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意大利哲学家、政治思想家，以对例外状态（stato d’eccezione）和牲人（Homo sacer）等概念的讨论而闻名，对本雅明、海德格尔、施密特和瓦尔堡等人的思想亦有深入研究。阿甘本在方法论上偏重概念史，尤其是对法律与神学概念的谱系学考察。
阿甘本于2月25日在《宣言报》（Il Manifesto）上刊发社论《由无端的紧急情况带来的例外状态》（Lo stato d’eccezione provocato da un’emergenza immotivata），同时以“流行病的发明”（L’invenzione di un’epidemia）为标题将该文发表在任意（Quodlibet）出版社的博客上，引起各方争议；3月11日，随着疫情恶化，他在该博客上发表
《论感染》（Contagio）一文；3月17日，针对记者保罗·达尔卡伊斯的批评文章《哲学与病毒：吉奥乔·阿甘本的幻觉》（Filosofia e virus: le farneticazioni di Giorgio Agamben），他又在该博客上发布了《声明》（Chiarimenti）一文；3月27日，他再次在该博客上发表社论《反思瘟疫》（Riflessioni sulla peste）；4月6日，他发表《保持社交距离》（Distanziamento sociale）一文；4月14日，他发表《一个疑问》（Una domanda）一文。保持社交距离
我们不知道死亡在何处等待着我们，我们随处都在等待死亡。对死亡的预谋就是对自由的预谋。学会死亡的人便忘记了奴役。知道如何死亡，就可以从屈服与束缚中解放出来。
——米歇尔·德·蒙田，《随笔》，第一卷第二十章
历史教导我们，每个社会现象都有或可能有政治含义，因此需要适时地关注一个已经进入西方政治词汇中的新概念：“保持社交距离”（distanziamento sociale）。尽管在一开始，这个表达可能只是为了修饰此前使用的“禁闭”（confinamento）一词的残酷意味才提出的委婉用语，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自问，建立在这之上的可能是怎样一种政治管理体系（ordinamento politico）。如果正如不少人开始谈论的那样，当前的紧急卫生事态可以被视作一间实验室，用以研究施加于人类的新型政治与社会规划模式，那么上述问题就显得愈发迫切，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纯粹理论上的设想。
尽管和任何时候一样，现在也有一些愚笨的人觉得这样的情况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而新兴数字技术早就允许人们隔着遥远的距离也能安然交流，但是我不认为基于“保持社交距离”的共同体（comunità）在人性和政治层面是可生活的（vivibile）。不论如何，不管采取什么样的视角，我认为这就是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
首先考虑到，“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产生了一种相当特殊的现象。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在其著作《群众与权力》（Masse und Macht）[1]中，通过反转人们对触碰的恐惧来定义权力建立的基础——群众（massa）。通常，人们惧怕被陌生人触碰，也是出于这样的担忧才在自身周围设置了种种距离，而群众却是唯一一种能使这样的恐惧倒转为另一种极端的情况：
只有在群众中，人才能免于对触碰的这种恐惧心理［……］一旦人们把自己交付给群众，他就不会对群众的触碰感到恐惧［……］谁在推挤我们，都仿佛是我们自己在推挤自己，我们觉得那人和我们是一样的。突然，一切都变得好像是发生在同一个身体上［……］对触碰的恐惧心理由此倒转过来，这是群众的特点。这种在群众中传播开来的轻松情绪［……］在密度越大的地方就越为显著。（第2页）
我不知道对于我们现在面对的新型群众现象学，卡内蒂会有什么样的看法。无疑，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和恐慌产生出来的就是群众——但应该说是一种反转的群众，因为现在每个人都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彼此之间的距离。因此，这样的群众密度并不大，而是稀释了的。但如果我们接受卡内蒂很快在后文给出的解释，那么这仍然是群众：群众由紧致性（compattezza）和被动性（passività）来定义，它“不可能真正自由地运动［……］它在等待，等待出现在它面前的领导者” （第17页）。
之后，卡内蒂又描述了通过禁令（divieto）形成的群众：
许多人聚集在一起，不想再做他们以前分散各地各人一直所做的事情。禁令是突然的，是人们自己施加于自己的［……］不论如何，禁令都会以极大的力量在群众中发挥作用。它像命令一样具有绝对性，但重要的则是其否定特征。（第33页）
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天真地认为基于保持社交距离的共同体和极端形态的个人主义有任何关系。事实恰恰相反：正如我们如今所目睹的，这样的共同体是建立于禁令之上的稀释群众，也因此尤为紧致而被动。[2]
译注：
[1]中译参考埃利亚斯·卡内提，《群众与权力》，冯文光、刘敏、张毅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引文页码均为此中译本页码。译文有所改动。
[2]作者称群众同时是稀释而紧致的，可能采用了两种不同的维度：“稀释”指的是空间密度，“紧致”则是组织运动层面上的（想象有一堆球，每个球之间存在长距离的斥力，如此“紧致”地聚集在一起）。
一个疑问
瘟疫还给城邦带来了其他更严重的违法失序（ἀνομία）［……］不再有人有意坚持曾经认为的善（καλός），因为不清楚自己是否会在此之前就死去。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五十三章
