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賢
王佐賢1931年7月出生在遼寧丹東（原安東），1948年6月開始在鐵路上當工人。彼時鴨綠江大橋是交通咽喉，在抗美援朝戰爭中遭到敵機的狂轟濫炸，王佐賢那時在鐵路行李房工作，但是他並沒有跟隨群眾疏散，而是加入了搶修大橋的隊伍。“那時候我知道，很可能去了就回不來了。”搶修工作九死一生，當時王佐賢不敢跟家人提起，而如今，每每看到這座被命名為中朝友誼橋的大橋，王佐賢心底裡就會湧起一種自豪感。
文、圖/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 馮秋瑜
炮火下的鐵路“逆行者”
“當年丹東地區親身經歷過那場戰爭考驗的鐵路幹部職工，現在就剩下我一個了。”王老的話語間難掩傷感。
“1950年10月15日，美國派出空軍，要‘以最大的力量，摧毀在朝鮮一端的全部國際橋樑和交通工具、軍事設施、工廠、城市和村莊’，從那時候起，丹東等鴨綠江沿岸的城市、橋樑、鐵路及百姓和朝鮮民眾一樣，遭受了難以想象的戰爭災難。”
王佐賢回憶道：“那時，我是丹東站年僅20歲、年初才入黨的青年工人，也是‘中國鐵路職工抗美援朝志願預備隊’的隊員，只要上級一聲令下，隨時準備奔赴朝鮮前線。”
頭頂是敵機的轟炸，民眾的本能都是往遠離危險的方向跑，可王佐賢和留下來搶修鴨綠江大橋的鐵路職工們卻是戰爭中的“逆行者”。
“當時領導就告訴我們，只要空襲警報一響，或看到敵機轟炸大橋，你們就誰也不用問，趕快往現場跑。四面八方的不管當班還是休班的，都往那去，不一會功夫就集合了上千人開始搶修。”
用生命守護“鋼鐵運輸線”
雖然早有心理準備，但是橋上的情況還是令王佐賢很震驚。“我們去了以後一看，鴨綠江面上散落著鋼樑和枕木，那時候第一個任務就是清理現場。砸壞的那些鋼樑就靠人力往上抬，往外運。現場清理好了以後，維修工人再去維修。兩人扛一個枕木，像我這種體格的，走在上面身體一直晃。把鋼軌接上之後，鐵路派出一個機車去試驗，看看還會不會壓塌了，那情形是真危險。我們一邊搶修，一邊還要冒著被敵機轟炸和掃射的危險，搶時間爭速度，力保這條鋼鐵運輸線。” 王佐賢說。
從1950年11月到1951年5月，敵機成群襲炸鴨綠江大橋13次，王佐賢參與了其中5次鐵橋及線路的大型搶修。“參加搶修人數眾多的是第一和第五次。第一次是1950年11月8日上午10時，美軍重型轟炸機79架、殲擊機300多架輪番轟炸掃射，向鴨綠江大橋投下了巨型制導炸彈和燃燒彈。那時候火光沖天、濃煙滾滾，感覺一半的天都被染黑了。”王佐賢回憶，轟炸之後，下游第一橋從7號橋墩到朝鮮對岸的幾座橋墩及鋼樑、鐵道全部炸塌落入江中，上游第二橋鋼樑和鋼軌部分則被炸斷、扭曲，中斷了行車。
“那時新義州站三層樓的站舍已成一堆殘垣斷壁，找不到1名活著的朝鮮鐵路職工，站臺和線路一片狼藉。我們近500人的搶修隊伍分兩批去一、二橋，先撲滅烈火、移動障礙，再截斷影響修復的扭曲鋼樑與廢鋼軌，重新鋪設枕木和鋼軌。”經過工人們10多個小時的搶修，二橋恢復了臨時通車，而朝方鐵路也由志願軍鐵道兵修復。
王佐賢說：“輪番轟炸後，新義州的朝鮮難民有幾千人擁上剛修好的二橋，哭號慘叫著奔向丹東，多數是老弱傷殘和婦嬰，數量龐大的難民隊伍擁堵在橋上，既有遭受敵機再轟炸的危險，又影響了搶修進度。丹東市政府立即騰出臨近的一所中學，安置難民們休息和治療。”
