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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頤/文
“羅馬人和希臘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藝復興歐洲精神重新成熟時，才把他們喚醒。”
——貝內德託·克羅齊
提起貝內德託·克羅齊（BenedettoCroce），人們首先想起的自然是“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句名言。在人們的印象中，他是意大利著名哲學家、美學家和文學評論家，因此他的美學著作和哲學著作國內早有譯本。其實，克羅齊首先是歷史學家。終其一生，他的歷史研究從未中斷，研究範圍從本國史到外國史，從古代史到當代史，從政治史到文學史、戲劇史，極為廣泛。
他時刻關心政治、關心時局，堅守人道主義。對歷史的研究和對現實的關注，使他在法西斯主義的發源地堅決反對法西斯主義，毫無畏懼與墨索里尼公開衝突，保持、維護了知識分子應有的良知、尊嚴與立場。
一
1866年，克羅齊出生在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的名門望族。年輕時到羅馬大學法律系學習，但他興趣並不在法律，不專心聽課也不參加專業考試，而是自己到圖書館博覽群書，鑽研自己感興趣的課題。
他對那不勒斯和整個南意大利的文化、歷史興趣尤濃。20歲時回到那不勒斯開始研究歷史。他從研究自己家鄉的歷史逐步擴展，到26歲時已完成了《1799年的那不勒斯革命》、《那不勒斯的歷史與傳說》，還有《巴羅克時代的意大利》等史學著作。他的創作欲極其強盛，在隨後的歲月中，他在發表大量美學和文學評論的文章和著作的同時，陸續出版了大量厚重的歷史研究和歷史哲學著作，早早功成名就，成為國際知名學者。
作為那不勒斯人，他認為南部意大利有著自己鮮明的特點。在意大利歷史中，佛羅倫薩代表了藝術和詩，那不勒斯則代表了思想和哲學。就在這裡，產生了托馬斯·阿奎那、布魯諾、康帕內拉和維科。尤其是維科，對他影響更加深遠，他在年輕時仔細研讀了維科的鉅著《新科學》。
《新科學》曾經名為《關於各民族的本性的一門新科學的原則，憑這些原則見出部落自然法的另一體系的原則》和《關於各民族的共同性的新科學的一些原則》。當時的歐洲已經歷了14-16世紀文藝復興以及17世紀理性時代的洗禮，維科把以往的人類歷史分為“神的時代”、“英雄的時代”和“凡人的時代”。他關注歷史中人自身的發展，人在社會中的作用與地位，他敘述的主體是“人”，“人”是歷史的主體。在歷史發展最後一個階段，即“人”的階段，人能夠理性地認識自己、認識世界，建立人道的政府，人的理性能做出各種判斷。各民族的人性是相通的、平等的、共同的。全書體現了文藝復興“人是萬物的尺度”的人道主義精神。
這種人道主義精神，一直為克羅齊信守。意大利是法西斯主義的發源地，墨索里尼是法西斯主義的鼻祖。法西斯團體從誕生起，就充滿暴力。意大利法西斯在1922年10月通過暴力手段取得了國家的領導權。面對越來越嚴重的法西斯暴力，克羅齊勇敢地站了出來。1925年5月1日，《世界報》發表了由他擬就的《反法西斯知識分子宣言》。這個宣言立刻產生巨大影響，墨索里尼惱羞成怒。對他誘之以利，被他拒絕。而後又派匪徒騷擾、監視、跟蹤，並將他從一些學術團體中排除，不許他參加一些學術活動，他也毫不畏懼,決不妥協。此後二十多年，形勢再險惡，他一直堅決反對法西斯，併成為意大利知識界反法西斯的精神領袖。
