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最近熱播劇《清平樂》播到了北宋和西夏的三次大戰的劇情，幾次戰爭的結果以及朝堂上的爭論，基本上還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北宋仁宗時期，受到來自西夏的威脅。朝中主戰、主和兩派爭論不休，仁宗一度主戰，卻不得不屈從於現實求和。北宋對夏的政策為何多變？是什麼導致這樣的困境？電視劇畢竟是文藝作品，真實的歷史如何，還是隨筆者一同瞭解一下吧。
（清平樂 宋仁宗）
一、西夏崛起與北宋的放任態度
北宋仁宗朝，西北的党項族突然不安分起來，給北宋帶來嚴重危機。党項族本是西羌的一支，在北朝時期就在今甘青地區活動。唐太宗時，党項族歸順唐朝。唐末平定黃巢之亂時，党項族立了大功，因此唐賜其李姓，其封地擴大到今甘肅、寧夏大部。五代時期，党項接受歷代中原王朝冊封。宋朝建立時，也無能力兼併西夏，於是同樣對其籠絡。
西夏問題歸根結底不能看做傳統的中原王朝與北部遊牧民族的爭鬥。這實際是唐末藩鎮割據的殘留，該政權世代相襲。在唐末五代百年間，党項安心在西部發展，勢力已經十分雄厚。北宋建立之初，也多次對党項動兵，但始終沒有太大進展。真宗時，党項首領李繼遷在進攻宋西涼府時，中箭身亡。其子李德明即位，李德明轉變策略，向宋臣服，集中精力同西部的吐蕃作戰，而北宋也無心再戰。北宋放棄靈州，換來與西夏的和平。北宋的消極政策，終於使西夏在解決後顧之憂吐蕃後，將矛頭對準北宋。
（李元昊 劇照）
仁宗繼位之處，仍維持真宗與李德明的協議，雙方互不侵犯。但在李德明去世後，其子元昊即位，元昊素來對北宋有不臣之心。元昊即位後，以各種藉口屢次襲入北宋境內，試探北宋的虛實。同時，他還以去五臺山拜佛為名，刺探情報。北宋的邊防官員早有察覺。慶州通判曾上疏“元昊雖稱臣奉貢，然包藏禍心，特未發爾。今主將率任軍伍，無長策，而器械鈍缺，士卒惰窳，城池不修，資糧無備，一旦有警，何以應敵？”實際上就是提醒朝堂警惕。
但北宋朝堂對此毫不警戒，覺得不足為懼。一些大臣一直將防禦中心放在北邊，而一些大臣則認為北宋內憂大於外患。韓琦曾上奏仁宗：“陛下威德遠暢外夷，高視於漢唐之上，元昊小丑，熟能為國家之患哉！”於是元昊崛起之時，北宋西北邊境可謂放任自流，毫不警戒。
二、西夏危機的應對
1038年，元昊覺得時機成熟，便稱帝，建立大夏國。元昊稱帝后，最初想通過外交手段獲得宋王朝的承認。但北宋聽說這一消息後，朝野上下十分震驚，斷絕了與西夏的互市貿易。之後，怎麼應對西夏，成為北宋的當務之急。
（清平樂 韓琦）
最早到西夏前線的，是夏竦。夏竦認為北宋多年沒有大的戰事，軍隊戰鬥力和戰鬥經驗都比不上前朝，出兵討伐西夏沒有絕對的勝算。因此他主張堅壁清野、練兵實邊、同時聯合西番壓制西夏。同時朝廷內部也有許多人紙上談兵，主張迅速出兵，“元昊反書聞，朝廷即議出兵，群臣爭言小丑可即誅滅”，很多文臣認為李元昊只是跳樑小醜，不堪一擊。樞密使陳執中甚至主張派刺客刺殺元昊，天真的認為元昊一死，西夏之患便可除。
清平樂 夏竦
雖然北宋進行避戰，但是元昊還是找到了進攻機會，於1040年向北宋延州進攻，但延州求援的信息卻被宰輔扣留，沒有上達。然後元昊以假投降迷惑延州主帥範雍，之後伺機出動，宋軍大敗。再之後，元昊又不斷製造摩擦，引起很多小戰鬥。
三川口慘敗之後，仁宗命朝臣上攻、守之策。韓琦指出，宋朝目前採取的堅壁清野的守策，有很大的弊端。宋軍四處防守，兵力無法集中。如果集中兵力必能破敵。范仲淹卻認為目前還應該防守，他說現在宋夏邊防雖已經有守備，但內地卻守備空虛，如果元昊打探清虛實，繞過邊境城池直接進攻關內，將面臨大危機，當務之急當時加強各地的守備力量。仁宗經過思慮，覺得防禦為主的持久戰，屯兵運糧造成的經濟負擔也很重，於是採納韓琦建議對夏作戰。
（清平樂 范仲淹）
