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的今天，哲学作为“第一学科”的光彩，似乎在慢慢褪色。科学的发展、意识形态的无孔不入、宗教领域的祛魅以及技术理性的膨胀，都使得哲学的角色在壁垒森严的现代学科划分中难以找到属于自己独特的表述与声音。现代世界的特征与轮廓相当程度是由哲学构成的，那么未来的世界里，哲学还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意义与理解。
作为一个哲学学者，赵汀阳喜欢不断提出新概念，挑战并解释这个越发复杂且混沌的世界。从“无立场分析”再到“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再到“新天下体系”。赵汀阳乐于在不同的资源中为哲学找到新的位置去解释这个滑向荒诞并充满未知的世界。在他论述里，他的思考紧紧围绕着这些话题：公正、世界霸权、无所不能的技术挑战、文明与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正如赵汀阳所说：“哲学是反意识形态的，哲学试图面对原本问题，没有被意识形态歪曲过的问题。政治哲学有助于恢复健康的政治问题意识，可以重新活跃政治问题，恢复政治问题的清晰性。”哲学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裁决。
新书《一神论的影子》是赵汀阳与法国人类学家乐比雄的通讯集。两位在不同思想与学术背景成长的学者，探讨在彼此的身份认同越来越清晰、交集却越来越淡漠的中西文化，是否有跨越文化与主体的交流？而《一神论的影子》的书名，正是源于赵汀阳所深切焦虑的所在：以西方所主导的现代世界起源于独断性的“一神论”，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巨大阴影下，彼此不同的文明该产生怎样的结合？
在不同文化环境下思考、成长并长期在第三世界进行田野调查的乐比雄热诚地希望不同文明成长下的个体可以“跨越自我的边界，与他人相遇；通过这一经历，融入到普遍真理的‘共可能世界’中”。而赵汀阳则对这个世界悲观得多：“一神论从来没有消失过，作为西方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它已经以新的形式在现代重新登场，而不再局限于宗教的形式。我们依旧可以在西方思维的许多方面看到一神论的影子，例如关于魔鬼般绝对敌人的想象、朝向历史终结而进步的历史叙事、拯救全世界的弥赛亚式神圣使命、试图依靠宣传来对其他国家进行启蒙和解放的努力、对文化'多样性'的假惺惺宽容等等。”而面对这样的世界，哲学又将给出怎样的解释与答卷？
访谈：
问=经济观察报
答=赵汀阳
问：您在与乐比雄的交流中都认为跨文化在今天的世界中必须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相比于利玛窦与徐光启的时代。当代人的文化交流却变得更为繁琐、复杂，被伦理、制度、法律重重阻隔，难以形成交叠后的共识。您认为为什么古人在看待异质文明时，往往会有更开放的心态？
答：古代人是何种心态，我缺乏足够的实证，很难断言，但古代文明之间的交往肯定没有遇到现代所建构的那种文化边界，其中一个情况是，文明早期尚未出现意识形态，甚至当有的古代文明开始形成初步的意识形态，其意识形态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渗透力也仍然有限，因此，文明早期的文化交往在客观条件上有着比较大的自由可能性。
赵汀阳与法国人类学家乐比雄
一般来说，意识形态发源于宗教，其最强烈的表达也是宗教，甚至比后来的政治意识形态更深刻。但在文明早期，宗教只是一种文化的一部分，主要解释世界和人生的大问题，在思想功能上与哲学有一定的竞争关系，但尚未成为一种文化所有方面的统治性的解释原则。可以说，在尚未形成一神教之前，古代文明之间不存在文化边界，除了不为人所知的偏僻文化，每一种文明都是跨文化，即每一种文明都在学习其他文化，同时也被其他文化学习。以中国早期文明来说，就从中东文明学到小麦、马、青铜器等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跨文化的存在先于拒绝他者的孤立文化而存在，其中道理类似于我所论证的存在论命题“共在先于存在”。显然，每种文明在其初始阶段的人力物力都有限，思想的能量也有限，所以自身的发明也有限，因此，只有乐于互相学习的文明才能够获得足够大的能量而得以发展壮大。即使更为发达的文明也能够从相对落后的文明学到非常重要的技术或知识，例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