1928年，克羅齊的《1871-1915年意大利史》出版，大獲成功。由於他一直反對法西斯，而且此書反對、批評暴力，使法西斯當局極為不滿，在報紙上嚴厲批判此書，並準備查禁。但由於他的國際聲望甚高，墨索里尼最終還是未敢查禁此書。1938年初，他的《作為思想和行動的歷史》出版問世，引起轟動，後來被翻譯成十幾種文字。此書出版時，開始也受到警察局的阻撓，克羅齊公開強烈抗議，還是懾於他的國際影響，最後經墨索里尼批准，此書方得批准。墨索里尼親自批准出版此書，而後希望他能因此感激自己，但克羅齊堅定地回答說：“我有直言不諱、書其所思的權利，誰要阻止我這樣做，就不能期待我感謝。”（“叢書總序”，《十九世紀歐洲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
法西斯主義以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為思想核心，以赤裸裸暴力作為行動指南。一些知識分子懾於暴力，不敢公開反對法西斯主義。還有一些知識分子，則為法西斯主義的吸引，成為自覺自願的法西斯主義者，著名唯美主義作家、詩人加布裡埃爾·鄧南遮（Gabrieled'Annunzio）就是最典型的一位，他甚至被認為是墨索里尼的先驅者。
鄧南遮出生於1863年，比克羅齊大三歲，狂熱地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當過士兵、水手、飛行員。戰後不滿國際和談中將意大利政府妥協同意將阜姆牙歸南斯拉夫，鄧南遮竟在1919年11月率領幾千名暴徒向阜姆進軍，佔領此城後還當了一年的首領。一種觀點認為，墨索里尼1922年10月率領黨徒“向羅馬進軍”，就是受此啟發。他是墨索里尼的狂熱支持者，寫詩熱烈歌頌墨氏功績。由於他影響巨大，被墨索里尼封為侯爵，併成立專門研究、推廣他思想的國家學術機構。
1931年，克羅齊的《十九世紀歐洲史》出版時，鄧南遮如日中天，書中專門分析、批判了“意大利的鄧南遮們”的思想來源。克羅齊認為，民族主義、非理性思潮、病態的浪漫主義是他們的思想根源。
用“鄧南遮們”一詞，因為這種思想並非鄧南遮一人，而是知識界、思想界的一種不能忽視的現象，因此憂心忡忡。
二
在他所有歷史學著作中，除了歷史哲學外，最為人所重視的則是出版於1931年的《十九世紀歐洲史》。
他的“十九世紀”並非嚴格的年代限定，而是指從拿破崙滑鐵盧戰敗後的1815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1914年。顯然，他認為這兩個事件才構成真正的“世紀”兩端的劃線標準。
在這一百年中，歐洲歷史可謂天翻地覆，各國各民族的歷史命運和歷史要求更是千差萬別，甚至完全相反。有的要求由立憲政治取代君主專制，有的則已經實現立憲政治並要求進一步擴大選舉權，有的卻要求復辟帝制；有的要求擺脫外國壓迫實現民族獨立和統一，有的竭力維持帝國；有的已經實現政教分離因而對宗教持寬容態度，有的則剛剛開始要求擺脫教會壓迫而對宗教持激烈批判態度……然而，克羅齊卻從這種種不同中抽出一根相同的主線。他認為，有一個詞凌駕於所有這些要求之上，它包含全部這些要求並表現出一種精神引導，那就是“自由”。克羅齊所說的“自由”主要不是存在於哲學家、思想家概念中抽象的“自由”，而是千百萬普通民眾參與創造歷史的“自由”。
所以，他的“十九世紀的歐洲”就是自由精神、自由觀念、自由制度與反自由精神、反自由觀念、反自由制度鬥爭的歷史。
從拿破崙倒臺到1830年“七月革命”這15年間，通常被認為是歐洲君主專制復辟的“反動時期”。但克羅齊的分析表明，即便在這“最反動時期”，君主專制制度的力量已經有限，無法完全壓制已然存在於經濟、習俗、文化甚至某些制度中的種種自由因素。歐洲，已經永遠無法回到法國大革命以前了。在無法遏制的歷史潮流面前，君主專制制度不得不違背自己的意願，與自己並不贊同的自由原則和制度妥協。可以說，雖有種種反覆、衝突，“自由”卻一直大步向前。
