幼童留美”項目的負責人，1872年，首批留美幼童抵達康州，馬克·吐溫的兩個女兒成為幼童的同學，作家本人與容閎也結為好友。1881年，留美幼童計劃夭折，容閎與馬克·吐溫前往紐約面見前總統格蘭特，請求他從中斡旋
（格蘭特訪問中國時曾專門與李鴻章面商此事）
。另一位好友蒲安臣
(1820-1870)
是美國共和黨創始人，對中國素有好感，曾任美國駐華公使，後來又代表中國出使美國，是近代中美交通史上的重要人物。1870 年，作為清廷“全權使節”的蒲安臣出訪俄國途中患病，病逝於聖彼得堡。馬克·吐溫撰寫祭文《悼蒲安臣》，稱他的逝世是“所有國家和所有人種的損失。這是因為他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公民，他已成為世界公民”，並盛讚他“具有騎士般大慈大悲的胸懷和崇高的善意” 。
在當時美國主流社會排華情緒蔓延的氛圍下，馬克·吐溫對中國人遭受的不公平待遇進行大膽地揭露和譴責，充分體現出一位作家的社會批判責任和人道主義情懷——事實上，和哥爾斯密、蒲安臣一樣，馬克·吐溫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也堪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世界公民”。
文學之旅：馬克·吐溫在中國的傳播
儘管畢生從未到過中國，但馬克·吐溫的中國文學之旅在晚清時期便已開啟：他是第三位被介紹到中國的美國作家——前兩位分別是詩人朗費羅和《湯姆叔叔的小屋》作者斯托夫人。他最早被譯介的是兩個短篇：一篇是《俄皇獨語》；另一篇則是《山家奇遇》
(The Californian’s Tale，現通譯為《加利福尼亞人的故事》)
，由吳檮從日文轉譯。譯者的宗旨在於“選取具有社會批判意識的西方文學作品以實現本國民族主義的心理投射”，進而讓中國讀者聯想到赴美華工沉陷於“淘金”的泥沼無以自拔的“活死人”慘境。該文於1906年在李伯元主編的《繡像小說》上刊登——作為晚清譴責小說的代表人物，李伯元選載此文明顯是“順應了當時的政治思潮”。正如日後周瘦鵑在《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刻》中所言：首選此文移譯“若非偶然，定是獨具眼力”。
1914 年，《小說時報》刊登包天笑翻譯的《百萬英磅》。此外，曾虛白、趙家壁等名家皆有相關譯文評論行世。曾虛白在《美國文學ABC》
（1929）
一書中評價馬克·吐溫：“他實在是穿著小丑衣服的人生哲學家”；張越瑞編譯的《美利堅文學》
（1934）
介紹《哈克貝利·芬歷險記》時，提到小說主人公的“哈姆雷特問題”，也極富見地。1932 年，馬克·吐溫的代表作之一《湯姆·索亞歷險記》由月祺翻譯，在《中學生》雜誌上連載，引發廣泛關注。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小說月報》“譯叢”欄目刊登顧毓秀翻譯的馬克·吐溫短篇《生歟死歟》，譯文後有茅盾的“雁冰附註”，提及“去年出版的有《馬克·吐溫的嚴峻考驗》一書，總算是研究吐溫的最好的書，很可以看得。”——茅盾宣稱布魯克斯大著“最好”，可見他對馬克·吐溫有一定研究，儘管寫作風格未必受到他的影響。
與茅盾相比，魯迅對馬克·吐溫及其幽默風格無疑感受更深。1931年，魯迅在鄰居搬家時無意中看到《夏娃日記》，心生歡喜，立即讓好友馮雪峰轉交李蘭翻譯。他之所以選擇馬克·吐溫的《夏娃日記》
（以及匈牙利裴多菲的《勇敢的約翰》）
加以出版，最初其實是因為其“插圖之精美”以及作家如尼采般“憤世”——正如魯迅在《夏娃日記》小引中所言：“他的成了幽默家，是為了生活”，後來卻“分明證實了他是很深的厭世思想的懷抱者”。魯迅讚賞馬氏風格的幽默，矛頭其實是指向“論語派”的林語堂及其所倡導的“為幽默而幽默”。他認為“幽默”
