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看上去高度專制，越往後發展，竟越有個奇特現象：
言論空前自由！有多自由？看個事就知道了。嘉靖年間海瑞抬著棺材罵皇帝，到了萬曆帝（崇禎皇帝的爺爺）時，連抬棺材環節都省了，幾乎是想怎麼罵怎麼罵，比如給事中雒於仁上《酒色財氣疏》，把皇帝罵成了酗酒貪財的混球。
比他罵得狠得有的是，比如田大益罵萬曆皇帝，集夏桀商紂宋徽宗漢靈帝等昏君毛病於一身，火力生猛！
由於明朝輿論發達，出版業十分自由，大臣罵皇帝的奏摺很快就會火爆全國。今天關於明朝皇帝的種種醜事，都是這麼來的。
好些人抨擊明朝皇帝混賬透頂，但換個腦子想想，在其他朝代這麼罵皇帝，下場可想而知，比如清朝，說錯幾個字，就可能被抄家殺頭流放，明朝卻不可能。
因為明朝貫徹五復奏制度，就是皇帝也不可能隨意殺大臣，一個死刑都要反覆審核，地方官更不能輕易處死人犯。
外加中期資本主義萌芽，思想高度自由，因此輿論也更加寬鬆。罵皇帝的成本低，自然好些人罵得歡。
但是到了晚期，言官風氣敗壞，聽風就是雨，將浴血朝鮮的名將鄧子龍罵成漢奸；大破日本的李如松，不過受了點挫，卻被言官說成陣亡數萬人，如此不靠譜的言論，今天還被日本右翼拿來吹牛……
從這方面來看，民間流傳的明朝皇帝們的個別荒唐事根本不靠譜，比如說崇禎皇帝是守財奴這件事。
02
1944年，著名史學家郭沫若寫下了名動一時的《甲申三百年祭》。文中說，明末大旱，崇禎屢下《罪己詔》，申說愛民，但都是口惠而實不至，時時愛鬧減膳、撤樂的玩藝。但當李自成離開北京的時候，卻發現皇庫扃鑰如故，其“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十？）兩，鐫有永樂字”（《明季北略》卷二十）。
寫到這，郭沫若沉痛而又不乏調皮地說：“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這樣大的積餘，如能為天下富家先，施發出來助賑、助餉，儘可以少下兩次《罪己詔》，少減兩次御膳，少撤兩次天樂，也不至於鬧出悲劇來了。”
郭沫若寫這段話引用的資料是計六奇的《明季北略》。
按郭沫若的意思，崇禎守著幾千萬兩白銀，卻整天哭窮，甚至鬧得要上吊自盡了，也不肯拿出一兩助賑、助餉，這不是比巴爾扎克筆下的守財奴還要守財奴嗎？死了活該！
而實際上，郭沫若引用《明季北略》的話並沒有引全，在原話後面，計六奇緊接著提出了質疑——
“果有如此多金（指三千七百萬錠），（則）須騾馬一千八百五十萬（頭）方可載之，即循環交負，亦非計月可畢，則知斯言未可信也。”
所以，郭沫若斷章取義所得出的結論，招致眾人批評。就連小說家姚雪垠（代表作《李自成》），都要吐槽：“對此重大問題，不多看一點史料，誤信宮中藏銀傳言而輕易大發議論。”
但郭沫若也是有點冤枉，因為“崇禎有幾千萬白銀”這種傳言，在明末史料裡一找一大把 ，比如趙士錦的《甲申紀事》，楊士聰的《甲申核真略》，都說的有鼻子有眼。但哪怕說得再像，只要稍微算個賬，就知道這是假的！
比如作家陳椿年分析：“上述數字即使以每錠五十兩計算，也已高達十八億五千萬兩，而據萬曆年間張居正在奏摺中計算，當時大明王朝全國‘計每歲所入……不過二百五十餘萬（兩），而一歲支放之數，乃至四百餘萬（兩）’。大明王朝從朱元璋開國到崇禎亡國，不過二百七十年光景，即使每年賦稅收入以四百萬兩計算，也須四百五十幾年才會積累到十八億五千萬兩，全部藏入皇庫。”
如此說來，傳說中崇禎的財富，必須要大明朝不吃不喝，攢個四百多年，才能到這個數，對崇禎來說，這顯然是個十分艱鉅的任務。
03
