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點評：譯製片與文化傳統

專家點評：譯製片與文化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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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麻爭旗
內容提要：人類的文化是在不斷的傳播與交流中得到發展的，不同文化之間的傳播存在於文化發展的各個階段，具有普遍性。一直是一種有意識、有組織的跨文化傳播活動，譯製片是人類跨文化傳播在現代社會的集中體現。從學理上說，譯製片存在的價值是什麼？如果從社會進步、文化建設乃至美學追求的視角看，譯製片存在的意義是什麼？本文旨在說明譯製片的性質和特徵，並進一步揭示我國譯製片存在的意義。
關鍵詞 跨文化傳播 文化事業 文化產業 國際交流 民族語言 譯製藝術
一、譯製片的本質和屬性
譯製片的產生以傳播全球化為背景。由於現存的國際文化傳播秩序的不平等，發達國家的文化藉助強大的經濟實力和傳播實力不斷向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傳播，使得發展中國家本土文化面臨被殖民的危險，因此，國家必須將譯製片納入公共事業的範圍，因此，譯製片具有事業屬性。另一方面，在現代社會，文化的產業化是文化發展的必然趨勢，在整個文化產業化發展的大背景下，譯製片也具有產業屬性。

1．譯製片是媒介跨文化傳播的結晶
跨文化傳播，顧名思義，是處於不同符號系統的文化傳播與交流。跨文化傳播存在於文明誕生之後的各個階段，具有普遍性。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各種文化不斷相互融合的傳播史，多樣的文化造就了五彩繽紛的現實世界，而跨文化的傳播則打通了不同文化社會之間的分割，形成了文化與文化的交流互動，推動了世界文化的共同發展，創造了共享的人類文明。[1]
由於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符號系統，在文化的跨文化傳播過程中，存在著巨大的困難，即語言障礙，而翻譯的出現，很好的解除了這一阻礙跨文化傳播的制約因素，使得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成為可能。
從傳播學的角度來定義，翻譯是一種將一種語言代碼轉換成另一種語言代碼的跨文化傳播活動。但是，翻譯不是簡單的解碼—編碼，而是一個進行“二度編碼”的過程。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假設甲、乙雙方分處不同的語言文化體系，站在他們中間的是翻譯，翻譯扮演著兩個不同的身份：先是作為甲的受者，對甲傳來的符號進行解碼，這就是理解；然後又作為乙的傳者，把從甲那裡理解了的意義進行編碼，編成乙可以接受、理解的符號，傳給乙，這就是表達。翻譯的活計相當於甲乙工作的總和：先和甲在同一語言環境中共同完成一次符號化過程，緊接著又和乙在另一個語言環境中合作完成又一次符號化過程。當然，翻譯用來編碼的意義不是自己的主觀意義，也不應該是自己的意義，而是從甲傳來的符號裡面解碼出來的意義，這個意義已由甲進行了一次編碼，所以，翻譯對這個意義的編碼就是“二度編碼”。
翻譯有很多種，根據方法進行分類，有口譯、筆譯，根據對象分類，有文學作品翻譯、一般公文翻譯、特殊學科領域文獻翻譯、影視作品翻譯等。不同的翻譯方法、不同的翻譯對象有不同的要求，而影視作品的翻譯、確切地說是譯製，是將使用一種語言的影視文本轉換成另一種語言的影視文本的跨文化傳播活動。譯製片的創作要求譯製人員在充分了解原文本的基礎上按照影視藝術的特殊審美要求，進行二度編碼、二度創作。
影視譯製是一種立足於大眾媒介的跨文化傳播活動，譯製片是在傳播全球化背景下出現的跨文化傳播產物。譯製片的載體是大眾媒介，這決定了影視譯製活動必然具有媒介跨文化傳播的特徵。首先，譯製現象不是精英文化，而是一種大眾文化現象；其次，譯製片不是純粹的本土文化產品，而是一種經過加工、經過本土化的外來文化產品，更確切地說，是一種媒介跨文化傳播的產品。
2．譯製片是文化事業的重要內容