（該詞中譯為林氏首創）
既非國產，中國人也並非長於幽默，而當下情勢又實在“難以幽默”；於是林氏鼓吹的“閒適幽默”也就免不了走樣：未能針砭時弊，相反卻墮入“講笑話”和“討便宜”的流俗。很顯然，魯迅向來注重創作的社會效果與現實意義，反對把幽默僅僅理解為“滑稽”與“發笑 ”。在這一點上，他絕對堪稱是馬克·吐溫的“隔代知己”。
《亞當夏娃日記》，[美]馬克·吐溫， 蔡紅昌等譯，外文出版社出版，2017年8月。
新中國成立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馬克·吐溫毫無懸念地成為揭露和批判資本主義的“利器”。1950 年《人民文學》刊登茅盾的《剝落“蒙面強盜”的面具》一文，指出馬克·吐溫暴露出美國統治集團的面目，因此為商賈大亨們所痛心疾首。同年，《光明日報》刊登呂叔湘《吐溫的著作的失蹤》，通過評述馬克·吐溫小說《神秘的陌生人》來抨擊抗美援朝時期美國政府的侵略政策。1960年，《世界文學》刊登老舍在馬克·吐溫去世50週年之際發表的講話：《馬克·吐溫——金元帝國的揭露者》。在講話中，這位同樣以幽默見長的中國作家，稱讚馬克·吐溫是“美國傑出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也是一名活躍的社會批評家——而不僅僅是一個講笑話的人物。事實上，這也是作家馬克·吐溫另一面的真實寫照：他主張“幽默只是一種香味，一種裝飾”，批判和戰鬥才是他的用意——他在接受採訪時曾坦言：“我本人一向是說教的。”
令人遺憾的是，在此之後長達二三十年間，由於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對馬克·吐溫研究一度出現停滯之勢，“詩學闡釋的缺位使得馬克·吐溫淪為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批評的權宜性工具”——這一狀態直至上世紀70年代中美關係解凍之後，才出現根本性轉變。此後，國內馬克·吐溫作品的翻譯與研究再度掀起高潮，而與以往不同的是，翻譯選擇的標準也逐漸從片面強調政治性和革命性逐漸轉向藝術性。而從文學、人類學、文化研究、後殖民主義、生態倫理批評等不同角度對馬克·吐溫及其作品做出的跨學科闡釋，尤為令人耳目一新。
位於康涅狄格州的馬克·吐溫故居。
進入新世紀以來，“馬克·吐溫與中國”的研究更趨深入化和多元化。2005年，康奈爾大學開展“馬克·吐溫在中國”的專題項目，中國學者蘇文菁參與研究。2014年，《紐約時報》發表秦艾米
（音）
的文章“中國對馬克·吐溫的持續熱愛令人費解”，探討一個多世紀以來作家馬克·吐溫的中國文學之旅；2015年，香港大學美國研究項目專家黎雪蓮
（Selina Lai Henderson）
出版《馬克·吐溫在中國》一書，資料翔實，引人入勝，被《斯坦福書評》譽為“馬克·吐溫中國曆險記”。據其考證，僅《哈克貝利·芬歷險記》一書，在大陸和港臺地區發行的漢譯本便有90種之多，堪稱中外文學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觀。從這個意義上看，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說：“馬克·吐溫的肉身已死，但他的中國之旅並未結束，因為他的作品仍被廣泛譯介和研究。”——當然，還應該加上他的警句和格言，比如在新冠病毒肆虐期間流傳甚廣的“當真相在穿鞋的時候，謊言已經跑遍全城”。
作者｜楊靖
編輯｜徐偉 羅東
校對｜趙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