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
文 | 王世保
人類社會的主體是人，人類社會發展出來的文化最終成就的也應該是人，所有的人類文化都應是“以人為本”的。這裡的“以人為本”就具有了兩層涵義：第一層是根據性質的，就是人類的任何行為都要本於人性，第二層是目的性質的，就是任何行為都是以人為目標的，人應該是至上的終極關懷的對象。一個人本主義的文化來源於人性，最終也要完善於人性。
這樣的論述還是基於理論上的樂觀，而現實的人類文化並不如此，比如在古希臘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現代西方文化就明顯地偏離了人本主義的終極價值觀。無論是從其歷時的演進還是從現時的展現來看，現代西方理性主義文化表現出來的都是嚴重缺失了人本主義的終極關懷，這是由其文化內在的特徵、文化發展主體所處的自然環境決定的。從歷史上看，由現代的西方文化塑造出來的社會在世界範圍內向各族人民施予了太多的殖民和暴力，這簡直就是一個海盜的掠奪史；從現時的情景來看，現代的西方社會普遍地陷入一種焦慮和空虛的躁動的境地，這就是西方的思想家們所言的西方人嚴重的精神危機。
與西方社會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社會一直比較安靜地展現在本土上，每個地域的社會表現出了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深度和諧。然而這種安靜的和諧狀態卻在近代被高度繁榮的西方物質文明所摧毀，西方列強的掠奪所過之處，留下的是當地人民空前的文化自卑和西方文化中心論的情結，這使得東方的各個國家義無反顧地拋棄了自己固有的文化，大力學習西方文化，發展西方的物質文明。
利弊是相依的，隨著西方文化在本國的發展，西方文化內在的缺陷也明顯地暴露出來。要解決西方文化內在突顯的精神危機，中國的先賢們提出的“中體西用”的文化建構思路就顯得尤為重要和有時代意義，而在中國古典文化的基礎上重建中國的文化價值體系就更加緊迫。
但是西方的侵略造成的中國近現代文士的文化自卑情結卻並沒有隨著中國不斷地走向繁榮和復興而消失，反而前所未有地加強了！一小撮信奉西方文化的民族虛無主義者們把內生於現代西方文化的自由、民主和人權等思想觀念奉為所謂的“普世價值”向中國人民以各種方式歇斯底里地進行兜售！這是很危險的，中國有面臨著全盤西化的可能，而中國的全盤西化卻會導致中國近六千年文明歷史積澱的智慧和厚重的人文價值喪失殆盡，而這個世界上只是徒增了一個海盜式的具有強大破壞性的國家，這不是人類之福，而是人類巨大的災難！因此，批判中國國內的一小撮全盤西化的文士鼓動的民族虛無主義論調和所謂的西方“普世價值觀”就是重建中國現代文化價值體系的前提。
夜店裡的狂歡
那麼中國國內的這一小撮民族虛無主義者所鼓吹的“普世價值觀”到底包括了那些內容？無疑，就是以西方文化代理人而自居的美國所向世界兜售的自由、人權和民主等思想觀念。這些毫無民族靈魂可言的全盤西化者無非是在中國充當了學舌美國的角色。他們雖然四處在鼓吹這種“普世價值”的無所不能，但是並沒有從理論上進行深入理解，只是“美雲亦云”而已！
先說一直被那一小撮民族虛無主義者學舌的普世價值“自由”與“人權”。
現代西方文化中的“自由”與“人權”是古希臘自然哲學中的原子主義在現代社會科學領域裡的具體展現。這種價值觀既是對基督教對西方社會近一千年左右禁慾的反動，也是野蠻的歐洲諸民族的慾望進一步放縱的偽飾。它放棄了人類對更高層次的善的存在境界的追求，只是把人類的原欲上升為上帝的高度，繼而用古希臘的原子主義哲學加以理性地偽飾，通過權利主義的法律體系進行合法化和正當化。
個人主義的自我保全放在了第一位，在社會中成就人生意義和價值的道德義務卻屈於慾望之下，甚至將其當著不可能實現的虛偽的“烏托邦”拋到九霄雲外去了。慾望的權利主義的法律合法化導致慾望的極度放縱，而慾望的極度放縱又把合法化的權利主義法律抬升到了約束社會個體的唯一工具。
由此可見“自由”和“人權”否定了人類社會中的每一個社會個體人生的社會意義和價值，它通過理性偽飾使得人類永遠處在一種原欲的初始狀態，繼而阻止了人類社會的進一步完善，導致了人類最為徹底的墮落。
因此，這種“自由”和“人權”在把社會個體的慾望上升到上帝的高度時也就否定了人性向善的可能，在否定人性向善可能的同時也否定了人性。
一種否定人性的價值觀還是人本主義的嗎？它源於人類的慾望，最終服務於人類的慾望，繼而使得人類陷入了深度的接受物質的奴役！
盧梭
再說說一直被那些所謂的“精英”學舌的普世價值“民主政治”。
西方文化中的現代“民主政治”是建立在“自由”和“人權”的基礎上的。首先個人主義使得公共權力極端分散，然後在這個個人權力主義的基礎上依據不易的人性之惡的公設設計一種權力對抗的政治體制，繼而達到權力的相互制約。
這種政治體制具有明顯的理論特徵，即所有的人性都是惡的，繼而只能採取一種外在的“西醫治療式”的對抗形式來約束公共權力。這是一種明顯的消極的治理社會的方式，它不是積極的建立在人性改善基礎上的政治體系。它排除了道德教化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繼而與“自由”和“人權”同出一轍，否定了人性向善的可能，在否定人性向善可能的同時也否定了人性。
因此這種民主政治缺乏的也恰是一種“以人為本”的精神！它放棄了人性向善的可能，繼而通過一種政治制度的安排把個人主義發揮到了極致，使得社會走向了普遍的縱慾，社會的縱慾必然帶來的是大眾的普遍庸俗化和墮落。
事實上，無論是自由人權還是民主，這些在持著一種民族虛無主義的中國現代文士心裡被看作是所謂的“普世價值”的，從本質上看都是一種過渡性的手段性的東西，它們只是為了滿足人類極度縱慾的需要而進行的理性偽飾，它們根本不具有終極的價值特徵。科學技術為人類提供了縱慾的技巧，而自由、人權與民主則為人類縱慾提供了一種合法化的理性偽飾，這種理性偽飾使得人類的慾望不斷地走向放縱。
因此，這些西方文化中的“普世價值”只是以一種理性的偽飾把人類禁錮在一種縱慾的動物水平狀態，卻沒有完善人類的人性，反而使得人類的人性之惡在物質文明繁榮的同時不斷地被放大。
人類的進步最終要體現在人性的進步之上的，正如辜衡銘所言，評價一種文明的優劣不是看這種文明創造了多少高樓大廈，而是看它是否培養出多少良民！因此，文明的進步是人本主義性質的，而象西方文化那樣只是利用人性之惡創造繁榮的物質文明，只能進一步加劇這種人性之惡，這就是為何現代西方文化陷入深度的精神危機，而眾多的西方思想家苦於無路可逃！
西方文化利用理性偽飾把人類異化成了一群縱慾的破壞性的工具，它帶來的是人類社會的深度之惡，而不是人性至善！因此 一個根本不能推動人類人性進步和完善的文化還有什麼“普世價值”可言？
中國先賢們提出的“中體西用”的文化建構思路付諸於實現的時代已經來臨了，而這樣的任務也需要我們這一代人去完成，這是我們每一位思想工作者應有的時代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