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止堂藏有一塊東漢永元十年的字磚，磚文六行共四十四字，溼刻，側面模印“永元十年”（九八），此磚長為三十三釐米，寬為十六釐米，厚為四點三釐米。據當地農民說，此磚在浙江餘姚縣餘姚鎮群立村發現。記得當年得此磚時喜出望外，感慨不已曾作詩一首：抱甓夢迴重入漢，孝忠丹心千年贊。頃不相見動天地，夢醒卻聞姚江嘆。
磚文正面
???
賤子昭義叩頭言
尹師治前頃不
相見大媽父母夫人
磚文反面
???
永元十年四月復得
為之此右諸值錢千
佰千昭義可書
賤子為謙稱自己。漢書《遊俠傳·樓護》：“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
昭義為人名。
尹師：或為尹喜之尊稱，函谷關令，老子經函谷關時，索要道德經者，道教尊為“無上真人”。
大媽：漢時為祖母。
磚文大意：賤子昭義在尹師治前叩頭說，頃刻不見祖母、父親、母親和夫人。永元十年二月又復得為之，此右方諸物值錢千佰千，昭義可書。
“復得為之”可能是重新見到了祖母父母妻子的遺骸，併為她們切築墓室下葬。如是，此磚當為追念之碑。
裘錫圭先生在《文字學概要》中說：“要弄清楚早期行書的真相，並不是很容易的。”事實上，迄今學術界和書法界對於行書究竟是怎樣產生的，最早產生在什麼時期，莫衷一是，無有定論。然而，永元十年昭義磚的發現，無疑為揭開這個千古謎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物證。
1
昭義磚證實了行書產生於隸書的史實
首先，隸書被解體。昭義磚粗看其書體以為是隸書，但仔細看一下，出現的隸書其實已被解體，呈現了行書的元素和行書筆畫特徵。如隸書遺蹟保留最多的“前”字，其橫畫一筆而就，完全沒有了一波三折。即便此磚筆畫是溼刻，也找不到任何“蠶頭燕尾”的隸書痕跡。
其次，折筆處理由斷折變為直接折。通常標準隸書是斷折，寫完橫畫提筆重新逆鋒入筆寫豎畫。如“賤”之貝，“昭”之日，“頭”之頁，“頃”之頁，“相”之目，“見”之目。
第三，鉤畫處理變為方銳。把隸書的平緩變得方銳如“見”。
此外，還有行書特徵的斜畫緊結如“千”以及筆畫間的連筆如“義”“昭”“可”，突顯了行書書寫如“行雲流水”般筆畫流暢，書寫快捷的特色。
當然，最令人澎湃的是，從典型的行書“不”字開始，整個一行“相見大媽父母夫人”出現了行書。細讀磚文，由“頃不”始，作者昭義情感跌宕，書寫速度加快，奇蹟出現，書寫完全進入行雲流水，上下呼應，左顧右盼，筆斷意連，字小而密，比前一行多了二了字，且字與字之間有折搭，體現了行書行雲流暢，情感自然渲洩的線條之美。從中得以讓我們窺見行書自然誕生，水到渠成之玄妙。如果說前二行作者昭義內心深沉，書寫時還保留了隸書遺蹟，那麼當他進入“頃不相見”情志戚慘時，其書寫速度的加快馬上演變成隸書向行書的轉變，一改隸書筆意轉向行書筆畫。這很好地證明了行書是從隸書中演化出來的史實。
孫過庭在《書譜》中言“右軍之書，代多稱習，良可據為宗匠，取立指歸。豈惟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王羲之所以成為歷代宗仰的大師，就在於會古通今，感情深切，筆調吻合。如果說天下第一行書《蘭亭集序》是情致淋漓，神思飄逸，而天下第二行書的《祭侄稿》是傾訴哀思，直抒胸臆，那麼漢代的昭義磚則為“頃不相見”而作，情真意切，情感一旦發動即現於筆畫，可謂情深調合。從孫過庭行書審美以不“失其情”而言，昭義磚無疑是中國早期行書的第一妙品。
