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傑*
世界上沒有一座城市能夠如深圳這樣，在40年時間裡，發生如此滄桑鉅變，實現由農業經濟向知識信息經濟的飛躍，成為世界重要的創新中心城市。深圳起步時經濟發展水平很低，1980年全市GDP僅是香港的0.2%，目前已經超過香港；當年深圳的人均GDP是中國大陸的2/3，是香港的3％，目前已接近大陸人均水平的三倍和和香港的2/3，是位列全球前十的金融中心，是全球高新技術產業高地，對外貿易量連續居我國大陸城市第一，佔比約1/7。在世界範圍內的5000個經濟特區中，深圳位列第一應當是沒有爭議的。
唐傑
殺出一條血路來！
在深圳博物館中，有兩幅特別令人矚目的照片，一幅是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一幅是習仲勳主持省委黨委擴大會議討論廣東開放。我們耳熟能詳的一段話是，“就叫特區，陝甘寧邊區就是特區，中央只給政策不給錢，你們殺出一條血路來”。那是兩位老人家談廣東改革開放與建立深圳經濟特區。
1978年，習仲勳與廣東省委副書記王全國赴京出席中央工作會議。他回憶說，我們希望中央允許廣東在香港設立辦事處，與港澳廠商建立直接聯繫。“凡是來料加工、補償貿易等方面的經濟業務，授權廣東決斷處理，以減少不必要的層次和手續。”提出把毗鄰港澳的廣東寶安、珠海劃成出口基地，力爭經過三五年，把兩地建設成具有相當水平的對外生產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遊覽區。當時小平同志的原話是這樣說的：“對！辦一個特區。過去陝甘寧邊區就是特區嘛！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後來中央就正式定名為“經濟特區”了。[1] 深圳的發展就是改革開放闖出來的。改革開放不是四平八穩，確保萬無一失，就是要大膽試，大膽闖，殺出一條血路來。建立特區，成為上世紀80年代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解放思想最大的實踐之作，成為歷史的交響。[2]
深圳經濟持續轉型的內因
不同的人都可以對深圳現象做出不同的解讀。我個人相信，深圳現象一定有著內在的規律，一定不是簡單化“一靠特殊政策，二靠香港”這麼簡單。
深圳有個著名的口號，“來了就是深圳人”。這是對深圳發展的社會學的解釋，不只顯示了深圳文化的包容性，而是說明移民城市有利於創新發展。有關移民城市與創新城市的關係，社會學似乎比經濟學的解釋更貼近現實。移民城市最重要的特質是打破了原有的分層，推動了更加廣泛的思想碰撞與交流。我們很難想象，在上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的院長能夠和勞務工們坐在一起真誠而熱烈地討論創新，但在深圳可能就是司空見慣的。大家都是移民，一桌人可能是因為發小，老鄉，戰友，中小學或是大學同學而相聚。老城市創新活力不強的一個原因就是社會分層嚴重，芸芸眾生，不同層級、不同思想、不同經歷，很難在一起交流碰撞，也就很難產生火花，而創新首先是要有新觀念。有過當兵的經歷會對團隊精神與執行力有更深刻的認識，一位科學家會對新產業新技術有內在的敏感，一位風險投資家熟稔於技術的定價，公務員能更好解釋政府的政策與工作方式，聚在一起就可能形成關於產業技術與企業創新的具體而深入的討論。很多同志在深圳發展初期訪問深圳時，往往會得到一個“野蠻生長、草根生長”的印象，這是一種城市化過程中的社會學現象。改革開放四十年，五億農民進城，可以說，我們很多城市都是移民城市，但為什麼只有深圳出現瞭如此明顯的移民城市效應呢？這值得我們每一位城市管理者思考。固化社會分層，有意無意地限制了廣泛的社會交流，就無法獲得創新發展的收益。比較典型的是，城市政府以強有力的行政手段將流動人口擠到市中心區外居住，以壁壘森嚴的封閉式小區強化社會階層的分隔等等。
科學學也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觀察視角。從科學技術角度看深圳，最大的啟發是全面配套產業鏈。深圳政府最積極也比較擅長的事就是研究產業鏈，但不是以行政權力指定誰是產業鏈上的優勝者，而是研究產業鏈上缺了哪個會制約發展的環節，鼓勵支持企業圍繞重點關鍵環節進行突破和競爭。
如何運用經濟學解釋深圳持續轉型發展？深圳為什麼能成為創新城市？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創新企業能不能在市場競爭中做大做強，創新企業會產生不斷增強的激勵效應和示範效應。很多企業會自覺不自覺地學習華為，會以任正非為榜樣。創新加劇市場競爭，企業競爭生存依靠創新，這是馬克思關於創新的重要思想。馬克思對市場經濟條件下創新的內生性以及創新加劇競爭的反饋過程做了非常深刻的討論。每個競爭生存的企業都抱有提高勞動生產力來使商品便宜的動機而創新，一個企業因創新獲得的市場優勢和超過平均水平的收益引來了更多的競爭者。[3]