作為典型的跨文化傳播產物，譯製現象是在傳播全球化背景下、特別是以電視為主體的大眾傳媒充分發展的過程中產生並發展的。譯製片的本質特徵決定了它所應有的基本屬性。
大眾傳媒使人們可以足不出戶便知天下，使文化可以打破民族、國家、疆域的限制，在儘可能廣泛的程度上得到傳播，使人們的行為習慣、價值觀念不知不覺中發生變化。在這一過程中，影視作品所發揮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影視產品是當今全球傳播中另一種最有影響的傳播形式”。[2] 影視作品所包含的價值因素、審美因素在作品傳播的過程中也得到傳播，從而對受眾的已有文化價值觀、審美觀帶來一定的影響，如果二者不一致，這一影響便成為挑戰或威脅。
在跨文化傳播中，現存的國際文化傳播秩序是一種不平等的秩序，一些國家因為實際支配著更多的資源，處於更有利的位置，傳播的不對等是顯而易見而又司空見慣的現象。這種不對等表現在許多方面，如：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相比，大多表現為驚人的“貿易順差”，即前者流向後者的量遠遠超過後者流向前者的量。而強勢文化在流向弱勢文化的同時，也把強勢文化的文化價值觀帶入了弱勢文化。如果弱勢文化缺乏主體性，缺乏文化版圖的固守意識，長此以往，就只會用別人的眼光去觀察事物，從而成為新的被殖民國家、被殖民民族。
“全球化不等於同一化。我們可能看到的不是已故加拿大傳播學家馬歇爾?麥克盧漢所預言的單個地球村落，而是大量不同的地球村——它們都被納入新的傳播系統，同時又努力保持或加強各自的文化、種族、國家或政治個性”。[3] 對於任何國家或民族而言，捍衛本民族的“文化版圖”在這個傳播全球化的時代是一件十分緊迫的事情，“全球化不是簡單的‘通用’，更不是同化，而是應更有自己的個性、特色（國家、地區），使自己的民族真正在世界中也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在國民心目中固守住本民族的‘文化版圖’”。[4] 如果一個民族國家沒有鞏固自己的文化版圖的意識，對外來文化中的糟粕沒有抵制的自覺，對本土文化中的精華沒有捍衛的意志，其結果便是放任新殖民文化的侵入、擴張，自取消亡。
外國影視產品是外國文化的集中體現，譯製是跨文化傳播的有效途徑，也是守衛與拓展本民族文化版圖的需要。譯製不是毫無標準和原則的“拿來主義”，而是一個不斷地思考和選擇的過程，儘量更多地吸取其它民族文化中有益的成分、剔除其中的糟粕。
作為一種拓展與守衛本民族文化版圖的方式，一直是事關民族文化發展、民族精神存亡的大事，是一項應該認真研究、以科學的理論加以指導的民族文化事業，是各民族文化事業的一部分。對於中國來說，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要求民族文化整體的取向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而吸取別國文化、特別是以西方文化為代表的現代化文化中有益的成分，是使我們的傳統文化走向現代化的有效途徑。
由此可見，譯製作為一種有意識引進外國文化的方式，作為一種有意識、有組織地進行的跨文化傳播活動，是現代各個民族、各國家的文化事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具有事業屬性。
3．譯製片是文化產業的表現形態
《中國文化產業年度發展報告-2003年》指出：文化產業是由市場化的行為主體實施的，以滿足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為目的而提供文化產品或文化服務的大規模的商業活動的集合。[5] 也就是說，文化產業的參與主體應該是市場化的行為主體，這些行為主體在實現自身經濟效益最大化的同時，還要受到文化產品或文化服務帶來的社會效益的制約。文化產業的功能屬性以及文化產業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的特定屬性決定了該產業的核心要素必然是“創意”，以滿足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為目的的創意為核心向外輻射一定的產業半徑即構成了文化產業集。
