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6日晚9點，湖南長沙年僅23歲的小莎，在僱傭貨拉拉司機搬家途中，從麵包車副駕駛“自己跳窗”，隨後搶救無效不幸離世。
據貨拉拉工作人員說，車內無任何錄音錄像設備、貨拉拉App也沒有錄音錄像功能。貨拉拉司機的筆錄稱，小莎是因為司機三次偏航而選擇了跳窗。
女孩的叔叔則反映，事發後，家屬曾按照司機的行車軌跡自駕行駛，“最後發現司機繞道而行三次偏航的地點都是很偏僻的角落。”
圖據@每日經濟新聞
此案的疑點還有很多，比如，小莎為什麼不是打開車門跳車，而是選擇了跳窗？駕駛室裡究竟發生了什麼可怕的事情，讓她寧願從一個狹窄的車窗裡鑽出去？而據家屬反映，小莎是後腦勺著地，她是用什麼姿勢鑽出去的？有沒可能，她不是真的“自己跳窗”，而是迫於外力？
稍加推演，就覺得很驚悚。
目前，警方還在調查中。
由於缺乏錄音錄像設備，駕駛室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也許我們永遠都無法確定，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駕駛室裡必定發生了讓小莎覺得極為恐懼的事情，而且很突然。在那一刻，小莎很有可能認為那個駕駛室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地方，她寧願（或被迫）躍出窗外。
陌生的司機，陌生的車，離奇地偏航，不可知的恐懼，這樣的場景並不是人們在自然的社交下發生的，而是被人為地創造出來的。
誰創造的？貨拉拉創造的。
單憑這一點，貨拉拉就不能卸責。
平臺公司基於算法構建了一個相對封閉的系統，小莎需要搬家運輸服務，貨拉拉的系統為她匹配一名司機，這名司機開著他的麵包車，載著年僅23歲的小莎駛向她生命的終點。
從事後來說，讓這名司機與小莎配對是個絕對的錯誤，讓錯的人，在一個錯的時間，一起進入了一個錯的場景，因此，小莎的死，既是一個社會悲劇，也是一起系統悲劇、算法悲劇，算法系統顯然沒把小莎的安全與感受考慮在內。
貨拉拉App沒有設置明顯的安全報警及行程分享功能，用戶上車開啟行程後，貨拉拉平臺也沒有相關的錄音錄像設備，僅需司機拍一張後座貨物照片上傳即可——“人”被物化了，不僅乘客被物化了，司機也被物化了。
貨拉拉CEO周勝馥在一次採訪中就表示，對於用戶，貨拉拉最大的價值是：“有、快、好”。有就是能找到車，快就是能快速找到車，而且從叫到車到門口的時間可以做到十分鐘以內，好就是通過司機提供很好的物流服務。
司機，就是貨拉拉的“貨”。
但貨拉拉對司機的管控和培訓力度並不大。
據媒體調查，貨拉拉的司機在線上提交註冊審核成功後，僅需要到線下進行1小時左右的培訓，便可正常上崗，培訓內容主要軟件使用流程及注意事項等。
為什麼貨拉拉對司機的准入幾乎不設限？因為貨拉拉要追求“有、快、好”。
要是嚴格考核，或是給車輛配備錄音錄像設備，平臺獲得司機的成本就會大大增加，平臺司機規模的擴張速度就會大大降低，用戶在貨拉拉平臺上偶爾就會找不到車，或者找到車的時間就會變長——眾所周知，用戶規模是平臺公司融資、估值關鍵指標，在某種程度上，貪大求快不僅是貨拉拉的原罪，也是幾乎所有平臺型公司的原罪。
從天眼查數據可以看到，今年1月，距E輪5.15億美金融資不到一個月，貨拉拉總金額達15億美金的F輪融資也即將完成，本輪融資由高瓴資本領投。本輪融資後，貨拉拉估值達100億美元。至此，貨拉拉已完成8輪融資，並創造出1個月內融資20億美元的紀錄。
來源：天眼查app
每一個資本神話背後，都有一個潘多拉魔盒。
這些年我們享受著互聯網平臺所帶來的福利，卻很少反思算法與資本結合所帶來的惡果，我們現在基本每天都依靠算法系統工作和生活，同時，我們也在很大程度上被算法系統影響，甚至控制。
我們當然需要算法系統，需要平臺型公司提供的新福利，但問題是，系統所創造出來的新連接、新場域是充滿未知的，有新福利，也有新風險，誰來為系統的風險埋單？誰來保障新場景的安全？誰來為不可預期的事故承擔責任呢？
平臺公司是系統的創造者，也是利益的獲得者，按理說，他們不可能不是責任的承擔者。要我說，他們不僅需要事前預防，事中擔責，還有必要成立相應的公益基金進行事後救助。
此前，網約車在多次發生惡性事件後，在社會各界的施壓下，各家平臺加大了安全投入力度，在其App及車輛內均配備了行程錄音功能及車內錄音錄像設備，並可設置緊急聯繫人進行行程一鍵分享。但在貨拉拉所處的貨運行業中，相關安全措施卻並未普及開來。
事實上，平臺型公司經營的是一盤很特殊的生意。他們雖然是由私人出資的，但經營的卻是公共事業，所以，對他們追責標準要高於一般商業公司，“平臺僅提供技術支持”的說辭根本站不住腳，我們都知道，那些沒有感情的算法系統是為了最大化商業利潤而創造的。
現在很多平臺型公司成立了社會責任部或者是公益部門，這當然是好事，但現在人們也有種誤讀，覺得他們在額外做著好事，其實，那不是什麼額外的事，而是應盡的義務，就像一家排汙的工廠，要是不做些環保處理，那就是作惡了。
像貨拉拉這樣的平臺型公司，他們創造了新福利，也製造了新問題，如果他們不能解決自己創造出來的問題，他們就是那個需要被解決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