經濟學重視企業家作用，儘管不知道誰能成為企業家。一個城市如果能夠造就規模與密度極高的企業，就有可能創造強大的企業家隊伍。這是深圳內在的東西。而企業家創造企業家是真正的城市夢想。若100名創新企業家能夠帶動另外100名創新企業家的過程持續不斷，就是創新收益遞增，反之就是創新活動萎縮。創新企業家匯聚，就會出現一座不同凡響的創新城市，硅谷是世界級創新城市成功的標誌，深圳正在以極具創新精神的企業家群體而享譽世界。不斷擴大企業家隊伍的規模，提升企業家素質與視野是深圳持續成功的關鍵。企業家數和人均企業家數以及單位土地企業家數與城市經濟地位以及變化之間應當存在著密切聯繫。需要特別提出的是，相對於其他城市，深圳法治化水平比較高，法治化建設比較早，比較系統，以法治規範政府和市場邊界比較自覺。營造了比較公平透明的、可預期的法治化營商環境也是值得特別關注和深入研究的制度經濟學問題。
深圳經濟增長、週期與產業升級
一直以來,深圳都是高速增長的代名詞，這其實是個錯覺。深圳的經濟增長，是一個隨著總量規模不斷擴大而經濟增長率分階段下行的過程，從遠高於全國平均增速到逐漸向全國平均增速靠攏。經濟特區建設前五年的增速超過了50%；經過一輪衰退後，增長率恢復到30%；九十年代中期，經歷第二個經濟週期後，平均增速下降到20%以下，而後短暫恢復。第三個經濟週期後，平均增速降低到15%以下，目前已經低於10%，與全國平均增速的差距從最初的近40個百分點到兩個百分點左右。深圳經濟有10年左右不太規則的中長週期，也嵌套了有跡可循的3年左右的金融週期。[4] 深圳經濟所經歷過的幾次重要轉型，基本發生在中長週期的底部，在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中開創一個新的繁榮期，走出了一條由低向高、漸進快速的產業升級轉型之路。[5]
深圳經濟第一次重大轉型大致發生在1985年大衰退之後。當時深圳開始了“以外商投資為主、生產以加工裝配為主、產品以出口為主”的勞動密集型增長，依靠廉價土地和勞動力，與香港形成前店後廠的關係。[6] 當年深圳推動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而“血汗工廠”留給全國的印象至今仍是揮之不去。
1995年是深圳第二次衰退和大調整，經濟特區政策變動與港深穗高速公路通車是重要的外部因素。取消特區優惠政策後，大量的產業沿著高速公路，向勞動力和土地成本更低的東莞遷移。東莞在三五年內就取代深圳成為全國最大的臺商和港商生產加工聚集地。深圳經濟失去了“三來一補”產業而大幅下滑，被迫走向模仿製造。[7] 隨後的十餘年，深圳在全國形成了新的“山寨”城市的印象。深圳經濟從加工貿易轉向模仿性創新時代。無論是中文語境中的山寨或是英文語境中的“Copycat”都刻畫了沒有核心研發競爭力，憑藉模仿形成大規模生產能力的初級工業化過程。事實上，全球沒經過模仿時代的，只有英國，那是工業革命開始的地方。曾幾何時，Made in Germany 和日後的Made in Japan都與山寨模仿有關，如今Made in Shenzhen也正在成為一流製造品牌。包括華為、中興、招商和平安等很多深圳企業的著名品牌都崛起於那次大轉型。[8]
2003年前後，深圳經濟陷入了新一輪衰退，大量企業因深圳勞動力和土地價格上升而出走，尋求更低成本。“深圳，你被誰拋棄”的大討論充滿了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這是新一輪有取有舍的產業結構升級，是專業化加工裝配轉向專業化製造和協同創新的升級過程，由此，深圳完成了從深圳裝配向深圳製造的轉型，Made in Shenzhen開始有了世界性聲譽。一批優秀核心企業完成了從遠遠地在後面跟跑，逐漸向領先者靠攏的競爭性學習的轉變。一大批優秀的創新型中小企業開始成為國際化分工中細分領域的佼佼者。
2010年前後，深圳開始了新的創新驅動轉型。公共研究開發平臺、公共信息平臺、公共創新服務平臺等有效公共產品供給增長很快，與日益強大的企業創新能力相結合，開始走向全球創新的前沿，從世界著名的copycat成長為著名的創新溫室。[9]