文化的產業化是現代社會文化發展不可抗拒的潮流。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社會分工日益擴大，他們逐漸脫離工農業生產，專門為社會或為他人從事文化服務活動。這便形成一種新的社會分工——文化部門。在文化部門進行文化活動的人，是文化勞動者或文化服務勞動者。文化服務勞動者的勞動，是生產文化服務產品或文化產品。因此，文化活動與文化產業活動是兩種活動，前者是人們的自我表現，後者是為社會或大眾提供文化服務的勞動活動或產業活動。
“文化產業是專門為社會和大眾提供文化服務的部門，是為社會創造財富的經濟部門。文化產業所生產和提供的文化服務產品，由於直接影響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對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具有強大的原動力和衝擊力，國家和社會必須和必然把其中一部分納入公共產品的生產範圍，由國家財政和社會基金支付和補償其勞動耗費。在商品經濟條件下，作為公共產品的文化服務產品不進入市場，保持產品狀態；非公共產品部分，為滿足居民個人文化消費的需要而生產，作為商品進入市場。這樣一來，文化產業部門同時進行著商品與非商品兩種生產。目前，我國把公共產品部分稱為文化事業，把商品部分稱為文化產業。”[6] 作為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譯製片當然也就具有了產業屬性。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明譯製片的屬性：一方面，譯製片作為一種跨文化傳播的產物，由於關係到民族文化的生存和發展，應該把其中的一部分納入公共產品的生產範圍，由非盈利的公共部門對其實行一定的引導。另一方面，在商品經濟繁榮、各產業充分發展的今天，作為文化產業的一部分，譯製也是一種產業，具有產業屬性。譯製、譯製片既是事業，又是產業，它具有事業和產業的雙重屬性。
二、我國譯製片存在的意義
改革開放二十年，中外影視文化交流日益繁榮。譯製片作為中外跨文化流通的產品表現，不僅活躍了影視文化市場，滿足了多樣化的消費需求，成為了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內容，而且以獨特的藝術方式為廣大人民群眾帶來了異域風情、審美品味，展示了一片豐富多彩的、活生生的外部世界。
1.譯製片是跨文化傳統的結晶
譯製就是把一種語言的影片，經過劇本翻譯、配音、字幕、錄音等加工手段，用另一種語言表現出來。影劇院播映的譯製片就是經過譯製加工的從國外進口的影片。我們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要譯製？因為有不少人覺得“要看就看原汁原味的”，所以譯製就是多此一舉，甚至破壞了原作情調的完整性。這聽起來是個個人興趣問題，但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它涉及的是一個基本的跨語言、跨文化問題，而且也是涉及譯製片存在合理性的根本問題。
從跨語言的角度講，比如報紙，如果頭版登的是中文關於甲A聯賽的近況，二版登的是意大利文關於意甲的賽事，三版變成德文關於德甲的球訊，四版換上朝鮮文有關亞運會的報道……中國球迷還會買這種報紙嗎？是誰又是怎樣把信息轉換成你我認同的文字符號？再比如廣播，如果7點播出普什圖語有關拉登的近況，8點講的是土耳其語關於*****組織的內幕，9點變為印度語有關印巴邊界的衝突……國內聽眾還會喜歡從收音機裡聽消息嗎？是誰又是怎樣把信息轉換成大家都懂的聲音符號？顯然不是媒介，因為到目前為止，什麼媒介都不可能有這麼大的神通。
再比如電視的引進節目。電視引進節目可大致分三類播出：一是完全譯製型，這是絕大多數，經過了翻譯和配音；二是原聲加中文字幕，此類節目的比例也不少，當然字幕也離不開翻譯的功勞；第三便是拿來就播，原汁原味。那麼，主張不要譯製的朋友最喜歡哪一種呢？
是第三種嗎？應該是，可惜事實依據並不充分。引進節目不僅有英文的好萊塢大片，還有日文的系列片，韓文的家庭劇，還有墨西哥的室內劇，還有來自俄國的、印度的、巴基斯坦的、法國的……您能聽得習慣嗎？
