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中國中原地區因為地大物博，經濟相較周邊地區發展迅速所以多次為周邊少數民族窺視，北方少數民族侵入，在中原大地上建立政權。自南北朝以來，遼、金等外來民族佔領的地區，只限於北方，而到元及清統治時期則都曾君臨全部中國。中國人在這一時期，深感亡國之痛，也努力興復，終於朱元璋建立明朝，中原復興。
（朱元璋建立大明）
在中國陷於外族統治時，外來民族的所傳入的文化影響對於中原本土文化引起的動盪，歷來是學者士大夫關心的嚴重主題，他們大致上是將種族與文化合併為同一議題。
中原傳統儒家的教育
當孔子的思想轉變成為中國傳統正統思想的時候，漢代所編撰的《中庸》中曾經說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過去許許多多的人對於這段話並沒有產生較深程度的理解，但今天的我們可以看到，這裡的天，其實真實的意思可能是宇宙間各種力量的綜合，是一個人命和性的存在承載物。
荀子的觀點是認為人性是空白或是中性的，經過後期不斷的自我的訓練和修養，即所謂"學"的過程，人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仁人君子。在荀子思想之中，仁不是理所當然的稟賦，而是經過後天培養獲得的一種特質。這就與其他的學說思想有了很大的不同，這就讓我們瞭解到，傳統意義上的學不僅是可以從從知識方面學習發展，還要符合禮的行為模式，以涵育一個人可能發展的仁。
（孔子儒家思想）
這種儒家的思想為後世的中國文人所接受，並在相當長的時間裡被官方所接受，成為皇家統治者階級統治的有力工具
文化衝突的出現
日常生活上的改變首先就是造成衝突的首要緣由。雖然漢人在社會地位上遠遠不如元人，但元朝政府並未強迫漢人改易衣服與髮式，漢人學者也仍照舊讀中國書。許衡諸人還悉心努力，發揚儒家學說，既保存中國文化，更希望以此同化征服者。
清朝剃髮、改服之令，啟動了"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強迫選擇，對於一般漢人而言，喪失自有文化的痛苦較之改姓易代的變局，尤有深切的感受。嘉定三屠、江陰八十三日的抵抗，以至漢人抗清運動，此起彼落，或潛伏山林，或寄居海隅，其動機無非是為了抗拒文化淪喪。 中原學子所受的先秦儒家的春秋大義，本來就有中國與夷狄之分，內華夏、外夷狄，分別為兩個文化圈。這一觀念的祖型，應是周人封建親戚，形成了以周王為中心的封建秩序共同體。在這一共同體圈子外的族群與國家，就是外人；在這一共同體圈子內的諸侯，則是周人禮制之所及。
（清軍襲擊明朝邊境）
另一方面，又可因不認同華夏文化，因此而成為華夏文化圈外人。春秋時，南方文化不同於中原，楚國強大儼然自成格局，有些原屬華夏共同體的國家，折而進入楚人集團。孟子指斥許行等人為蠻夷，正是所謂入於夷狄，就視同夷狄。族群血統的認同，遂與文化認同分開，成為兩個標準了。
文人指示的反抗行動
顧炎武在明亡之時曾參與江南抗清的運動，失敗之後，他遊歷關塞，結交豪傑，仍有興復之志。他的著作，既有音韻與經學，更多經世致用的歷史學與地理學。溯其緣由，顧炎武對於宋明理學空談心性，頗有批評，認為五胡亂華是由於魏晉清談，誤了經世治國的事業。
（清軍殺害反抗之人）
明代的講學，顧炎武認為其實是清談孔孟，也與魏晉清談老莊同樣誤事。他的經學著作，尤其音韻之學，志在還原古代經典的原貌，因此梁啟超認為顧氏的工作實是清儒樸學的源頭：
"清代儒者以樸學自命，以示別於文人，實炎武啟之。"這是顧炎武在亡國之後，深切反思中國文化命脈所寄的儒學，盼望能從此重新找到經典的原貌及本意。
（清朝對反抗文人的刑罰）
顧炎武曾發下重誓，終生不與清政府有所聯繫，以明朝遺民自居，從不忘興復。他結交豪傑，跋涉山川，時時希望有所作為。顧炎武不同於王夫之，則在於他的深刻反省，對中國文化及中央集權的帝制，都有所檢討。在境界方面，顧氏毋寧高出王氏一籌。 黃宗羲反思世事得失的結果，則是
《明夷待訪錄》。這部書則主要是提出他的改革理想。該書涵蓋廣泛，於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等都有其改制的擬識。簡單地用今日的名詞說，他盼望中國發展一個文化精英的民主政治與社會，以學校為議政之地，轉變中央集權的帝制為相當程度的地方自治。然而，在他的晚年，對康熙確有許可之辭，也受清廷優禮。以此推測，在他的理念之中，天下生民百姓的福祉，當比民族大義更重要。至於朝代更迭，由他對於君主制度的批判言，本來就不是關心的重點。
清朝後期反抗情緒的遞減
上述三人對於民族與文化的認同感與關心程度，不光是分佈在光譜表上不同的波段。與他們同時的人物，大致都可在同一光譜表上找到所屬位置。 經過康熙一朝的休養生息，中國百姓生活安定，習慣了清朝的統治，亡國之痛已不在年輕一代的回憶之中。清廷沿襲明人政策，科舉經義以朱子註解的《四書》為主，其重點在於倫常綱紀，當君臣的名義已定，則民族界限就不足以顛覆人間倫常。
（顧炎武的雕像）
結束語：清朝出現元朝所不曾有的文化方面的管制，還是因為統治者忌憚自己統治階級的領導地位，但後期的文化融合還是表明兩方不同文化衝突大大減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