在人类发明的各种“边界”中，最早的边界应该是财产边界或经济地界，这与动物的捕食地界有一点的相似性或继承性。进而有了比较复杂的由实力定义的收捐纳税范围，以及军事势力范围，但其边界是模糊的，也不稳定，更没有契约性的认定，只是实力消长的函项。顺便一提，契约论所想象的原始签约状态都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臆想。一直到现代，才有了明确定义而且双方在法律上承认的国界。在现代社会所发明的边界里，除了民族国家，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边界是个人权利，它定义了思想、价值观和财产等等构成的个人主体性边界。文化边界则成熟最晚，尽管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宗教，特别是一神教，但真正成为不可商量、不可让步并且拒绝他者的文化边界，却是相对晚近的事情，在时段上看，也从相关性上看，应该与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关，就是说，现代国家边界与文化边界之间很可能存在着某种互相强化的作用。当然，也不尽然，在国家弱于宗教势力的地区，文化边界主要就是宗教边界。
基督教文明比较早形成意识形态，圣保罗已经发明了普世主义。还有一些人们熟知的故事，比如科学论断遭到宗教的干涉，布鲁诺和哥白尼等等，还有哲学为神学服务的中世纪现象。虽然如此，宗教也尚未以意识形态建构一个封闭性的文化边界，正如这次跨文化会议上有法国学者指出，在中世纪或现代早期，欧洲许多地方的音乐、绘画、舞蹈，都受到过阿拉伯或伊斯兰艺术的影响，还有，哥白尼的天文学也得益于阿拉伯数学和天文学。这些说明，文化之间互相学习的活动依然存在。由此可以看出，严格意义上的文化边界只是一个事关信仰和价值观的问题，这意味着，文化边界并没有限制文化之间的知识共享，因此文化间在知识上存在着“开放获取”（open access）的机会，这是各种文化能够互相学习而成长的条件。假如一种文化甚至拒绝知识共享，取消知识的“开放获取”，就会形成一种完全封闭的文化边界，甚至比所谓的“黑暗中世纪”更封闭。
还有一个“自然的”文化边界，即语言。语言系统之间不存在完全对应的翻译关系，不同语言之间，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语法结构以及语境化的用法之间，都不存在一一对应的映射关系，因此，语言边界成为一个客观上的文化边界。维特根斯坦说过，要理解一个概念就不得不理解句子，完全理解句子就不得不理解整个语言，而理解一种语言就不得不理解与之相关的整个生活。这是一个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为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另一种生活，于是，翻译是不可能的。据说未来的人工智能也许能够超越语言边界，假如巨大数据和专业化的算法真的能够创造有效匹配或给出意义保真的解释的话，那真是奇迹了。是否可能，就不得而知了。
《一神论的影子》
赵汀阳、（法）乐比雄/著
王惠民/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6月
问：您自身的专业是哲学，您新近提出的一系列概念都是具有其他学科的思想背景与思想资源的。社会科学成为了人类共同的语言与讨论的底线，哲学逐渐边缘化，不再在人类的生活中占据独特的地位。您认为哲学应该进行怎样的思考与调整才能更好地适应、解读今天的世界？
赵汀阳：哲学并没有变得边缘化，至少并没有比过去更加边缘化。应该说，哲学从来都不是大众化的精神世界，但一直是可共享的公共精神资源，属于“开放获取”资源。在人类文明的知识-精神结构里，哲学的位置在于维持思想的反思功能。简单地说，如果某个假设是一种知识所必需的，同时又是这种知识无法证明的，那么，这个假设就形成了哲学问题。因此，哲学就是对任何奠基性的假设的反思。
在一个社会的精神世界里，大多数人更感兴趣的精神资源通常是宗教，还有文学和艺术，这些文化资源的共享性都大于哲学。但中国的情况略有不同，没有一神教传统，也没有一统地位的宗教，可以说，中国的精神世界以历史为本，历史是中国精神世界的支柱。如果举出其次的文化资源，也许是古代诗词，还有以各种宗教为名的迷信——这一点虽然不难理解，但令人失望。
