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與《三國志演義》《西遊記》《金瓶梅》並列為明代的四大奇書，成為中國古代小說的經典名著。這是一部文學奇書，具有英雄傳奇的藝術典範和跨越時空的永久魅力，是世代累積的傑出創造。
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古典文學研究名家齊裕焜為我們解讀《水滸傳》成為文學名著的演變歷程。
文 | 齊裕焜
歷史影像
《水滸傳》所寫宋江起義的故事源於史實。《宋史》中《徽宗本紀》《侯蒙傳》《張叔夜傳》及其他一些史料都曾提及，略謂徽宗宣和年間，宋江等“三十六人橫行齊魏”“轉略十郡，官兵莫敢攖其鋒”，後被張叔夜招降，還有的史書記載宋江投降後徵方臘。
歷史為《水滸傳》的創作提供了一個廣闊的平臺。
首先，歷史上記載的宋江起義既於史有據，又十分簡略，互相牴牾。歷史記載只說宋江三十六人。宋江是哪裡人、他的身世經歷都不清楚；除宋江外，其餘的人物就連姓名都沒有留下；他們起義活動的地點或北或南，範圍很廣。這就使水滸的創作者（包括民間說書藝人、戲曲家、文人作家等）不受任何束縛，為他們馳騁想象力、大膽虛構提供了廣闊的空間。金聖嘆曾論述《史記》與《水滸傳》的區別，指出《史記》是“以文運事”，受歷史事實的制約，“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卻要算計出一篇文字來”；而《水滸傳》是“因文生事”“只是順著筆性去，削高補低都由我”。
其次，更重要的是宋江起義既是反對政府，與官軍作戰的起義軍，又是一支投降朝廷，去鎮壓方臘起義的隊伍，而且，經過宋、金、元這段民族矛盾極其尖銳的時期到元末明初才創作成書，這為《水滸傳》創造了一個可以多元創作和評論的寬闊平臺 。
在創作方面，作者可以吸收“官逼民反”的故事；可以接納抗金英雄的事蹟；可以寄寓宋代遺民的情感；也可以反映統治階級招降納叛，“以寇賊攻寇賊”的險惡策略。
在接受評論方面，歷代反抗統治階級壓迫的人們從梁山好漢的造反行動中受到鼓舞，高舉起“造反有理”“替天行道”的大旗；宋江雖然造反，但“不假稱王”，接受招安，所以“士大夫亦不見黜”，而且認為他們是“忠義之士”；處於社會底層，求告無助的百姓，也可以把他們當作“強者鋤之，弱者扶之”的俠義之士；統治階級對它亦可容忍，因為又“替國家打別的強盜去”。到了近代，則宣揚其自由、平等的思想；歌頌它是“農民革命的史詩”，或批判它“好就好在投降”，可以作“反面教材”。
當然，
《水滸傳》的成功還要有民間藝人和作家的創造。民間演繹
從南宋起，宋江故事即在北方（包括太行山地區、山東地區）和南方（包括安徽、江浙一帶）廣泛流傳，並進入“說話”領域。南宋宮廷畫家李嵩曾為宋江等三十六人畫過畫像，龔開據此作了《宋江三十六人贊》，初次完整地記錄了宋江等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綽號。羅燁《醉翁談錄》記載了以“水滸”故事為題材的“說話”名目，如《青面獸》《花和尚》《武行者》《石頭孫立》等。它們是各自獨立的英雄故事，屬於說短篇故事的“小說”的範圍。宋末元初的《大宋宣和遺事》為我們展現了《水滸傳》的原始面貌，主要描寫了楊志賣刀、晁蓋劫取生辰綱、宋江殺閻婆惜、九天玄女授天書，末尾還提到他們受招安、徵方臘，宋江封節度使。這表明“水滸”故事從獨立的短篇開始聯綴成一體，從“小說”進入長篇的“講史”的領域。
元代出現了一批“水滸戲”，包括元明之際的作品在內，存目有三十三種，其中有六種劇本保留下來了。在康進之《李逵負荊》、高文秀《雙獻功》等作品中，水滸英雄從三十六人發展到一百零八人，建立起“寨名水滸，泊號梁山”這個起義根據地，在“聚義廳”豎起杏黃旗，寫著“替天行道宋公明”。宋江、李逵的形象得到了比較集中的描寫，更為生動、突出。
在宋元以來廣泛流傳的民間故事、話本、戲曲的基礎上，經偉大作家的再創造，《水滸傳》在元末明初誕生了。
作家創作
《水滸傳》的作者，眾說紛紜，但大抵不出羅貫中、施耐庵兩人。嘉靖間最早著錄此書的高儒《百川書志》題作“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同時代郎瑛的《七修類稿》有類似的記載。稍後如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王圻《稗史彙編》等都認為是羅貫中作。而明末清初金聖嘆的《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又提出了施作羅續說，即“施耐庵《水滸正傳》七十卷”，後三十回是“羅貫中《續水滸傳》之惡札也”。目前一般學者從第一說認為《水滸傳》是施耐庵所作，其門人羅貫中在其“的本”（即真本）的基礎上又作了一定的加工。
施耐庵為何許人，明人記載多說他生活於元末明初，為錢塘人。目前有五種說法：（1） 實無其人，乃演為百回本者之託名；（2） 宋末元初《靖康稗史》的編者“耐庵”；（3） 南戲《幽閨記》作者施惠；（4） 錢塘書會才人施耐庵；（5） 從20世紀20年代起，出現了施耐庵是蘇北興化人的說法。
施耐庵是一位偉大的作家，他對水滸故事的加工創造功不可沒。
