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曼諾詩·左莫若迪，美國紐約電臺《寫給自己》欄目的主持人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0年4月
每人平均每天會確認e-mail 74次、拿起手機60次、花177分鐘在手機上。試想，如果把這些被科技綁架的空當收回來，我們可能改變什麼？
2015年，紐約公共廣播電臺流行欄目“寫給自己”的主持人曼諾詩•左莫若迪，帶領成千上萬的聽眾通過一個實驗來幫助他們遠離電子產品，嘗試無聊，以此啟動創造力，改變他們的生活。本書便是在這個實驗的基礎上，向我們展示如何重新思考“無聊”這個小工具，讓我們在日新月異的數字世界中生活得更好。
曼諾詩解釋了無聊和思維之間的聯繫，探索如何利用無聊的潛在好處幫助我們成為富有生產力和創造力的自我，而不是簡單的在實驗過程中完全拋棄我們的電子產品。
這本書植根於神經科學和認知心理學的概念“放空”——當我們什麼都不做時，我們的大腦在做什麼？曼諾詩列出了一系列實用步驟，你可以採取這些步驟來緩解持續的忙碌，增強你在工作和生活中實現夢想的能力。本文截取自第五章《讓人上癮的APP》。
正文：
孩子們又乖又安靜地在床上睡著了，這是我家典型的夜晚， 我開始調整自己。
我起初感到很興奮，隨即又感覺可悲。坦白而言，我一整天都在期待著這一刻，然而我又討厭被這個“遊戲”困擾。我的罪惡感來源於一個叫《兩點之間》的手機遊戲，它像《糖果傳奇》，但更好玩。
我從未沉迷於遊戲（我想我是 20 世紀 90 年代大學生中唯一一個不玩《俄羅斯方塊》的人），但是，出於研究目的，我決定下載《兩點之間》來調查人們為何對遊戲上癮，就像一個嘗試海洛因的記者，以便能理解吸毒者。
對於那些還不瞭解《兩點之間》魅力的人，讓我來大概介紹一下它。它是一個你能想象出的最簡單的遊戲，基於各種不同顏色的網格點，你只需要在任何兩個相同的顏色之間畫一條線來連接。聽上去，這個遊戲似乎很無聊。
但是那些小小的球想要用我的食指把它們連接在一起。它們在屏幕上愉快地向我招手，好像在吶喊“我們需要你”，看起來很友好。但是一旦連接上，它們就變得恐怖了，沒過多長時間， 我就上癮了。
很快，我在路上、在口腔診所候診室、在我的孩子上床睡覺後都在玩《兩點之間》，我本應該沉思並聽著他們的呼吸，感受一下我忙碌的一天。好吧，那不太現實，但至少可以倒上一杯葡萄酒，跟我的丈夫說說話。或者至少學習一門新語言或者做瑜伽或者做些別的什麼事情的時間， 花在連接那些愚蠢的小點上。
我不得不面對它：《兩點之間》變成了我背上的猴子。對遊戲的欲罷不能使我完不成基本的事情，比如閱讀、溝通、思考和放鬆。我想知道我是如何變成這樣的，這個 App 如何吸引我， 然後使我喘不過氣。我知道我不是被這個問題困擾的唯一的人。
Flurry 統計數據分析平臺是應用程序開發人員用來追蹤超過數十億智能設備用戶數據的一個幾乎通用的工具。據報道，2014—2015 年，“全球移動設備上癮者增長了 59%”。
“常規用戶”（每天使用應用程序 1~16 次）的人數增加了 25%，“超級用戶”（每天使用應用程序16~60 次）的人數增加了34%。
“手機成癮者” 被定義為每天打開應用程序 60 次以上的人群，是到目前為止增長最快的群體。即使是自 2005 年以來一直追蹤移動設備使用情況的分析公司 Flurry，也被這一統計數字嚇到了，其報告指出： “實際上很難相信手機成癮者現在已經有 2.8 億人之多了。”
即使你不會一天打開 60 次 App，但幾乎每個人都有一個特別的 App，一個該死的 App，盜竊你的時間。