進入創新時代，深圳形成了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產學研一體化的自主創新模式，利用互聯網平臺、雲計算、大數據模型等新技術，依託科技型龍頭企業，組建了45個產學研聯盟，培育了70家集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產業化於一體的新型研發機構。知識和思想創造，基礎科學與產業創新結合越來越緊密，人力資本和新技術、新產業、新思想、新創意替代物質資本投入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
深圳經濟發展的前20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率的平均水平超過50%，2010年以來已經穩定下降到25%。新一代無線通信技術、基因測序分析與裝備製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車、顯示技術等領域形成了居世界前列的創新能力。按照五年累計國際專利申請量排名，2016年深圳—香港已經成為僅次於日本東京—橫濱的世界級區域創新集群。[10]2010- 2013年經歷了一輪主動的經濟調整，三年中企業外遷近兩萬家，引起經濟大幅度下滑。2012年上半年的增速只有4.8%，經濟增幅低於全國、全省平均水平，但是深圳仍然堅持方向不變、步伐不停、力度不減，[11] 堅持騰籠換鳥式的產業升級過程，加快了深圳經濟發展從速度型向質量型，從低價要素投入型向創新驅動的轉變。
市場競爭與國有企業改革
雷軍曾講過一句後來被廣為傳播的話：創業能否成功要靠命，創業者需要花大量時間去思考，如何找到能夠讓豬飛起來的颱風口。[12] 新思想和新技術的出現會加大企業為提升獲利空間而競爭，這是市場條件下企業生存發展的本能。風口就是一輪又一輪新技術走向產業化的過程。在市場條件下，許多企業出於對光明未來的憧憬而加大投資，創新因此引發了經濟繁榮上升期。不過風口過後，企業面臨的是實實在在的產業組織和產業技術變革，能夠真正提高市場競爭力和盈利能力。現實中，往往只有少數企業做到了為市場接受的創新，很多企業則成為失敗者。雷軍說，在臺風口，稍微長一個小的翅膀，就能飛得更高。但真正飛起來的只能是振翅高飛的鷹。不難看到，風口過後歸於靜寂就是經濟週期中的衰退。大浪淘沙後，優秀企業的成長壯大會帶動真正的經濟繁榮，經濟增長因此而走向創新驅動。鷹是市場競爭優勝者，而政府不可能預知誰會是真正的鷹，也不可能知道誰會是被風口捲到空中的豬。
印度最好企業的創新貢獻超過了0.2；美國最好企業的創新貢獻也不到0.3。美印之間的根本差別是，大量印度企業的創新貢獻不足0.1，不創新依然可以活著。美國企業則是不創新就不能生存。[13] 我們有理由猜測，中國企業的創新績效應該在印度和美國之間。我們最近研究了7000家深圳企業五年的數據，實證檢驗證明，深圳樣本企業創新績效超過了美國的平均水平。[14] 在深圳，市場經濟發展最突出地表現為分工效率和競爭效率，競爭促進了不斷創新。
根據深圳統計年鑑的數據，1980年深圳的勞動力為15萬人，目前已經達到千萬人。同期內，勞動生產率從1300元提高到24萬元以上。儘管深圳以現價計算的勞動生產率上升幅度比勞動力增長要快兩倍，深圳數量型增長的特徵還比較明顯，從企業家數變化則可以看出深圳質量型發展的特徵已經比較突出。1980年深圳有企業830家，目前超過了200萬家。活躍納稅企業90萬家。假如一家企業生產一個產品，深圳就可以生產90萬個產品。轎車的製造比較複雜，有十萬個零部件，是一個分工極細膩、產業鏈發達、每個分工企業都可以獲得壟斷競爭收益的產業。中國還沒有一個城市可以達到這樣的程度。分工極細，構成極為複雜的產業鏈關聯的積聚過程就是深圳的經濟素質和產業特徵。2010-2017年四市制造業增加值率的比較，京滬深增加值率上升，津穗增加值率下降。深津比較，一升一降之間，兩市當期工業增加值的規模就相差超過了2000億元。不難看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從數量型走向質量型，要依賴創新獲得更大發展利益。[15]
1980年，深圳的國有企業員工佔全部企業員工比為83%，1990年為91%，2000年為33%，2010年為19%，目前佔9%。上世紀70年代，深圳曾經以行政化方式組建八大企業集團，2000年後瀕臨破產，開始了大規模的國有企業改革。目前深圳市國資委管理的國有總資產已經超過3萬億元，淨資產1萬多億元，銷售收入5000億元，利潤1000億元，稅收900多億元，資產證券化率80%。實現了黨管幹部與公司法相一致的管理方式，做大做強了國有資產，總資產位居全國第三，利潤總額、淨利潤和成本費用利潤率全國第二。國企成為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孵化器，國計民生的穩定器，民營企業發展的推進器，具有競爭力的市場經濟主體。
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