首先，將“亂自下生”改為“亂自上作”，描寫出“逼上梁山”的典型環境。《大宋宣和遺事》寫到三十六位英雄先後分五批上梁山，究其造反原因，不外乎都是“亂自下生”。楊志是因為殺了一個惡少後被刺配衛州的；杜遷、索超、董平等人是因“做了幾項歹事勾當，不得已而落草”，這些人所以成為“強人”，主要是他們自己的過失，看不到統治階級對他們的迫害。只有晁蓋等八人因打劫給蔡太師生日的不義之財“生辰綱”，為逃避追捕而“落草為寇”。《水滸傳》把高俅發跡的事放到全書開端來寫，表明“亂自上作”，揭示了人民反抗的社會根源。林沖、武松、楊志、解珍、解寶、柴進等人的上山都與高俅等人的迫害有關，從而寫出了眾多英雄因“亂自上作”而被逼上梁山的過程，寫出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
其次，施耐庵不僅保留了許多優秀民間故事，而且還作了加工和提高，使英雄人物更加光彩奪目。元雜劇多數只著眼於反對惡霸調戲婦女或與淫婦通姦，沒有更深刻的思想含義，有的則成為庸俗的社會道德劇。《水滸傳》描寫高衙內調戲林沖妻子，表面上看與元代某些水滸劇的情節相似，但是作者把這件事與殘酷的政治迫害，與林沖性格的發展聯繫起來，創造了林沖這個具有深刻社會意義的典型。宋江殺惜在《大宋宣和遺事》裡，是因為發現閻婆惜與吳偉通姦，在水滸戲裡宋江“因帶酒殺了娼妓閻婆惜”，而在《水滸傳》中把宋江殺惜和私放晁蓋聯繫在一起，把爭風吃醋的桃色事件變成了具有嚴肅政治鬥爭內容的典型故事。魯智深、武松、阮氏三雄、燕青等也比《大宋宣和遺事》和元雜劇裡的形象有很大提高，成為光彩奪目的英雄。
再次，從宣揚個人反抗到歌頌集體反抗，開展武裝鬥爭。施耐庵把零星分散的水滸故事，改寫成由個人分散反抗到集體武裝鬥爭，逐步形成一支強大的梁山義軍，客觀上反映了農民起義的星火燎原式的進程。把梁山泊寫成一個用“義”團結在一起的英雄集體，“不分貴賤”“無問親疏”，性格不同，但能“認性同居”，才能不同，都能“隨才器使”。《大宋宣和遺事》中宋江徵方臘有功，被封節度使，《水滸傳》改寫成宋江投降後被害，整個梁山義軍也被朝廷利用後殘害並瓦解，最終徹底覆滅，瀰漫著悲涼的氣氛。
文本再造
《水滸傳》的版本相當複雜。從文字的詳略、描寫的細密來分，有繁本（文繁事簡本）與簡本（文簡事繁本）之別。
在繁本系統中，今存最早的較為完整的百回本有萬曆十七年（1589）天都外臣（即汪道昆）序的《忠義水滸傳》。此書原刊本佚失，今見康熙五年石渠閣補修本。另有萬曆三十八年（1610）容與堂刊《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也是較早、最完整的百回本。以上百回本在寫梁山大聚義後，只有徵遼和徵方臘的故事，而沒有平田虎和王慶的內容。繁本中的一百二十回本，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由袁無涯刊行，是在百回本基礎上，增加了據簡本改寫的平田虎和平王慶的故事，在文字上與百回本略有不同，並且也和容與堂本一樣附有“李卓吾”的評語，故稱《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全傳》，但兩書的評語不同，究竟兩種評語哪種是真哪種是假，或都是假的，或為其中一種是無錫人葉晝所作，爭論不休。明末金聖嘆的貫華堂本將一百二十回本“腰斬”成七十回本，刪去了“英雄排座次”後的內容，而以盧俊義驚噩夢作結，名《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
容與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第一回
目前多數學者認為，簡本是繁本的刪節本，在徵遼後，還“插增”了平田虎、王慶兩傳，但文字簡陋。現存較早而完整的簡本是明萬曆二十二年（1594）雙峰堂刊《水滸志傳評林》。
繁本與簡本向精緻化和通俗化的不同方向發展。
簡本走通俗化的路子，以適應文化程度低、經濟不富裕的讀者的需求。一是低價格，刪節文字，降低成本；《水滸志傳》餘象鬥評林本約三十一萬字，相當《水滸全傳》本的三分之一。二是以圖釋文，它創造了上圖下文的版式，用圖引起讀者興趣，幫助他們理解作品裡的文字。三是“插增故事”，以吸引讀者。
繁本走高端路線，不斷修改提高，越來越精緻，以滿足文化水平較高的讀者的要求。從百回繁本到全傳本，忠義思想更強化，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容與堂本、天都外臣本第七十一回有一篇歌頌梁山泊的賦，最後兩句是“休言嘯聚山林，真可圖王霸業”，全傳本就改為“休言嘯聚山林，早願瞻依廊廟”，把圖王稱霸的決心，改為早願歸順朝廷的願望。文字上是越改越好。到了金聖嘆的貫華堂本由於它保存了原書的精華部分，在文字上也作了修飾，且附有精彩評語，遂成為清三百年間最流行的本子。
本文摘自《齊裕焜講水滸》
東方出版中心2019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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