至于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当然是非常密切的，在知识系统里是互相参照的关系，其实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也很密切，都属于在知识上互相“开放获取”并且互有帮助的关系。学科的切分和壁垒对于知识的整体性和丰富性显然是有害的。事实上，人们早就意识到这个现代分科的弊病，至少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跨学科的研究已经成为知识生产的一种重要方式，通常用来处理复杂问题或多面问题。当代就产生了一个自然科学的新品种叫“复杂科学”，研究各种不可测的变化。在人文社会科学里，哲学和历史学要处理的问题最具复杂性和多面性，因此也最经常使用跨学科资源，当代史学经常利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天文学、地理学甚至文学等资源，同样，哲学也利用历史学、经济学、博弈论、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数学、物理学等资源。尽管跨学科仍然远远达不到对事物的“整体认识”，但有助于获得一种整体感。
问：现代哲学面临着一系列的改造与挑战，试图从学院派的语言变成一种澄澈的、面向公众的表达。这必然面临着语言与表达上的挑战和重组。在今天这个语言面临着数学、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挑战的今天，您认为哲学在今天还能具有表达、创造真理的作用吗？
答：哲学恐怕是人工智能最后才能挑战的人类智慧。就目前的发展路径来看，人工智能距离哲学思维还极其遥远。目前的人工智能属于图灵机概念，因此至少不可能回答两类问题：一种是悖论；另一种涉及无穷性。除非在人工智能的知识库里人为预设“正确答案”，否则人工智能不可能回答悖论和无穷性的问题。这两类问题也是人类思想能力的极限，凡是触及思想极限的都是哲学问题，所以，哲学暂时不受人工智能的影响。
大多数哲学问题不是具有悖论性就是涉及无穷性，这是哲学问题的标志性特征。哲学能够研究悖论，但目前不能解决严格的悖论（即A必然推出非A，而非A又必然推出A的自相关悖论）。数学和哲学可以研究无穷性问题，但在实际上做不到以能行的（feasible）方式“走遍”无穷多个对象而完全理解无穷性。人类之所以不怕这些怪问题，是因为人具有“不思”的自我保护功能，可以在思想中建立一个暂时“不思”的隔离分区，以便收藏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不会一条道走到黑地陷入无法自拔的思想困境，就是说，人能够确定什么是不可思考的问题而给与封存（比如算不完的无穷性和算不了的悖论）。只有傻子才会把 π 一直没完没了地算下去，但图灵机人工智能却无法意识到自己在做傻事。如果不以作弊的方式为图灵机预设答案，那么，当向图灵机提问：π的最后一位是什么数？图灵机会义无反顾地永远算下去，这个图灵机就变成了傻子。同样，如果问图灵机：“这句话本身是假话”是真话还是假话（改进型的说谎者悖论）？图灵机大概也会一往无前地永远算下去，就变成神经病了。当然，这些怪问题属于故意刁难，对图灵机既不公平又无聊，因为人类自己也解决不了。为了公正起见，也可以向图灵机提问一个哲学悖论（源于柏拉图的“美诺悖论”）：为了能够找出答案A，就必须事先认识A，否则，我们不可能从鱼目混珠的众多选项中辨认出A；可是，既然事先已经认识了A，那么A就不是一个需要寻找的未知答案，而必定是已知的答案，结论是，未知的知识其实都是已知的知识。这样对吗？这只是一个非严格悖论，对于人类，此类问题有深度，却不是无解的，人能够给出多种有效解释，但对于图灵机就恐怕是个思想陷阱。
人类的思想优势在于拥有一个不封闭的意识世界，当遇到不合规则的问题，能够灵活处理，比如修改规则或者发明新规则。但目前图灵机人工智能的意识却是一个封闭的意识世界，是由给定程序、规则和运算方法明确界定的有界意识世界。这是“缺点”，也是“优点”，正是人工智能的意识封闭性保证了运算的高效率，就是说，人工智能的高效率依赖着思维范围的有限性，比如说，阿法尔狗的高效率正因为围棋的封闭性。图灵机人工智能有着高效运算，但尚无创造性，目前的人工智能创造性表演是一种类似魔术的游戏。由于尚未破解人类意识的秘密，也就未能为人工智能获得自我意识、自由意志和创造性建立一个可行榜样。目前人工智能只是复制了人类思维中部分可程序化功能，无论这种程序化的能力有多强大，都没有超出数学定义的能行性概念（feasibility）或可构造性概念（constructivity），也就不可能思考哲学。当然，如果未来人工智能发展为超图灵机，具有自我意识、反思能力和创造性，就可以思考哲学了，但那时候人类失去了主体性的地位，也就不需要哲学了。