儘管如此，還是有歷史學者對郭沫若的說法頂禮膜拜，比如明史研究專家顧誠，就極力搖旗吶喊，專門寫了《如何正確評價《甲申三百年祭》——與姚雪垠同志商榷》一文，
認定趙士錦、楊士聰都是第一手材料，崇禎守財確鑿可信。那麼，上面這個數字賬怎麼解釋？顧誠沒解釋！他沒解釋，楊士聰的史料裡卻捎帶解釋了下——這些白銀大都是萬曆皇帝（崇禎皇帝的爺爺）橫徵暴斂攢下來的，不是正常收入。
可《明史》上說，萬曆皇帝只留下七百萬多兩。所以，“橫徵暴斂”之說多半也是假的。
王世德在《崇禎遺錄》中的說法是：熹宗（崇禎皇帝的哥哥）在位七年時間，就將神宗四十餘年的蓄積揮霍一空，自從女真兵興以來，內帑已空。
《明史》也印證了這一說法：內府揮霍一空後，熹宗就把本該發往邊防的兵餉撥回內庫，聽任宦官糟蹋，大量採購物品和建造宮殿。崇禎帝即位後，雖然勤儉節省，但內庫已經耗竭了。
所以說，趙士錦、楊士聰、張正聲這些人其實都是道聽途說、人云亦云。
事實上，明亡前趙士錦為工部員外郎、楊士聰為左諭德、張正聲為兵部職方司郎中，屬於中層文官，和崇禎並沒有什麼直接接觸，對內帑實情根本一無所知。
相對而言，王世德的記載就比較可靠了。王世德為錦衣衛僉事 ，“常居禁中宿衛”，對崇禎朝廷禮儀大典、政局變化皆“委備詳核”，明亡後，他不滿野史嚴重失實，這才作《崇禎遺錄》。
《崇禎遺錄》是這樣描述崇禎內帑的中說：熹宗在位七年時間，就將神宗四十餘年的蓄積揮霍一空，自從女真兵興以來，內帑已空。聖上曾經將宮中的銀用器具運往銀作局，澆鑄成銀錠以充當軍餉。崇禎年間的餉銀都鑄有“銀作局”三字，這是人所共見的事情，內庫的空乏情形可想而知，哪裡有什麼幾十年來存積的金銀？！現在大家都眾口一詞指責聖上聚積斂財，又一毛不拔，真是天大的冤枉啊！草野鄉民無知，訛傳以為實，那些始作俑者，說話真是不顧及後果！
其實，先不論王世德與趙士錦等人身份的差別，單以他們說的話來分析，不難看出，王世德口中的崇禎，是正常人的表現；而趙士錦等人所說，根本就是把崇禎當成了一個不可思議的神經病！
不過，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人們感興趣的不是正常人的崇禎，而是神經病的崇禎 。
所以，在世人的眼光裡，崇禎必須就是個神經病。
04
可是李自成進佔北京後，確實是掠得了數以千萬計的金銀。這些金銀是從哪裡來的呢？
史惇在《慟餘雜記》的記：闖賊從北京西奔長安，囊括得宮中的金銀共七千餘萬兩 ，用騾馬馱載而去，天下人聽說了此事，無不惶惑。大家也因此以為先帝宮中既然積藏有這麼多金銀，足夠支配幾十年的軍餉，卻吝惜不肯動用，強向百姓加賦稅，增派了二百四十萬兩練餉，致使大失民心，天下瓦解。
史惇接著感慨地說：這即使是世間最昏庸、最愚蠢的人也不會幹出的事啊。當時曾任戶部官的吳履中，跟我說過這樣一件事——他也懷疑內庫存積有金銀，請皇上派出來發軍餉，皇上卻流著淚，悽然嘆息，內庫早是空的了。
內庫早是空的了，那麼，數以千萬計的金銀是從哪兒得來的呢？毛奇齡在《後鑑錄》中指出：是向官員拷打勒索來的。
他說，賊軍所拷索的白銀七千萬兩，公侯佔了十分之三，宦官佔了十分之四，宮眷佔了十分之二，商賈佔了十分之一，另外，從宮中內帑的金銀器具以及鼎耳門環鈿絲裝嵌處搜刮得來的，即使剔剝殆遍，也不及十萬之數。賊軍對外宣稱是得自於內帑，不過是
掩飾自己拷索的惡名罷了。當然，李自成此番還有更深的政治用意。彭孫貽在《平寇志》中解釋得清清楚楚——賊軍通過酷刑所得金銀，卻宣稱是從內庫搜得，是想讓不知情的人怨恨朝廷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