我想在这里和有意愿的人分享一个疑问。一个多月来，我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面对这场疾病，为什么整个国家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在伦理和政治上崩溃？写下这个问句之前，我谨慎地推敲了其中每一个词。人们在何种程度上主动放弃了自己的伦理与政治原则，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自问退让的底线在何处即可。我想，只要读者思考下文讨论的几点，就很难不认为我们已经在无意识中——或装作毫无察觉地——迈过了人性与野蛮之间的分界线。
第一点，可能也是最严重的一点，关乎死者的身体。我们为什么会仅仅因为一种不可能精确评估的风险，就允许我们亲近的人，还有其他所有最普遍意义上的“人类”，不单是孤独地死去，而且都无法拥有一场葬礼，就要被烧成灰烬？从安提戈涅到今天，这样的事在我们的历史上前所未有。
其次，同样是因为这种无法精确评估的风险，我们相当轻易地接受了限制通行自由的种种措施。在我们国家，这些措施之严格史无前例，即便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未能企及（当时的宵禁只有固定的几个小时）。我们还因为这种无法精确评估的风险，暂时断绝了友谊与爱情关系，因为邻人（prossimo）已经变成可能的感染源。
最后一点，也是整个现象的根源。我想，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生命经验（esperienza vitale）的统一性已然分裂。本来，生命经验的身体与精神两面不可分割；而现在，纯粹的生物实体和情欲的、文化的生活则完全分离。大卫·凯利前不久又提及伊万·伊利奇的观点[1]，即现代医学应该为这种分裂承担责任。它看似理所当然，却是最为彻底的抽象。我很清楚，现代科学通过重症监护装置（dispositivo）实现了这种抽象，能在纯粹维生状态下一直维持一个身体。
但如果像如今人们尝试的那样，把这种条件（condizione）扩张到其时间与空间限制之外，转而变为一种社会行为原则，那我们就会陷入没有出口的矛盾中。
我知道有人会急于回应，称这种条件只限制在一段时间之内，之后就能回到从前那样。如果不是出于恶意，那么反复重申这种说法的人真的是很有意思。事实上，宣布紧急状态的官方自己就一直在告诉我们，在渡过紧急状态之后，依然需要遵守同样的规范，而“保持社交距离”（distanziamento sociale）这个意味深长的委婉用语[2]所指的那一套，将是新的社会组织规范。而不论如何，不论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我们一旦决定接受，就不能再挽回了。
由于我在这里控诉了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就不得不提及本应该守卫人类尊严的那些人，他们要负担更加沉重的责任。首先是教会，放弃了其最核心的原则，已沦为科学的家仆，而科学则变为我们时代真正的宗教。方济各主教的带领下的教会忘记了，当年拥抱麻风病人的，同样也是一位方济各[3]；他们忘记了慈爱（misericordia）正要求看望病人；他们忘记了殉道者的教导，忘记了应该牺牲生命而非信仰，也忘记了放弃自己的邻人正意味着放弃信仰。
另一群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的人，是法律人。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习惯了未加考虑就施行紧急法令，由此，执行权实际上已经取代了立法权，废弃了权力分立（separazione dei poteri）这一民主基本原则。而在疫情中我们则超越了所有限制。人们开始产生一种印象，用对元首（Führer）的形容来说，就是总理和民政部长的话说出口就立刻有法律效力。我们也不清楚在紧急法令生效的时间过后，如何才像官方声明的那样，继续限制人们的自由。通过何种法制装置（dispositivi giuridici）？会是永久例外状态吗？法律人有义务保证宪政原则得到遵守，但他们却默不作声 。法律人，你们怎么对分内的事保持沉默？（Quare siletis juristae in munere vestro?）[4]
我知道，肯定不乏有人回应，称最严重的这些牺牲是出于道德原则的牺牲。我想提醒他们一件事：阿道夫·艾希曼曾表面上充满善意地不断重复说，他是出于自己的良知、遵循他认为的康德式道德准则才做了那些事。通过放弃善来保护善，以及通过强制放弃自由来保护自由，这两种规则同样虚假而矛盾。
译注：
[1]大卫·凯利（David Cayley），加拿大作家、播音员，伊万·伊利奇的旧友。伊万·伊利奇（Ivan Illich，1926—2002），奥地利作家、历史学家、教育学家、哲学家。此前，阿甘本在博客上刊登了大卫·凯利的社论《从伊万·伊利奇的视角看待新冠流行病的几点问题》（Questions about the current pandemic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van Illich）。
[2]见作者的上一篇文章《保持社交距离》。
[3]指亚西西的方济各（San Francesco d’Assisi，1182—1226）。
[4]改写自意大利法学家阿尔贝里科·真蒂利（Alberico Gentili，1552—1608）的警句：“神学家，请对非分之事保持沉默。”（Silete theologi in munere alieno.）该句同样出现在作者《例外状态》（Stato d’eccezione）一书的扉页上。
编按：
“因为这种无法精确评估的风险”？关于“风险”，推荐大家阅读我们的新书《风险社会学》（尼克拉斯·卢曼）。在这方面，阿甘本搞不定的，就交给卢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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