我們可以從深圳無人機產業的崛起看市場與政府的關係。2013年，深圳旋停式無人機行業異軍突起，產出規模近600億元，成為眾所矚目的“無人機之都”。截至2018年底，深圳全市的無人機企業360家，消費級無人機佔全球70%的市場份額，工業級無人機佔國內市場的60%。深圳無人機行業發展的內在原因是什麼？值得深入研究。我做了初步調查。
首先，深圳具備世界級的無人機必備的碳纖維材料加工能力。從“三來一補”時代開始，深圳代工生產釣魚杆、網球拍、高爾夫球杆等都是由碳纖維加工製造。其次，鋁合金加工是無人機產業鏈的關鍵。深圳手機制造最高峰達到過10億隻產能，手機外殼就是鋁合金。華為手機一大特點是寬屏幕窄邊框，是精密加工技術的代表，由比亞迪生產。第三是特種塑料，對深圳而言，這是當年生產小家電形成的過剩產業。第四是電池、電驅和電控技術，這是深圳的看家本領。無人機就是機器人，AI（人工智能）是無人機更加廣泛的運用。深圳政府在推動無人機產業發展中做了什麼？2009年，市政府就明確支持機器人產業中的關鍵環節——伺服電機的發展，其中對磁性材料的基礎研究給予特別關注，2013年後伺服電機和磁性材料研究一直是深圳科技創新委員會支持的研究項目，在此領域先後資助5000多萬元，填補了無人機產業鏈的關鍵短板，最終成就了這個行業。
其實，旋停式無人機技術幾乎是同時在深圳和廣州出現，此後廣州無人機企業慢慢遷徙到深圳。其主要原因，一是廣州沒有經歷過“三來一補”代工生產，缺乏無人機生產的分工產業鏈。二是產業集聚方式決定了穗深之間的差異，機器人方向行業是廣州的優勢產業，廣州的伺服電機技術也很好；但和深圳不一樣的是，汽車產業是廣州機器人技術主要應用領域。深圳機器人技術則集中於精密儀器和醫療設備，小巧但更精準。[16]
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中，政府要在推動和支持產業升級方面發揮積極作用，關鍵在於實現“有形的手”與“無形的手”的有機結合，這樣才能達到1+1>2的效果。在深圳轉型升級過程中，有兩個口號是值得關注的。一個是支持“非共識創新”，另一個是“創造溼地效應”。
2006年，深圳提出支持“非共識創新”。[17] 當時曾經引發了質疑，“非共識”不就是政府說了不算麼？但真要是“共識”了，還會有創新麼？人類歷史所有重大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都是從被懷疑到共識的。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就要防止政府可能出現的“拉偏架”行為，即對企業有不公平待遇。在深圳，一個重大的產業創新項目要獲得政府支持，需要經過系統的評估程序。自2006年以來，深圳持續探索建立鼓勵創新的環境，制定合理有效的支持創新的政策和規則，創造了一個科學家與創新企業家雙向依賴的評估體系。
溼地是自然界最具活力的生態系統，溼地的外在條件是要千分之三的鹽份，低了或是高了都會導致生物消亡。至於進去之後是鳥吃魚還是魚吃蝦、蝦吃蟲，決定於物種競爭選擇。政府責任就是保證千分之三的鹽份，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競爭環境。按照科學學方法，探討科技革命引發產業發展方向，規劃產業鏈的關鍵環節，推動要素空間集聚與分工，部署新一輪的產業升級，這些是政府應當做，也能夠積累經驗、在不斷的學習中可能做得更好的工作。
2010年深圳提出了“深圳質量”的轉型發展理念，制定了更加嚴格的限制性產業發展目錄，實施了更加積極的集約性發展政策，產業結構調整中企業快速外遷，是一個成功的案例。有效的產業政策可以加快彌補產業發展過程中的關鍵性短板，但不要違反競爭性獲得資源的市場原則。
從整體上看，深圳經濟轉型過程，堅持了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基礎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的原則。以市場為主導，以企業為主體，以法治為基礎，以政府為保障。從深圳的實踐看，政府要保障完善的公共服務，要推動建設完善的法治環境，要保障市場經濟的企業間合約履行，是難度極高的工作。法治不僅在於立法，更在於執法。防止執法者過大的自由裁量權是實現法治的核心。這其中重點的聯結點是立法技術。如果立法過程過多重視立法意義，對各種可能的違法情景缺乏深入研究，法律適用就會產生比較普遍的“視情節嚴重罰款多少”一類的自由裁量權。大大提高立法的技術水平，依法規範政府和企業的邊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也是發揮好政府保障作用的重要內容。