我的許多聽眾告訴我，他們的感覺和我玩《兩點之間》的感覺差不多。他們痴迷的應用程序從《部落衝突》到閱後即焚再到填字遊戲五花八門。其中一個聽眾說，她會花很多的時間在品趣志（Pinterest）上看如何打掃房屋的小貼士，但又不真正去打掃房屋。
“在《憤怒的小鳥》遊戲狂熱時，我的手機壞了，我之前玩過的數據都丟失了，我快崩潰了，”羅伯特寫道，“這仍然困擾我。”順便說一句，羅伯特不是小孩，而是一個有著工作、孩子和其他責任的成年男子。
“放空”項目的參與者也以其他方式反映了 Flurry 統計數據的發現：移動手機“癮君子”最常使用的是短信類和社交類App。但遊戲、新聞、媒體娛樂和實用型的 App 也都具有相當高的使用率。這些 App 引發一系列強迫行為的原因是什麼？為什麼我們不能擺脫這些無聊的消遣呢？為什麼花在這些應用程序上的時間是一種浪費？我們並非意志薄弱，也不是更容易選擇容易分心的事情而不選擇繁重的工作。這裡存在一個推動者，這就是它的商業模式。
讓人上癮的商業模式
數字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應用程序設計人員構建的，這些設計人員非常善於製作我們想要一遍又一遍反覆使用的東西。特別是讓我們付出比金錢更珍貴的東西—時間和注意力。
數字產品設計師戈爾登·克里希那早前曾提到，只有科技公司和毒販將其顧客形容為“用戶”，克里希那在網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分析這一令人不安的趨勢，隨後又出版了圖書，書名為《無界面交互》。克里希那的理論深深地吸引了許多像戴爾這樣的《寫給自己》聽眾的注意。
戴爾描述了對“不斷出現在自己面前的”技術的沮喪。對戴爾來說， 這似乎是個魔鬼約定。他問道：“我需要交出我的眼球、我的注意力、我的時間，作為回報，我得到一些生活工具？”根據克里希那的理論，基本上是的。
在三星和 Zapposa 的創新實驗室工作之後，克里希那目睹了對設計進行定義的歷史性轉變，即從“以一種優雅的方式解決人的核心問題”到添加了“有目的地讓你上癮”的特點。
那麼科技行業呢？硅谷是不是充斥著壞人，他們想讓我們失去理智，這樣他們就能控制我們的一舉一動？克里希那在他的書中對它進行了分解，並把責任歸咎於大數據。他寫道：“所有這類數據有一個非常不好的地方就是，組織可以對這些數據進行瘋狂的分析，點擊比快樂更容易測量。”
臉書、谷歌以及所有的大公司都使用數據來統計應用程序的打開次數或用戶平均使用時間來評估它們的應用程序。因為它們使用這些指標來定義成功，所以公司自然而然地將資源傾斜於支持應用程序的使用，而不是“消費者的快樂或真正價值”上。
設計師和開發人員在業績壓力下繼續創新這些打擾人們的程序，我們對不斷增加的各種新應用程序做出反應，由此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克里希那告訴我：“不幸的是，取代舊媒體的新媒體使用的是同樣的商業模式，因此，儘管我們談論的是我們不停地被打擾，我們仍然在使用同樣的理念即通過吸引眼球的廣告來營銷。” 作為智能家居公司 NEST 的投資者，谷歌擁有一個龐大的研發部門，而臉書則收購了虛擬現實頭盔製造商 Oculus VR。大型科技公司規劃著多元化賺錢的方式。
但是，克里希那說：“這些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是從你的時間中獲得利潤。”“在這些大企業找到新的賺錢方式之前，”他說，“我們將被困在這種思維模式之中。”
