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赵祯，出名的好皇帝，历史上一共有过四位仁宗皇帝，除了赵祯还有元仁宗、明仁宗、清仁宗，这几位里面，历史上一致公认最为名副其实的仁宗皇帝就是赵祯。
宋仁宗在位41年，文化繁荣，唐宋八大家在仁宗朝出现六位；经济发达，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也出现在仁宗朝，宋仁宗执政期间被称为“仁宗盛治”。
电视剧《清平乐》里把仁宗盛世还原得很到位，赵祯微服私访，说东京的居民人人有肉包子吃，有不错的衣料做衣服，在1000多年前的宋朝，这算是了不起的成就。
虽说如此，有个问题不得不直面，除了经济文化，要是谈到军事，那就画风突变，从皇帝到平民都要摇头叹息。
仁宗一朝，也是宋夏全面战争的开始，结果却是宋军一败再败复大败，从三川口、好水川到定川寨，败得一塌糊涂，堪称耻辱。
终仁宗一世，他或许自己也没想明白，为什么帝国这么强盛，却始终无法奈何西夏，反而被其坐大呢？
西夏并不弱
说到西夏，或许给人印象是个撮尔小国，这大概是种误解。西夏只是北宋对它的称呼，人家的国号可是大夏国。
西夏强盛时的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控制着今天宁夏、甘肃、青海东北部、内蒙古西部以及陕西北部地区，占地达到两万余里。如果还不够直观，可以看下面的地图感受一下：
显然，西夏不能说太大，但也绝对不算太小。
再看看西夏的地域，从唐末起它就割据着定难五州之地，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米脂、绥德一带。如果要问中国哪里的兵员最好，陕西肯定算一个，明末农民军大部分出自陕西，到了清朝，洪承畴向顺治要求调兵，条件也是一定要有陕西兵。为啥呢，因为这里的人民身材高大，民风剽悍，作战勇敢，是当兵的好料。
而且西夏还出良种战马，党项的甲骑具装“铁鹞子”被称为蒙古铁骑出现前世界上最凶悍的骑兵，也是宋军的梦魇，确实是相当犀利的存在。
有以上条件，西夏兵显然不会弱。
兵员好是个优势，但好汉也架不住人多，再能打的兵如果人数过少也经不起消耗，那么西夏的兵力又有多少，能与规模庞大的宋军硬刚呢。
李元昊称帝时期，经过李继迁和李德明两代人的经营，西夏已进入鼎盛，兵力也比较充足，根据《宋史·夏国传》的记载，宋仁宗庆历年间，西夏总兵力已经达到了六十九万五千余人。
这将近七十万军队是股庞大的军事力量，从兵员到兵力，宋仁宗时期面对的西夏并不弱小。
宋军兵虽多却分散
西夏兵不少，宋军更多，宋朝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八十都用来养兵，具体到仁宗一朝，在庆历年间兵籍也有一百二十六万多人，当然这么多兵分散在全国，不可能全部调到宋夏战场。
在陕西四路有精兵二十多万，再加上河东军队，总数也达到了三十多万，这个数字也不少，不过北宋和西夏的边境东西长达二千多里，北宋以州、堡的部署进行防守，每个军事堡垒都要有驻军，沿线有二十四个州，将近二百个军寨，这么一分摊，每个点的兵力就有点不够看了。
这个弱点，也被精于军事的李元昊抓住。精明的李元昊善于用计，通过计策实现以多击少完成他的战略目的。
陕西四路之兵，总数几三十万，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路战兵大率不过二万余，坐食当粮，不敢动举。岁岁设备，常如寇至。
李元昊善于用兵
看看仁宗朝宋夏战争几次较大的战役。
三川口之战。刘平、石元孙率一万余人增援延州，在三川口被西夏军合围，西夏的兵力在十万以上，苦战四天后宋军全军覆没。