不過，經過近百年的凱歌行進，自由終於遇到民族主義的強勁挑戰，而且迅速敗下陣來，終於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在歐洲民族主義異軍突起的過程中，以普魯士為核心的德國統一、德國的崛起，起到了關鍵作用；而俾斯麥又在普魯士起到關鍵作用。俾斯麥以“鐵血”著稱，他在1888年一次演講中的觀點典型代表了他的對外政策。他說：“讓他們憎恨吧，只要他們害怕就行”，“我們德國人只怕上帝，不怕世上任何人”。俾斯麥的這種觀點，得到了許多德國學者和教授的贊同，並從學理上加以論證。論證、培養德國人對其他民族的優越感，論證、批判、嘲笑英國的議會制度並認為英國是充滿商人而缺乏武士的民族，讚美歷史中的殘酷無情者並認為這些人錘鍊了德意志。隨著德皇威廉二世的登基，“德國應當獲得世界霸權的觀念很快壓倒其他所有觀念，這種觀念被教授們灌輸，滲透到普通思想中，為同其他國家的關係確定另一個方向”……
使他震驚、疑惑不解的是，德國產生那麼多優秀的思想家、作家、詩人，為何其知識分子、思想界、學術界卻有這樣強烈的鼓吹暴力、野蠻和強權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他分析了這種病因，承認在歐洲所有民族中，德國是教育程度最高並最守紀律最勤勞的民族，此時國家成功地利用國家統一併迅速成為強國，使工商業、科學技術及各種學說和文化蓬勃發展，使“國家”對普通百姓和學者教授都有強大的吸引力。“但是，如果說它自身善於湧現能幹、廉潔的管理者及官僚階級和英勇善戰的軍人階級（在普魯士的傳統官僚政治與尚武精神），那麼則不善於培育真正政治家階級。德國人缺乏政治感，當時不止一次地被德國人自己指出，這種奇怪的缺乏同其餘一切出類拔萃相比的現象令人驚奇；只是晚些時候人們才認識到這種缺乏的嚴重性，並想要對此現象進行適宜的病源分析。”
他進一步分析了德國學者教授這方面的“病源”：“學者和教授很多從事那種職業，帶著某種侷限與天賦，往往以某種輕信和幼稚去判斷實際公共事務，這種輕信與幼稚恰恰是他們的智力特徵和生活方式”。或是他的寬厚，他僅僅責備這類學者出於“輕信和幼稚”，而沒有指出或批評其中不少人並不輕信也並不幼稚，而是出於“利益”。他寫這段話時，納粹還未在德國掌權，但在某種程度上，他預見到了馬丁·海德格爾（MartinHeidegger）們和卡爾·施密特（CarSchmitt）們在納粹掌權幾年後的所作所為。
當然，對民族主義，他也是歷史地對待的。他認為在爭取民族獨立過程中，民族觀念本身曾經具有人道主義和世界主義的內容。但在19世紀晚期的歐洲，卻發生了本質變異。他引用奧地利戲劇家、奧地利古典戲劇奠基人格里爾帕策（
FrancSeraphicusGrillparzer）的一句話作為概括：“人性，經過民族性，轉化為獸性。”
克羅齊1931年完成此書，對一戰後高燒不退的民族主義憂心忡忡，認為遲早會引起另一次更加殘酷的浩劫。他認為，成立“歐洲自由聯盟”或“歐羅巴合眾國”有可能阻止這種浩劫。他明確寫道，“歐洲聯盟的進程”將最終把歐洲從引發戰爭的民族主義中解救出來。
幾年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印證了他的預言；半個多世紀後歐盟的成立，實現了他的夢想。克羅齊的這種先見之明，得益於歷史研究。他強調，人要“在世界歷史中深思，就像在自己生活中冥想一樣”。這種對過去的深思和對當下的冥想，才能使人洞明世事。在他的觀念中，過去確實已經一去不返，已經死亡，但又隨時有可能滿血復活。“當生活的發展逐漸需要時，死歷史就會復活，過去史就會變成現在的。羅馬人和希臘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藝復興歐洲精神重新成熟時，才把他們喚醒。”“因此，現在被我們視為編年史的大部分歷史，現在對我們沉默不語的文獻，將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輝照耀，將重新開口說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