此外，作為一塊普通人寫的普通墓誌磚，從中也可以看出行書是在民間日常使用的隸書裡演變出來的。
2
昭義磚是中國最早行書之見證
由於此磚反面磚文字跡殘損，筆者重點考論此磚正文。下面逐字分析：
隸書遺蹟，但有行書元素。左邊“貝”部直接向下折，沒有了隸書的斷折，“貝”的最下面的筆畫連筆，呈現了行書的流暢性，與《集王羲之書聖教序》一致。
隸書遺蹟，但有行書元素。粗略看基本保留了隸書的遺蹟，但仔細分析，其橫畫左低右高，特別是收筆下按，去掉了隸書的蠶頭燕尾，呈現了“斜畫緊結”的特徵。
典型行書。與後世唐寅所書行書一致。
隸書遺蹟，但有行書元素。其連筆與《集王羲之書聖教序》有異曲同工之妙。
典型行書。與陸柬之行書一致。一般行書“叩”字的右半部是硬耳朵（俗稱），但在古代常用軟耳朵。
典型行書。與王羲之行書一致。
典型行書。與歐陽詢行書一致。
行書特徵。雖結體保留了隸書遺痕，但左邊耳部與《集王羲之書聖教序》一致，且右部直接向下折，行書用筆。
行書特徵。
隸書遺蹟。這是此磚中保留隸書成份最多的字，但細看其橫畫全無“蠶頭燕尾”之痕跡。
行書特徵。頁部直接向下折，呈現行書用筆，與《集王羲之書聖教序》一致。
典型行書。這是此磚中最典型的行書體，與王羲之行書一致。
典型行書。與王獻之基本一致。
行書特徵。豎彎鉤呈現了行書特徵，與陸柬之字一致。
行書特徵。右邊一捺回鋒向下，與下一個“媽”字產生筆斷意連之感。
行書特徵。“女”部首直接下折，呈現行書用筆。
行書特徵。其連筆呈現行書用筆。
行書特徵。直接下折，如王羲之字。
典型行書。與《集王羲之書聖教序》一致，且橫畫回鋒向下與下一字“人”相呼應。
行書特徵。與王羲之行書一致。
由上分析可知，此磚正面共二十二個字，行書共有十七個（典型行書加行書特徵）佔百分十，“昭”“叩”“頭”“言”“尹”“師”“治”“頃”“不”“相”“見”“大”“媽”“父”“母”“夫”“人”。
保留隸書遺蹟但仍有行書元素的字有四個，“賤”“子”“義”“前”。特別醒目的是“昭”和“不”與今之行書完全無異，是典型行書。
行書從隸書中逐漸演變，其產生的過程是漸進的，我們可能從東漢永元十年前的簡牘、帛書、或其他出土資料中，會零星看到一些行書的元素，或是數個符合行書結體用筆的字的出現，但是，像昭義磚這樣百分之八十以上呈現行書特徵的，迄今尚未發現。因此，可以說昭義磚是中國最早行書的見證物。
唐張懷瓘《書斷》說：“（德升）以造行書擅名。雖以草創，亦甚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三國時，魏國的鐘繇，胡昭兩人因學劉德升的行書筆法而著名。劉德升，生活在漢末桓帝、靈帝時期，他比此磚作者昭義晚了整整半個多世紀。由於唐張懷瓘的記載，後世都稱劉德升為“行書鼻祖”，但很遺憾劉德升並沒有留下任何行書遺蹟。當然，此磚從另一個側面也能佐證劉德升確實有可能在大量總結前人的基礎上，特別是廣泛吸納了民間行書，集行書之大成於一身，獨步當時，無愧於“行書鼻祖”的稱號。如果說劉德升是“行書鼻祖”，那麼昭義便是有明確署名的中國行書先行者，也是留下最早行書真跡的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