好水川之战。宋军大将任福率二万余精锐出塞，按照韩琦的布置，不是寻找西夏主力决战，而是作为一支机动力量在外线寻找时机抄西夏军后路。任福所部在好水川被西夏主力包围，又是黑压压十多万西夏军，任福及以下两百余名将校无一生还，所部尽灭。
定川寨之战。宋将葛怀敏轻敌冒进，被西夏切断粮道和水源，又遭大败，葛怀敏等16位将领阵亡，损失士兵9400余人。
宋军当时已不复开国之勇，不过西北边军还是保留着战斗力的，是宋军的精锐，如果人数相当不怵西夏，但每次都是1:5甚至1:10的兵力对比，再精锐也扛不住啊。
欧阳修总结得很好：
吾兵虽众，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彼众虽寡，聚之为多；以彼之多，击吾之寡，不得不败也。
宋军经常中计
对比西夏，李元昊善于用计，宋军统帅和将领却善于中计，别看仁宗朝名臣遍地，军事上顶用的除了狄青一个没有，好水川之战后，投敌的宋朝文人张元就写过一首诗：“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把几个名臣啪啪打脸，却又无力反驳，因为事实确实如此，败了就是败了。
败了不能怪大兵，北宋西军作战还是很勇猛的，只能怪领导无方，将领无谋。就连相对有才干的范仲淹，也摆脱不了迂腐之气，被李元昊的战略欺骗所迷惑。
从统帅到将领，再到临阵战术，西夏军表现都要强过宋军，即使北宋西北边军战力不弱，在将熊熊一窝的窝囊领导下，也是有心杀敌无力回天。
政治上的原因
以上是军事上的一些原因，但别忘了，军事是政治的延伸，它是大佬们谈不拢后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本质上是为政治服务的。
宋夏之间的政治纠纷说来话长，从宋太宗对李继迁，到宋真宗对李德明，两代官家都可以说是养虎为患，接力棒传到宋仁宗手里，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也可以说是他倒霉，接到了这个烂摊子。
要算起来，赵光义和赵恒都要为此买单。但不管是先君遗留问题也好，宋朝重文轻武制度下军队战力退化也罢，赵祯在西夏问题上还是脱不了干系，他个人的原因是让西夏彻底站稳脚跟，打实王朝根基的重要原因。
有一说一，远的不讲，就说他的子孙。到了神宗朝，摆平交趾后，宋军就恢复了对西夏的战略攻势，并西夏境内反推。神宗虽然壮志未酬，哲宗接过了他的枪，收复了大片故土，最后在辽国的调停下才同意西夏求和的请求，并且姿态也很高，西夏遣使谢罪，用辞谦卑，宋朝这才接受议和，商定新边界，北宋西北的边境就此扩展出了一大块。
这样的开拓之志是仁宗所做不到的。仁宗以仁厚著称，他也确实是个好人，但在领土这回事上没有仁厚可讲，老好人就容易吃亏。
对于战争的态度，宋仁宗说过，“圣人之用兵也，将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将以救亡，非以危存也。”
啥意思？圣人用兵，为的是有益于万物，而不是有害于万物；为的是用来挽救危亡，而不是用来制造危难。
从道理上讲，这没错，妥妥的仁义之君。
问题是人家都蹬鼻子上脸了，讲道理已经没有用了。赵祯不是基督徒，“别人打你的左脸,你要把右脸也伸过去”，这句话他应该没听过。但是在用爱来感化世界这个角度上，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李元昊僭越称帝，是为大不敬，搁哪个皇帝身上都要出兵讨伐。仁宗说，先等等，先把他官职撸了，关闭榷场，再狠狠骂他一顿，也许他会就此悔过，洗心革面呢。结果是李元昊先憋不住了，主动挥兵攻宋。
君主的差异
如果仁宗下决心，下本钱，即使连遭败绩，大宋推平西夏还是颇有把握的，不说别的，范仲淹在西北推行的堡寨战术就已经把李元昊整得叫苦连天。
打个比方的话，玩过策略类游戏的都知道，地堡战术是一种变态的战术，游戏里玩地堡战术要牺牲经济，难以组织起部队，北宋却不存在这个问题，可以把地堡堆到西夏脸上，照样有兵力机动，试问李元昊该如何应对？
