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包發展到現在,成為慶陽的民俗文化產品。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古時稱香囊、佩幃、容臭。慶陽俗稱"絀絀"或"耍貨子"。在每年端午節有製作和佩帶香包的習俗。慶陽現存的最古老的香包,歷史也有800多年。2001年,慶陽市華池縣在對境內宋代雙塔進行整體搬遷挖掘時,在塔體內發現了一隻香包。出土時依舊色澤豔麗,圖案如新,被稱為"千歲香包",這也是迄今發現的最早的香包。
屈原《離騷》中有"扈江籬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的詩句,江籬、辟芷、秋蘭均為香草。紉,乃連綴之意,佩指香包。
由此可見佩戴香包的現象在春秋時期就已經出現。由於古人穿著長袍,衣服上沒有口袋,這就要扎一根腰帶。不管達官顯貴還是民間百姓,就需要有東西來盛裝一些隨身物品。所以我們在電視劇中能經常看到一個畫面,就是腰間配著荷包,也是古人常用的錢包,樣式各異,即是對服裝的裝飾也具有實用功能。而除了香包的實用性,它最主要的歷史意義就是古代禮儀,等級制度的表現。
《禮記》的第十二篇,其中有“男女未冠笄(jī)者,雞初鳴,鹹盥漱,櫛(zhì)縰(xǐ),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
這段記載了未成年子女每日晨起,侍奉父母,除了要求梳洗穿戴整齊,還需佩戴容臭(即香包),自身清爽才可向父母問安。
還有:“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pán)革,女鞶絲。”則是關於如何教育子女的規範。剛剛學會自己吃東西時,要教其用右手,逐漸長大,便要給孩子身上帶香包。男孩的以皮革製成,表示長大將從事勇武之事;女孩的則要以絲帛製成,表示長大將從事女紅之事。這也與中國傳統家庭教育觀念相符。
到了唐宋時期,香囊逐漸成為仕女、美人的專用品。而男性官吏們則開始佩戴荷包了。當然,那時的荷包與香包不完全一樣,香包裡主要裝的是香草,而荷包主要是"盛隨身物品"的。這與2001年時慶陽市華池縣雙塔寺出土的手包型"千歲香包"比較吻合。
身份象徵:“金魚袋”
《新唐書・輿服志》記載:“隨身魚符者,以明貴賤… …官有貳者加左右,皆盛以魚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刻姓名者,去官納之,不刻者傳佩相付。”
這便是唐代官場流行的“金魚袋”,唐太宗為官員們頒發魚符,記載著姓名、官職、品階、俸祿等身份信息,相當於官員的身份證明。
軍士裝束:蹀躞(diéxiè)七事
《宋史·輿服志》記載:“魚袋,其制自唐始,蓋以為符契也。其始曰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刻官姓名,出入合之。因盛以袋,故曰魚袋。說完身份證明的魚袋,還有盛放筆硯之類的算袋,加上刀子、火石、針筒等等,腰上需要懸掛這麼多物件,於是就需要一條能懸掛諸多物件的腰帶,這就是“蹀躞(diéxiè)七事”。
根據唐代官制,五品以上的武官佩戴朝廷製作的皮革腰帶,腰帶上掛著七個用金屬或皮革製作的掛鉤、帶子、袋子。分別掛、系或盛裝佩刀、刀子、礪石、契苾(bì)真、噦厥(yuě jué)、針筒和火石。佩刀是長刀,或稱腰刀,是武官防身或格鬥時的武器;刀子是短的直切刀;礪石是磨刀工具,是專為佩刀和刀子準備的;契苾真是一種鑿子,在野外行軍時可以用來在山石上鑿孔以設置攀爬繩索;噦厥是解繩結用的專門錐子,跟契苾真是配套工具;針筒裡裝著針,縫補戰袍及其他衣服用得著;火石用來打火做飯,行軍或作戰時埋鍋做飯是不可或缺的;這就是蹀躞七事所囊括的裝備。到宋代取消了蹀躞七事,此後歷代武官不再佩戴這種腰帶了。
承露囊
由於“承露囊”在正史上沒有記載,其緣起及發展便不得而知。但卻有承露囊的形制是在荷包的基礎上演變分枝而來的說法,與荷包並存。唐杜牧《過勤政樓》詩中雲:“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己無。”承露囊,由眼明囊演變而來(眼明囊:古俗農曆八月初一凌晨,婦女以彩帛之囊盛裝樹木花草上的露水,相傳以此洗眼,能使人一年之內保持目明)。
唐《封氏聞見證·降誕》記:“玄宗開元十七年,丞相張說遂奏以八月五日降誕日為千秋節,百幕僚有獻承露囊者。”
百官獻囊名曰"承露囊",隱喻為沐浴皇恩。這是對唐代承露囊最直接的記載。唐開元十七年,以玄唐宗生日八月初五為千秋節,百官獻“承露囊”,隱喻為沐浴皇恩。民間仿製作為節日禮品相互饋贈,用它作為配飾,常佩於腰間以盛細小物件。
宋元時期隨著各類新鮮物件湧現,荷包的用途也進一步細分,荷包突破了原有的身份標識作用,更凸顯了它的實用性和裝飾性,加之宋代在文化領域的重視,重文輕武的政治環境也為荷包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荷包發展到現在,就是我們端午節佩掛的香囊,到了端午節,老人要給孩子背部、、頭部、脖子上掛上香囊,香囊內有硃砂、雄黃、草藥等等。發展到現在就是各種形式的香包,用各色絲布縫製成各種不同的形狀,以五色絲線刺繡成各種圖案,不但有避邪驅瘟之意,還象徵著萬事如意、大吉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