崔斯 汀·哈里 斯（Tristan Harris）出售了他的創業公司Apture，該公司向類似《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經濟學人》的一些媒體公司和博客，提供一項能夠將多媒體納入其網頁的服務。哈里斯同意當前流行的數字商業模式就是為了吸引人們的注意力。
2016 年前，哈里斯在谷歌擔任設計倫理學家和產品哲學家， 他對於技術如何利用我們的社交傾向並影響我們的行為進行了大量的思考。他將技術生態圈所發生的事情與食品工業的發展做了比較，食品工業的發展使得因我們對鹽、糖和脂肪的偏好而產生的消費達到了數十億美元。
“這些是我們真正需要的三種成分，我們很感激，因為以前非常稀有，”他說，“現在我們的本能告訴我們這些東西真的很好，但我們的本能與濫用它們的環境之間存在著錯位。”
哈里斯將常用的應用程序與飲料星冰樂做對比：16 盎司冰爽、奶油般的甜味，含有將近 500 卡路里的熱量、20 克脂肪和67 克糖，這些東西可以使我們的祖先在荒涼的大草原上至少小跑兩個星期。就像無論花費多少錢或我們的腰圍有多大，我們都天生渴望糖和脂肪一樣，我們也渴望得到新的信息。
與時俱進可以幫助我們生存下去，無論是遠離一群遷移平原的新獅群，還是觀察你的老闆如何回應推特上的公眾批評。“這是一個有用的偏見，”他說，“問題在於，在注意力經濟中，每一個玩家—意味著每一個服務、每一個應用程序、每一個網站—都試圖找出最好、最常用的方法來利用這種偏見。”現在，它不再是成功逃脫大型野獸後得以活著，而是在照片牆上獲得點贊。
技術效應最明顯的例子是短信應用程序和即時消息的總體設置。哈里斯說：“當我們給某人發消息時，默認情況下我們會打斷他們，不管他們是否在專注做某事。只有一種方法可以得到消息，那就是即時得到消息。”
即時通信是現代生活的一個簡單印記。然而，根據加利福尼亞大學歐文分校信息學教授格洛裡婭·馬克（Gloria Mark）的研究，這些不斷引起我們注意的代價很高。她說：“大約十年前，我們發現人們的注意力平均每三分鐘在線上和線下活動之間轉移，但是，根據最新數據，當人們在線上工作時，每 45 秒就會轉移到線下一次。”
這不僅僅是工作效率或注意力集中的問題。馬克的實驗發現，越頻繁轉移注意力的人，壓力水平也越高。她說，這一點尤其值得關注，因為現代化的工作場所容易滋生各種干擾因素。最受影響的人群是“信息工作者”，她說這個人群可能有做“單一（集中）工作的意圖，但是如果他們的老闆給他們發電子郵件或者他們需要及時處理郵件，他們必須不斷回覆電子郵件，因此他們的注意力會被頻繁打斷”。有什麼方法可以支著兒？
“我認為，人們可以向同事發出信號，或者在網上發出以下信號，”她說，“‘嘿，我正在做這個任務，不要打擾我，當我完成時，我會告訴你’。”
但是，你不能責怪你的同事、你的孩子或你的 Gchata 夥伴。猜猜誰最能打擾你？你自己。馬克的實驗有一個術語“自我中斷模式”可以說明這一點。
“從觀察者的角度來看，畫面是某個人正在打字，突然，沒有明顯的緣由，他停止了正在做的事，轉而去查電子郵件或刷臉書。這種自我中斷的發生幾乎和人們被外界干擾一樣頻繁。” 馬克說，“所以，我們發現，在受外部干擾非常高的任何一個小時，即使外部干擾的水平在下一個小時內降低，人們也會自我中斷。”
換句話說，如果在一個繁忙的早晨你需要處理大量電子郵件，同時又有人在你辦公桌旁駐足，你很可能會主動停下手裡的工作。