創新是永無止境的征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特點是：增長速度要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發展方式要從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率型，經濟結構調整要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舉，發展動力要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這些變化，是中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的必經過程。實現這樣廣泛而深刻的變化並不容易，對我們是一個新的巨大挑戰。”[18]
當前，我國製造業的特點是規模大，創新能力不強，核心競爭力不足，轉型升級速度不快。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2018年工業報告顯示，工發組織將世界製造業技術分為三個層次，低技術，中低技術，中高技術。在2005-2015年的10年裡，世界製造業三個層次平均佔比變化為，低端技術佔比從30.8%到29%，中低端從27%到26.3%，中高端從42.2%到44.7%，對比我國則是分別從29.9%到27.5%，30.5%到30.3%，39.6%到42.2%，中高端佔比低於世界平均水平4.5個百分點，比例上升速度只是世界平均水平一半。
我國製造業技術密度不僅明顯低於發達國家和東亞水平，中高端製造業佔比的動態變化也慢於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該指標靜態水平高於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國人均GDP大約是印度的3倍，但低端技術佔比卻持續高於印度。加快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轉變，不是簡單追求規模，快速從低端退出，這是我們轉型的方向。
科學與產業結合，提升經濟發展的科學含量。深圳實現從山寨模仿向依賴自有技術的創新制造轉變，依靠的是專利技術的申請與授權的持續快速增長。如今深圳不僅是我國發明專利的大市，而且連續幾年在聯合國知識產權組織PCT國際專利申請量位列全球城市第二。2004年深圳的PCT國際專利申請量為331件，2017年達到了20457件，佔全國申請量的42%，超過了德國、韓國，也超過了法英瑞申請量的合計。深圳在聯合國知識產權組織統計的100個全球創新中心城市排名位列第二，完成了從“工匠城市”向“愛迪生式城市”轉變，將產業技術抬升到科學前沿，成為以科學引領的產業創新代表。未來，加強大學與科研機構培養科學人才，探索科學發現能力，發揮產業創新引領者和推動者的作用，是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從跟跑走向並跑、走向創新驅動的基礎。
縱軸是科學水平，以城市發表的SCI論文量作代表，橫軸是PCT發明專利申請量。[19] 深圳-香港以PCT專利申請衡量的產業創新水平，位列東京-橫濱之後居第二位。東京-橫濱不僅位居PCT專利申請量第二，而且SCI論文發表位居第二（僅次於北京）,是首屈一指的科學發現與產業創新中心。做一個粗略的分類，世界100個創新中心城市可大致分為三類兩個梯隊：東京類雙中心，北京類的科學發現中心，深圳類的產業創新中心。兩個梯隊是具有強大創新能力的中心城市以及創新能力相對較弱的城市。不難看到，相對於世界名城，我國進入全球前100位的創新中心城市，儘管大學和科研機構雲集，但科學發現和產業創新能力多數排在50位以後。由此引發的問題是，未來二三十年，當我國有更多的城市進入全球創新前50名，前20名，前10名，創新驅動將會形成我國經濟增長的本質特徵。在此過程中，深圳需要思考如何能夠補齊科學發現的短板，走向從科學發現到引領式創新的趕超。
發展中國家對先行發達國家趕超的過程，本質上是從跟蹤模仿走向創新增長的過程。將市場的主導作用與政府的引導作用有機結合，創新才會有活力、有效率，深化改革，形成新型企業與政府關係，推動大學與產業結合，加快人力資本、科研成果市場化水平和能力，產業創新才能走向科學化。
（編輯 季節）
■2019年4月20日唐傑在張軍教授的《深圳奇蹟》新書首發式上做有關深圳創新的發言，根據速記整理《以深圳很成功走到今天，未來將走向哪裡？》，按照《經濟導刊》要求，唐傑對速記稿進行重新整理，並對若干重要史實和所涉相關理論背景進行了補充。在總結部分新增了學習《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的內容。
