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是盆地地形,尤其是成都平原,四周高山阻隔,交通不便,盆地內氣候溫溼,承平時極易發展,因此民阜物豐,百姓樂業,自有都江堰之後,"水旱從人,不知饑饉",自秦以後,"天府之國"的稱謂,便由漢中平原,移至四川盆地。
但歷史上的四川,卻又多災多難,除地震頻發之外,僅在近代,就有過史上少見的大饑荒,其中,尤以1930年代的四川大饑荒最為悲慘。
自1932年起,四川年年乾旱。要知道,在以水稻為主要糧食作物的四川,乾旱意味著主糧水稻欠收,其它農副作物如番薯(紅苕)、土豆(洋芋)、玉米(苞谷)等亦受嚴重影響。據當時省內報紙和省"賑濟會"公佈統計,1932年全省尚只有16縣受災,1933年漫延至53縣,1934年擴大到101縣,1935年災區共有108縣,到1936年,全省100餘縣,幾乎縣縣受災。局面已經失控。
而當時的四川軍閥混戰不休,地方政府主官走馬燈似地換人,往往早晨還是劉湘的地盤,晚上就換了劉文輝主政。儘管四川軍閥是有名的"外戰內行,內戰外行",軍隊下層士兵往往並不認真打仗,但軍閥是要徵稅的。經常是前人剛徵完稅,後腳就來了另一個軍閥,再徵一遍稅。苛捐雜稅,多如牛毛。姜文、葛優、周潤發主演的電影《讓子彈飛》的時代背景,就是這一年代,其中的鵝城徵稅到1997年,就是當時事實的真實寫照。軍閥田頌堯在1930年左右,就已經把稅預徵到1974年。軍閥混戰拼命,受害最大還是士兵或軍閥本身,但苛捐雜稅多番徵收,為害的卻是黎民百姓。
而其時國民政府內憂外患,日寇入侵,四川災民處境悲慘,處於"政府不救,自救無門"的悲慘境地。1937年,據國民黨《中央日報》從現場發回的報道,劍門關內的"梓潼一宿,路愈曲折險峻,土色赤紅,重山裸露,草木稀疏,益覺不勝荒涼遼闊,至此始知已入重災區矣……計全縣無一處不受旱災,以樹皮草根白泥作食者約十八萬人……民食恐慌,已達極點……倘非親歷災區者,將不信四川夙稱天府之國,人民生活竟一降至於如此,恐直與閻羅鬼國相似矣……"。
據當時的《國民公報》報道,省政府向中央政府求援,蔣介石在牯嶺公開說:"水旱都要中央拿錢賑濟,試問中央以有限之財力,何能補助你們川人?" 災民呼天不應,叫地不靈,剝樹皮、咽草根、吃觀音土。更駭人聽聞的是,饑荒之下,人性泯滅,父殺子、子食父竟時有所聞。普濟魚池灣(今中江村)楊傳興全家5口,妻子和兒媳都被餓死,只剩下一個幾歲的孫女。一天晚上,楊傳興飢餓難熬,用刀把孫女砍死吃了肉,其孫女臨死前直喊:"莫砍我,我長大給你揀柴呀!"
1936年5月4日的《天津日報》刊載《成都通訊》報道:"今年樹皮吃盡,草根也吃完,就想到死人的身上,聽說死屍的肉每斤賣五百文,活人肉每斤賣一千二百文。"省賑會"的特派員王匡礎到六口場視察,在一肖姓人家的屋裡發現女饑民張彭氏、何張氏等坐,煮食人肉。
通江麻柳坪有一婦女楊張氏餓得實在受不了,帶著兩個不滿十歲的女兒逃荒。沒走多遠,楊張氏就餓死了,兩個女兒餓得就啃母親身上的肉充飢,其狀慘絕人寰。
1937年下半年,幾場大雨拯救了四川災民,災情始得到緩解。但大饑荒造成的死難人數,卻無官方統計。保守估計有幾十萬之多。隨後抗戰全面爆發,川軍出川。
遂寧縣曾有一"為政者之警惕"碑,立於公園之中,是一棵被剝開樹皮露出白心的大樹,是該縣縣立圖書館館長李義君在樹下所立,碑文上寫:"荒年之樹——民國二十五年,秋收荒欠,入冬複數月無雨,麥淺葉枯,瘐死饑民成群,剝樹皮,掘草根以食,在公園不能禁,此樹即其剝後所遺殘形。特留志,以供研究社會現象者之資料,且以促官吏對於為政者之警惕!"可惜,這碑已不存於世了。
歷史,可以原諒,但不可以遺忘!
參考文獻:鄭光路《1936年的四川大饑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