如果是第二種，也就是還聽這些聲音，但有了經翻譯加工的中文字幕，看懂是沒什麼問題了，不過您得有個好耐性：養成一邊忙著追字幕，一邊跟那些陌生的環境混眼熟，同時還要跟那些陌生的話語混耳熟。您能把中文字幕跟劇中人物講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越南文、泰米爾文……這些語言時的口型、表情進行正確對位嗎？這還只是對成人而言，或者包括一部分懂外語的朋友。如果是動畫片，比如讓“蠟筆小新”講他原汁原味的日語，小朋友們聽得習慣嗎？即便再加上翻譯好的中文字幕，還能有那麼多的小觀眾嗎？由此來看，真正接受“原汁原味”的觀眾並非多數，更不可能是包括小朋友在內的絕大多數。
現在剩下的就只有第一種了，我們只好委屈一下，接受配音譯製吧。人們對譯製的質量提出了許多批評，這其實才是問題的根本。過去人們看《魂斷藍橋》、《列寧在1918》、《流浪者》、《追捕》，恐怕沒有誰提出想看原版的要求。隨著引進節目的猛增，譯製力量日顯薄弱，結果譯製市場混亂，質量也就無法保證了。尤其是盜版片，先不說版權的問題，也不說畫面等因素，光看中文字幕：很少有規範的、像樣的，有的荒唐不稽、有的粗俗不堪，即使能勉強看過去的，多數也是“牛頭不對馬嘴”……這怎麼不讓人對譯製產生懷疑呢？當然有一點可以肯定：人們對譯製問題的關注恰恰說明譯製的重要性，也說明加強譯製工作的必要性。
我們再說電影。引進的電影也同樣存在多種語言的問題，因為不同國家拍攝的電影絕大多數都以各國的民族語言為表現形式，比如：日本電影《追捕》，俄國電影《列寧在十月》，印度電影《流浪者》，越南電影《森林之火》，朝鮮電影《賣花姑娘》，阿爾巴尼亞電影《伏擊戰》，南斯拉夫電影《橋》、法國電影《紅》、《白》、《藍》，意大利電影《天堂電影院》、西班牙電影《對她說》、韓國電影《八月照相館》……按照常理，恐怕很少有人聽得懂或者聽習慣這麼多種語言。值得一提的是，我們說譯製片、談譯製片、津津樂道某某譯製片、甚至賦予某些譯製片的片名某種特殊的象徵意義（比如拿“魂斷藍橋”比擬一個悽美的愛情故事），可是我們卻很少靜下來想一想，如果沒有譯製，會有多少人能說出或記住這些電影的名字？
由此可見，譯製是跨文化傳統的必要手段，其根本使命就是要打破語言的隔膜，在不同的語言文化之間搭建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橋樑。譯製作為對影視語言文本的二度編碼，是影視媒介跨文化傳播所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可以這樣講，譯製片是交流的要求，是傳統的必然，是跨文化傳播的自然產物，或曰終極產品表現。
2.譯製片是改革開放的需要
從社會發展的視角看，譯製片是改革開放的必然選擇。
開放的意義就是與世界對話，與世界溝通，與世界接軌，但首先是瞭解世界。只有瞭解世界，才能更好的認識自己、發展自己。我們正是在瞭解世界的同時，認識自己，在學習他人的同時，改變自己，最終求得自我的發展。
我們有過一段封閉的歷史。那時的中國沒有幾部譯製片，那時的國人對外國的瞭解是狹窄的、片面的、甚至是扭曲的：美國是帝國主義，那裡的人民遭受著資本家的殘酷剝削和壓榨，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改革開放的春風喚醒了人們瞭解真實世界的意識和慾望。許多優秀的譯製片打開了我們的視野，為我們展現出一個活生生的大千世界。
我們需要譯製片，因為我們需要全面、具象、真實、完整地瞭解外面的世界。當然，瞭解世界的渠道有很多：讀書、看報或到實地去親眼看一看，但是，對絕大多數普通中國人來說，一個重要的渠道就是欣賞影視文學作品，因為影視文學作品的一個突出功能就是能向我們展示世界各民族的生活圖景。
我們認識的外國人、乃至整個外部世界的形象往往是通過譯製片裡面的圖景構築起來的。或者說，我們每個人心中的那個自我世界或多或少是譯製片的世界。也就是說，譯製片能形象生動地幫助我們想象、透視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歷史變遷、自然環境、文化習慣乃至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譯製片的主要意義就在這裡。舉例來說，我們從《望鄉》裡想象二戰時日本的社會狀況；我們從《辛德勒名單》裡想象猶太人遭受西特勒壓迫、毒害、剝削的悲慘命運；從《亡命天涯》裡想象六十年代美國的社會情況、法律體系、社會風貌；從《埃及豔后》裡想象羅馬帝國時代地中海沿岸古老民族間的矛盾、衝突和鬥爭；從《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裡想象世界大戰驚心動魄的場面；從《居里夫人》裡想象科學家在幹什麼，怎麼生活……可以說，譯製片為我們構築著一幅幅生動的世界歷史畫卷。