*唐傑，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資深研究員，深圳市原副市長。
[1] 文/田炳信，採訪人：王全國，原廣東省委副書記。採訪時間：2004年8月23日。採訪地點：廣東省委大院家屬樓【來源：金羊網-新快報】
2深圳見證改革開放30年記錄。胡謀 《人民日報》（2008年12月31日12版）
[3] 馬克思説“當新的生產方式被普遍採用，因而比較便宜地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個別價值和它的社會價值之間的差額消失的時候，這個超額剩餘價值也就消失。價值由勞動時間決定的規律，又會作為競爭的強制規律，迫使他的競爭者也採用新的生產方式。”引自《資本論》第十章
[4] 從統計上分析，深圳的經濟開放程度高，經濟調整期與全國密切相關也有差異，一般會早於全國一兩年。
[5]唐傑：《“新常態”增長的路徑和支撐—深圳轉型升級的經驗》，《開放導報》，2014年第6期。
胡彩梅、郭萬達：《深圳轉型升級和創新驅動：分析與借鑑》，《開放導報》，2015年第5期。
[6]李灝：《李灝深圳工作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
[7] “三來一補”的全稱為，來料加工、來料裝配、來樣加工和補償貿易。
[8]唐傑、戴群、李戰傑：《深圳經濟增長的理論研究》，中國經濟特區研究，2010年總第3期。
[9]Jewel in the crown：What China can learn from the Pearl river delta, The Economist，2017-04-08.
[10]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17：Innovation Feeding the World，is the result of a collaboration botueen Cornell University, INSEAD, and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as co-publishers, and their Knowledge Partners.
[11] 參見深圳特區報專訪許勤，2014-03-12。
[12] 見2001年的互聯網創業與投資機遇分論壇報道。
[13] 菲利普·阿吉翁“尋求競爭力：對中國增長政策設計的啟示”，《比較》2014年第5期 ，2014年10月8日2014-10-08 15:08:54來源： 財新網作者：菲利普·阿吉翁
[14] 三年前，深圳市科技創新委與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管學院簽署保密協議，後者對科創委包含了7000家高新技術企業數據庫的有效性進行了梳理、識別和深度挖掘，證實了上述結論。報告待授權發佈。
[15] 目前我國國民經濟核算中，地方GDP核算主要採用生產法，製造業增加值=製造業總產值x增加值率。增加值率提高意味著中間投入佔比下降，即以更少投入獲得更多的當期產出。五市的數據來自於各市統計年鑑及歷年政府工作報告。
[16] 廣州和深圳在汽車產業和無人機行業發展方面的差異，值得更進一步挖掘和深入思考。不恰當地誇大政府產業政策規劃作用和市場自我選擇的作用，在理論和現實中可能同時有害。從空間角度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並非服從一般意義上的比較優勢。從理論上分析，我們幾乎無法確定深圳和廣州機器人產業發展在比較優勢上的差別，但兩個城市經濟集聚特徵和產業鏈的構成方式有明顯區別。這種差別顯然不決定當期地方政府的戰略規劃與選擇，相反有關產業發展規劃需要從本地甚至是本地與周邊及國際化分工形成的集聚優勢相結合。
[17]參見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實施自主創新戰略建設國家創新型城市的決定》（深發〔2006〕1號）。
[18]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0日，第002版。
[19] 數據源自聯合國知識產權組織2018年報告。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管學院博士研究生戴欣繪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