问：您提到“一神教就是一神教，而一神论更主要是一种思维模式，来源于一神教，但已经推广为理解一切事情尤其是政治、伦理和文化的一种思维模式。 ”而世界各个文明的平等交流以及对话的建立，需要新的起点与底线。罗尔斯将这种多元社会的建立诉诸于“无知之幕”，在您看来，建立这种交流是否需要新的共识？
答：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的适用范围是一个共同体内部（比如一个国家），并且预设这个共同体的成员都有着自由主义价值观，因此，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是在特定条件下有效的游戏，并非普遍有效的游戏。事实上，当超出共同体的内部问题而进入国际社会，罗尔斯就从自由主义者转变为保守主义者了，他在《万民法》一书中明确指出，无知之幕的最重要成果，即利益向弱者倾斜的“差别原则”，俗称劫富济贫原则，就不能在国际社会中应用，否则不能保护自由主义国家的利益。可见，罗尔斯理论与全球共识无关。跨文化在当今世界成了一个困难，其原因是我称之为“文化界限”（cultural border）的阻碍。在文明最开始的时期，文化界限是不存在的。但是后来人们建起了文化的边界，用的是意识形态、政治、宗教，尤其是一神宗教，或者是作为方法论的一神论。一神论是在存在论层面上拒斥了跨文化，因为一神论守卫的是唯一的神，知识的唯一权威。
世界共识是一个涉及跨文化或跨主体性的问题，难度非常高，恐怕距离有效的解决还很遥远。我在《天下的当代性》中论证过两个纯理论指标：关系理性和孔子改善。如果未来世界能够达到这两个指标，或许有一些希望解决文明冲突的亨廷顿问题，但理论与实践的距离往往比想象的大。
问：西方主导的现代性下人们常常把“权利”等同于“善”，把产权与契约视作至高无上的边界，这最终导致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成为了上至国家关系，下至个人生活的最高法则。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又应该如何理解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善？
答：更准确地说，现代性有一个原则是“权利高于善”，并不是“权利等于善”。
问题是这样的，权利属于个人，但善却是一个公共概念，甚至，大部分的善是公共产品。就是说，除了某些属于个人意识所定义的内心的善，一般情况下所说的善都是属于某个公共游戏的一个性质。在这里，“游戏”指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游戏，即任何社会性的共同合作活动。不同的游戏定义了不同的善，比如，射箭的技巧在狩猎时代的生存游戏里是一种善能，也称美德（virtue），但在现代社会，就仅仅在体育比赛的游戏里是一种善能，不再是生存游戏的善能。总之，善是某个集体游戏所定义的善能，不是个人可以自己定义的。当然，个人可以定义对他自己什么是可欲的，甚至可以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命名为善，但这是无效命名，别人不承认，没有公共意义，没有通用价值，也没有流通价值。在哲学上说，一个东西“是”什么，是这个东西本身的事情，即一个东西仅凭自身就说明了它的所是，但是，一个东西的“是”，却推不出这个东西是“好的”。所以，以“是”定义“好”，就是无效命名。
当然，在自我的“私人语言”游戏里，个人随便怎么想都可以。不过维特根斯坦会提醒说，“心想“不等于”事成”，私人语言的游戏实际上玩不下去，一个人自己玩是无意义的，无所表达，就像“一个人把手放在自己头顶说：我有这么高”，这个说法没有意义。意义在于公共性，善也一样。
权利高于善，或者，善高于权利，这意味着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游戏。不同的社会和时代总有不同的集体选择，哪一种选择更好，冷暖自知。我所能说明的是，个人可以拥有权利，但个人本身不可能拥有价值，个人的自我或者自我意识不可能定义任何一种价值，价值必定属于共同承认的某种关系。准确地说，价值是某个游戏的一个函数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