從這個維度上講，我們可以說譯製片是一扇窗戶，透過它，國人看見外部世界的面貌：有歷史的風雲、現實的精彩、未來的夢幻。在此意義上，看譯製片成了普通百姓進行世界文化旅行、文化觀光的一種方式；我們也可以說譯製片是一面鏡子，通過它，我們反照著自己，思考著自己並且追問：我們在哪裡？我們在幹什麼？我們應該幹什麼？在此意義上，譯製片成了實現個人的、乃至民族的自我文化認同、文化思考的一種途徑。
譯製片把我們帶到世界的各個角落，讓我們在自由的夢幻中體驗那難以想象的易異域風情。
3.譯製片是國際文化交流的必然
如果從國際文化交流的視角看，譯製片作為一種媒介文化產品，必然具有文化商品的屬性，服從著市場流通－滿足消費的原則。
在經濟全球化、傳播全球化的浪潮下，媒介文化產品跨越國界，加速在全球市場的流通。我國加入WTO以後，國內的文化市場直接面對的就是跨國媒介集團優勢產品的衝擊——這是從消極意義方面而言的。從積極意義來說，引進優秀的外國影片卻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一是推動國內影視市場走向國際；二是滿足多樣化的消費需求。
首先，譯製片作為引進的交流產品，對國內傳媒市場的繁榮和發展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我國的傳媒業要參與國際交流和國際競爭，首先必須開放市場，積極創造國際化的競爭環境。而競爭則必然依循優勝劣汰的法則。優秀的外國影片之所以具有國際競爭力，其主要原因在於品牌的質量，這背後就是由生產、製作、銷售等各個環節統一起來的運行機制和生產理念。按照一般的常識，產品交流有助於相互學習和相互借鑑。也就是說，譯製片所帶來的不只是作為文化商品本身具有的實用價值，而且還包括實現這一價值的理念和機制。
譯製市場的興旺必然拉動整個影業市場的健康發展。近幾年，由八一廠譯製的外國大片頻頻獲獎，在全國範圍引發了一個又一個譯製片熱潮，委實讓人心情振奮。八一廠在引進、譯製外國大片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經驗，不僅僅是演繹八一神話的魔方，或者說是掀起全國譯製片熱潮的法術，而且應該說更主要的是在探索譯製方法、理解譯製實質、挖掘譯製價值、創造譯製理念的具體實踐中所取得的寶貴精神財富。事實證明，譯製片有力地活躍和繁榮了國內影業市場，是促進國內市場走向國際化的活性催化劑。
從消費市場方面來看，大眾文化娛樂是多樣的。顯然，譯製片是滿足多樣化消費的重要內容。譯製片在我國有著廣泛、深厚的觀眾基礎。看譯製片早已成為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娛樂消遣方式。譯製片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成為了豐富人民群眾文化生活的精神食糧。毫無疑問，優秀的影視文化產品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亦應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源泉。
儘管有人對譯製片持有這樣那樣的態度，亦有人提出這樣那樣的看法，但是，好的譯製片是深受廣大觀眾喜愛的。《居里夫人》的播出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李嵐清同志十分讚賞《居里夫人》的翻譯和配音所取得的藝術成就。他對翻譯說，“你翻譯得很好，你感動了我，也感動了觀眾。” 他還說，中央領導同志指出，我們要吸收一切優秀的人類精神文化。李嵐清同志認為，好的譯製片能起到教育青少年的作用，具有獨特的藝術功能。他指出，搞好譯製工作是大有前途的事情。[7]
由此可見，譯製片是國際文化交流的必然選擇。因此，做好譯製工作，或者說加工高質量的譯製產品既是市場的要求，也是滿足多樣化文化娛樂消費的需要。
4.譯製是保護民族語言的有效手段