哈里斯將馬克當前所形容的狀況描述為“一種新的汙染，一種內在的汙染”。即使像哈里斯這樣一直在思考問題的人，也不能倖免於數字化的誘惑。在我們談話之前，他承認他已經檢查了他的電子郵件和新聞應用程序“20 多次”。沒有誰能逃得掉。
基於他在硅谷創業的個人經歷，哈里斯真正擔心的是：我們失去了反思、剋制和專注的能力。
他告訴我：“我走進一家網絡出版商的辦公室，對方說‘我們可以把你的用戶在你網站上花費的時間增加一倍或兩倍’，這是我作為一個創始人所面臨的道德難題，這也是我對這個問題非常關心的原因。”對於任何新興的高科技企業的創始者，這種難題的本質是，你籌集資金的能力基於你可以成倍地增加用戶數量。
為了改變“我們衡量成功的方式”，哈里斯開始研究他所謂的“設計倫理”。對話和實踐可以將我們的技術控制權還給“用戶”，由此增加我們花在數字設備上的時間價值。作為這個他稱之為“時間花的值得”運動的一部分，他舉辦了一場小型設計師聚會，分享最佳實踐、新形式的激勵措施以及“衡量他們對人們生活有積極貢獻”的產品。
這是一個衡量成功的真正指標，哈里斯認為。2007 年，愛彼迎的前身—一個全球各地的人們可以在上面找到免費入住的網站沙發客（Couchsurfing），在“兩個人的生活之間創造受益時間”中取得成功。該網站對沙發客和主人一起度過的時光進行了調查，調查他們的感受以及這段經歷的積極方面（例如“你們在一起玩得開心嗎？”）。
根據調查統計結果，兩個人最初花費在搜索文件、發送信息和網站上停留的時間，被認為是負面的，因為“他們並不認為這對生活有所貢獻”。 因此花費的那部分時間應從獲益中去除。“如果沒有找到沙發客，那麼剩下的受益時間也是不存在的”。
Tinder 是一款約會應用程序，衡量其成功的標準是，2016 年其每天平均獲得 14 億次點擊量，而不是促成了多少靈魂伴侶。我對此並不樂觀。
哈里斯認為，我們如此專注於應用程序，以致已經忽略了原來的目的，所以應該行動起來，而不只是持悲觀態度。他將科技行業與許多其他行業相提並論。這些行業包括低卡路里食品和銀行業掠奪性貸款。他說：“我討厭這樣說，但如果你屈服於世界的默認設置，它們就是為了利用你而設計的。一切都需要警惕。”
為了從像《精靈寶可夢 GO》a 這樣的遊戲中奪回我們的注意力，哈里斯倡導一種類似於有機食品運動的政治立場，當時消費者對大規模農業生產的非預期、有害的影響感到憤怒，要求制定新標準。成功的標準與用戶最初目標的實現應該相一致。和遠方的朋友聯繫，你有沒有感覺放鬆？你發現一種裝飾廚房的新方法了嗎？哈里斯認為，網站和應用程序的獎勵標準應該圍繞著這個問題的答案展開：“不管人們在尋找什麼，他們都得到了嗎？”
聽起來不錯。但無債務的大學生涯，零汙染的家園，還有很多其他偉大的社會願景，這些都很難實現。哈里斯說：“最重要的是承認這是一場不公平的競爭。一方面，人們都試圖用大腦前額皮質來集中注意力，這是百萬年來負責調節注意力的部位。另一方面，屏幕另一端的 1 000 名工程師，他們的日常工作就是要打破這種情況，讓你無止境地分心。”
【鈦媒體作者介紹：本文來自《放空 》的作者曼諾詩·左莫若迪，美國紐約電臺《寫給自己》欄目的主持人兼主編，這是是一檔“關於人類的科技秀”節目。在她每週的播客中，曼諾詩都會通過與聽眾和專家的對話及實驗，來探索人生為何會陷入窘境的原因。她的工作贏得了眾多獎項，其中包括來自紐約新聞俱樂部的四個獎項。2014年，她被媒體女性聯盟評選為“傑出主持人”。目前居住在紐約布魯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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