说到底，还是两位君主的差异。李元昊是个枭雄，满心想的是如何开疆拓土，怎么从宋朝手里抢到更多土地，为西夏争取最大利益。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可以次次亲征，从策划到指挥亲力亲为，抛开当时敌国的成见，这点确实令人钦佩。
赵祯是个仁厚之君，守成有余，开拓却不足。大宋是个超级经济大国，如果要下定决心收复定难五州，举全国之力与西夏打消耗战，西夏军力虽强，国力却经不起这么折腾，经济支撑不住，首先就得崩溃。
《宋史》中就有总结：
元昊虽数胜，然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足。
西夏虽然接连获胜，自己也损失不小。定川寨之后，李元昊首先撑不住了，在庆历三年（1043年）遣使主动求和。
那么问题来了，对于大宋帝国来说，李元昊说叛就叛，说和就和，这大宋是不是也太没面子了，对手撑不住了，正是宋朝的机会。甚至不用出兵，继续关闭榷场，不给西夏物资，用经济手段打击，李元昊的日子就比谁都难受。
这点后人能看明白，时人也明白。韩琦、范仲淹、欧阳修等朝臣都认为和不如战，“今元昊有可攻之势，此不可失之时 ”，正是一雪前耻的机会。
可以看一下乾隆皇帝的例子。康熙雍正两代打残了准噶尔，准部没有能力主动出击了，要按着宋朝官家的思路，人家被打服俯首称臣了，就该收手了。
乾隆说不，打听到准噶尔内乱加瘟疫实力大损，乾隆大喜。我等这个机会等了几十年了，如今终于等到，怎么可以放过，于是下令清军出击，就此灭亡准噶尔。
没错，就是趁你生病要你性命，封建社会的弱肉强食和自然界一样残酷，金军来袭，元军来袭时可有道理可讲，就算今年签了合约，来年也立马再次来攻。国家领土问题，过于宽仁无异与虎谋皮。
可是啊，仁厚的赵祯不同意啊。非但不同意，合约内容还气死人。
在战争前，宋朝给西夏的岁赐是金、帛、钱各四万，茶二万斤。到了议和后，这个数字变成了绢十五万三千匹，银七万二千两，茶三万斤。
不减反增，相当于李元昊痛打了宋朝几顿，抢了不少东西，又换来了更加丰厚的赏赐。
宽仁是把双刃剑
西夏的对宋政策本质就是：
强则叛乱，弱则请和。叛则利于掳掠，侵犯边疆；和则岁赐金增，若固有之。
从结果看，主动权始终在西夏手中，大宋是被牵着鼻子走的一方。
兵者杀器也，战争劳民伤财，如果有选择谁都不想打仗。但是话说回来，有些仗不得不打，没有霹雳手段，怎显菩萨心肠。
对恶的纵容就是对善的不公。李元昊纵兵侵宋，是为恶在先了，最后却没遭到什么惩罚。谁来为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战死的数万宋军叫屈，谁又为深受西夏军劫掠之苦的边民买单。
宋仁宗的执政手段，结合了儒家的中庸和道家的无为，审慎宽容是他的优点，但从对外政策来看，宽容也是把双刃剑，对于主动挑衅的对手来说，宽容只能助长他的气焰，
但，这就是仁宗，有啥办法呢。
当时的蔡襄就评价宋仁宗，说他“宽仁少断”。
明清之际王夫之《宋论》中肯定赵祯“仁宗之称盛治”，但同时也认为他“无定志”，也就是性格优柔寡断。
某种角度来看，不无道理。
宋仁宗赵祯，宽仁不假，治下经济和文化堪称盛世也是真，不过在对西夏问题上，这个仁，就多少有点妇人之仁。这也就是仁宗一朝对西夏无可奈何的根本原因。
没有先辈的付出，哪有后世的享福。如果反过来，先人只知生于安乐，那后人就要为忧患买单。仁宗是盛世了，却不知身后洪水滔天，再过64年北宋就要灭亡。
要跟人讲道义，先要拳头硬。宋襄公之仁在春秋就已式微，党项、契丹、女真并不跟宋朝同受儒家文化熏陶，没有实力保障的合约也只是一张废纸。
再往大了说，北宋也是生于忧患却死于安乐，前人享福太久，需要后人付出亡国的惨痛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