影視文化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流動形成了這樣一種比喻：以佔有市場份額的尺度來描繪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版圖。由此引出文化霸權、文化侵略與保護民族文化、抵制文化帝國主義之間的對抗和衝突。鑑於這樣的背景，中央電視臺國際部張子揚先生提出了“文化版圖”的思想，號召影視同仁以文化版圖的固守與拓展為己任，在積極引進、學習外國優秀文化的同時，努力弘揚中華文化。“文化版圖”之說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關注。
作為影視文化產品的重要形式，譯製片給我們帶來了好處，但同時也帶來了負面影響，那就是對民族語言文化的衝擊。保護民族語言、保護民族文化也是全球化語境下國際社會的重大議題。針對英語語言文化的強烈滲透，不少國家都採取了積極的保護措施。比如法國以立法和行政的手段對英美語彙的大量“入侵”進行“雙重維堵”。法國議會在1994年頒佈了“杜蓬法”，規定公共場所地所有標語公告牌必須用法語書寫，即使原文是外語，也要翻譯成法語，而且法語字母不能小於原文。[8] 法國總統希拉剋以倡導“文化多樣性”而著稱於世。他曾堅定地說：“我們必須確保莫里哀和加繆的語言不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漏掉！” [9]
我們認為，引進不是簡單的拿來，開放也不是沒有選擇，沒有控制。採取抑制的作法，就是一種積極有效的保護措施。一方面，譯製猶如設置一道堅固的天然語言屏障，能有效地抵制外來語言文化的滲透。另一方面，譯製以規範的、美的語言來消融、抗拒、防範不美、不規範，甚至是低劣、粗俗、淫穢的語言對社會語言環境可能造成的破壞、腐蝕作用（比如有的光碟的字幕，語言蒼白、低劣、粗俗甚至不堪入目，這無疑是對民族語言純潔性的褻瀆）。在此意義上，譯製片的存在已經遠遠超出了個人消費選擇的範疇，而是作為一種保護民族文化的策略和手段，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
5.譯製片是傳播藝術的追求
我國的譯製業，歷史坎坷，有興有衰。改革開放為譯製業的發展注入了活力。特別是近幾年，譯製市場日趨繁榮。比如八一廠近十年的輝煌就是我國譯製業大發展的真實寫照。由八一廠譯製的《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等進口片連連獲得優秀譯製片大獎。最近的《海底總動員》《指環王》又在全國掀起譯製的熱潮。
八一廠的成功給我們帶來了信心：譯製片是大有前途的，從事譯製工作是大有可為的。八一廠的成功也引起我們更多的思考：譯製片不僅具有市場價值和文化意義，而且還是藝術創作，具有獨特的審美品質。
我國的譯製片有著優良的傳統。在過去的50多年裡，我國的譯製業沿著有中國特色的道路摸索前行，不斷總結經驗，不斷打造自己的品質，不斷完善自己的理念，執著地培育著起一個越來越成熟的譯製市場，形成了一個由專業機構、專職人員梯隊、專門的學術團體（包括專門的網站）、大學教育專業課程設置、發行銷售網絡，以及一大批支持、熱愛譯製片的觀眾群所共同組成的良性循環的有機的譯製傳播生態系統――這是一個有獨立品味獨立思想獨立話語規則的知識結構和文化體系，或可稱之為一個有共同興趣愛好、共同群體身份、共同價值取向的譯製文化圈。 正是這個文化群體的創造性的實踐和思想觀念的傳播，加上所有“譯迷”們的支持以及批評家們的鞭笞，使譯製成為了一門專業技術、一種工作職業，而且還成為美的追求、藝術的創作。
譯製的過程是實實在在的藝術創作實踐。每一個環節都是藝術家的活動：翻譯視之為一種有特殊要求的文學翻譯形態，導演視之為有特殊組織規律的藝術表演形式，演員則把配音看作是一門用聲音進行表演的永恆藝術。可以說，一個譯製班底就是一個創作集體，一部譯製作品是整個集體的創造性的勞動結晶。譯製藝術的理念也早已獲得了廣泛的社會認同。譯製片早已在我國名正言順的取得了作為獨立藝術門類的資格。
譯製藝術家們的實踐賦予了譯製獨特的藝術品格：[10]
聲畫對位：讓面孔陌生的外國人的嘴講我們熟悉不過的漢語－字數相當、節奏一致、口型吻合，這是嚴格意義的形式美，觀眾由是知道哪句話出自誰的口，是謂“口型化”原則；