於是北宋朝堂大變，為振西北軍威，罷黜主和派宰相張士遜、樞密使陳執中，重新啟用主戰派呂夷簡為相。以夏竦為山西經略安撫使，韓琦、范仲淹為副使，但實際以韓琦為核心。韓琦招募兵馬，力圖與西夏進行一場大戰。但韓琦及其任用的主將任福過於貪功冒進，在好水川遇伏，宋軍大敗。戰後，宋廷又採用偏保守的戰略。韓琦也轉變策略，採用偏防守的穩重戰略。之後，西夏在韓琦、范仲淹一線進展困難，於是轉向涇原方向，於定川寨又取得一次大勝。
（清平樂 狄青）
北宋雖然三次大戰均敗，但也取得不少勝利。且北宋政策不斷調整積極備戰，如任用狄青等一批優秀的將領，訓練出一隻善戰的軍隊。所謂“將之能者漸出,而兵之精者可用”，西北邊防也得到了有力的加強，在防守中漸漸掌握戰爭主動權。西夏始終是個小政權，多年的戰事也使其國內民不聊生，矛盾重重。而遼國也不希望西夏強大，對其進行警告。同時，韓琦、范仲淹等人也意識到，如果持續戰爭，只會兩敗俱傷，而加劇內患，並使遼坐大。在雙方都厭戰的情況下，宋、夏於慶曆四年簽定和議，西夏向宋稱臣，而宋賜予其歲幣，雙方開始了二十多年的和平局面。
三、北宋軍事不振之原因
宋朝立國後，因為汲取唐末五代武將專權、隨時可能威脅君主權力的歷史教訓，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一直都在致力於軍事制度的改革。首先，政、軍分離，政事歸於中書門下，而軍事機務歸樞密使，相互掣肘。且軍事決策上，中書、樞密院分別提出決策建議，之後再由皇帝決策。同時，調兵權與統兵權相分離。樞密院雖掌管調兵權，統兵權卻在三衙（殿前司、馬軍司、步軍司）手中。宋人範祖禹評價道：“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 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得專制。”同時，將帥身邊要設監軍，多有宦官擔任，報告將官和軍隊的動態。
（清平樂 劇照）
在這種制度下，北宋的軍務決策系統滯後，軍隊系統設置繁雜，將領受到掣肘過多，作戰指揮僵化。同時北宋的軍隊主要駐紮在京城附近，稱禁軍，禁軍經常輪換部隊的長官，目的使將帥難以專其兵，造成“兵不認將，將不識兵”的局面。在宋太宗兩次北伐遼國的戰爭失敗後，治國路線轉到將重心放在維護內部的穩定上面。軍隊的主要職能是為了鎮壓內部的動亂。選擇將領標準也改變：“朕選擢將校，先取其循謹能御下者，武勇次之。”選擇將領，首先要求的是將領行事本分，可以約束部屬。真宗朝簽訂宋遼澶淵之盟後，宋王朝更是放棄了對軍隊的治理。上述的一些軍事原則也基本成為常制。同時隨著宋朝以文治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國策漸漸發展，到仁宗朝，樞密院長官由文武雜用到清一色的文臣，基本已經實現了以文臣節制武將。
文史君說：
北宋西部邊境党項族作為唐代藩鎮割據的殘留，宋初勢力就很大，宋廷在嘗試戰爭手段後沒有解決這一問題。隨後党項的暫時屈服使宋廷放鬆警惕。仁宗時，党項首領李元昊建夏稱帝，在北宋朝堂之上，進攻和防禦也成為朝臣反覆爭論的話題。宋仁宗開始主和，在西夏咄咄逼人之勢下轉向對西夏作戰。然而接二連三的失敗，宋朝只能以防禦為主。北宋對夏戰爭雖然也取得了一些勝利但最終還是無法在對外戰爭中取得實質性勝利。這恐怕要歸結於北宋自建立以來重文輕武導致的局面。
參考文獻：
李華瑞：《宋夏關係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
陳峰：《簡論宋朝的治軍特點與邊防困境》，西北大學學報，2018年第1期。
逯海燕：《北宋仁宗時期對夏政策研究 》，華中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
（作者：浩然文史·爛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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