這一切，更令以王佐賢為代表的鐵路職工增強了支援前線的鬥志和決心。按照上級指令，鐵路職工奔赴寬甸至上河口鋪設76.5公里鐵路及橋樑，過江接通朝鮮新義州鐵路；1950年12月，他們從沈丹線沙河鎮站接軌，搭便橋將鐵路修過鴨綠江；1951年1月，前線急需運送兵源、武器、彈藥及糧食補給，鐵路職工們又在沈丹線金山灣接軌過江，與朝鮮的五木裡站接軌，成倍增長了支援前線的運輸效率。
邊修橋邊躲避轟炸機
然而，敵機的轟炸在王佐賢和鐵路工人們的搶修工作中從不曾停止。第五次轟炸是在1951年4月7日上午9時05分。“警報響後，敵軍轟炸機24架共投彈50多枚，使二橋朝鮮一側9號橋墩移位，鋼樑上彈孔累累，兩孔鋼樑折斷墜入江中成‘V’形，橋上有多處枕木燃燒。美機剛離去，分局長周克、工會主席張發慶率工務科、電務科及丹東工務段的幹部職工，加上當地政府派來的船工，共有上千人參加搶修。”王佐賢回憶道。
在當時，鋼樑被炸斷成了“V”形，要有人爬過去架起臨時枕木橋才能過去。“分局政治處青年科長馬佔濱帶著包括我在內的5個人，小心翼翼地爬過了V形斷橋，衝到二橋南端清理現場。突然又響起了空襲警報。我們再返回安東一側（有800多米遠）已來不及，馬佔濱就領著我們跑到新義州橋頭左側，全員跳進了一個直徑約50米的大炸彈坑裡躲避。隨後敵機又是一番投彈掃射，我們在彈坑裡震耳欲聾，感覺好像處在六七級地震之中。警報解除後，返回橋上大家看我們個個全身是土，幸好沒有受到傷害。”王佐賢說，經過工人們四晝夜的輪班搶修，大橋於4月11日重新修復通車。
“青年人就該奮不顧身”
直到1951年初，我志願軍空軍進駐丹東浪頭機場，炮團沿鴨綠江邊大橋及鐵路架起高射炮，我軍才有了制空權；從那時起，王佐賢常常能看到敵機被擊中，拖著燃燒的尾巴墜落的鼓舞人心場面。至今，在丹東的抗美援朝紀念館裡，還有他和同事冒死搶修和保障軍運暢通的事蹟及實物，震撼著參觀者的心靈。
“比起犧牲的同志們，我做的這些不算什麼。”王佐賢說。“光榮獻出生命的，原丹東分局管內就有28人。像援朝工程總隊線路工林樹海，赴朝冒著敵機轟炸搶修孟中裡大橋，不幸中彈犧牲；本溪機務段司機曹子斌，在敵機空襲平壤機務段時被炸犧牲；丹東機務段司機任國財，赴朝軍運至鳳鳴山洞，遭敵機掃射犧牲；丹東橋樑工程處工人劉煥文，在朝鮮五木裡維修便線時遭特務槍殺……”王佐賢回憶道。
“那時候我知道，很可能去了就回不來了。”搶修鐵路任務九死一生，每次回到家，王佐賢都不敢跟家人提起工作內容，而如今，每每看到這座被命名為中朝友誼橋的大橋，王佐賢心底裡就會湧起一種自豪感。“這對於當時的青年人來說是個考驗，也是成長過程。不經歷那個場面，你就不知道戰爭年代的危險。首先，你心裡得有國家；其次，作為青年人，就應該有這種奮不顧身的精神。”
1957年11月，喜愛讀書寫作的王佐賢調入《沈鐵火車頭報》（現《瀋陽鐵道報》），任編輯、記者；1962年4月，因紙張奇缺，企業報暫停，他又回到丹東鐵路分局做基層的宣傳和組織工作；1989年11月，王佐賢受命創辦《丹鐵工人報》（後改《遼東鐵道報》），任總編輯，直到1991年9月離休。“父親一直教育我們，心裡要有國家，要堅守自己的崗位。”王佐賢的大女兒王琦向記者介紹，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王佐賢的大外孫女一直在武漢機場從事安檢工作，“外公告訴她，‘你要堅守崗位，不能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