性格再造：讓語言和人物“對號入座”，達到言如其人，使觀眾聞其聲便知其人，知道哪句話出自誰的口，是謂“人物性格化”原則；
情感再現：讓人物對話言而由衷，符合真情實感，從而達到真實感人的境界，是謂“情感化”原則；
口語會話：讓對話像說話，或曰念得順口，聽起來順耳，使觀眾感覺劇中人物像平常生活那樣真實，是謂“口語會話”原則。
雅俗共賞：讓人物語言既生動，又符合大眾化的特點，求得最佳傳播效果。
總之，譯製的過程就是再創造，是由翻譯導演配音等各個藝術環節協調統一的集體的創造，是完整的系統的藝術創造。
總結起來，影視譯製作為對影視語言文本的二度編碼，是影視媒介跨文化傳播所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同時具有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雙重使命。譯製片是克服語言障礙的必要手段。譯製片是交流的要求，是傳統的必然，是跨文化傳播的自然產物，或曰終極產品表現。譯製片作為一種媒介文化產品, 對國內傳媒市場的繁榮和發展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譯製片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成為了滿足廣大群眾多樣化消費的重要內容。我國的譯製活動造就了一個由專業機構、專職人員、專門學術團體以及專業培訓和高等教育機構共同組成的譯製主體。正是這個群體的創造性的實踐使譯製成為了一門專業技術、一種工作職業，而且還成為美的追求、藝術的創作。
從這些方面，我們不難看出我國譯製片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我們需要譯製片，我們喜歡譯製片，因為譯製藝術具有永恆的魅力。(作者：麻爭旗)
註釋：
注：人美國社會學家戴維·波普諾從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角度對文化下的定義是“文化是人類群體 或 社會的共享成果，這些共有產物不僅包括價值觀、語言、知識，而且包括物質對象……儘管文化共享，但它仍然需要每個新生代通過社會交往的方式來學習，文化因而世代相傳，不斷積累。”
（1）見 戴維·波普諾著 李強等譯：《社會學》，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1999年，第63頁。
（2）郭鎮之：《全球化、電視市場與文化引進——兼析CCTV引進節目的欄目設置及文化定位》，載 於 趙化勇 主編：《跨文化傳播探討與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第305頁。
（3）阿爾溫?托夫勒：《權力的變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8-319頁。
（4）張子揚：《“文化版圖”的固守與拓展——電視人面對21世紀新媒體的思與慮》，載於趙化勇主編：《跨 文化傳播探討與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第13頁。
（5） 葉朗主編：《中國文化產業年度發展報告-200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28頁。
（6）《中國文化產業政策研究》，載於http://wgj.sh.gov.cn， 2003年12月31日。
（7）麻爭旗：《論新制譯製片之翻譯及其藝術品格》，《現代傳播—北京廣播學院學報》1986 期，第59頁。
（8）陳源川：“歐洲人，國家觀念強不強”，《環球時報》2003－11－5第七版。
（9）[美]歐文 拉茲洛：《多種文化的星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專家小組報獻出版社， 2001年，第149－150頁轉引自趙化勇：《跨文化傳播探討與研究》2002年，第181頁。
（10） 麻爭旗：“影視劇腳本的翻譯及審美特徵”，《二外學報》，2003年第2 期。
　媒體來源： 《央視國際》 編輯：李祥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