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於中世紀歐洲的諸國林立，自秦始皇建立中國古代第一個封建王朝以來，歷朝歷代的中國統治者，不管有無能力做到，都在盡力追求一個大一統的強大帝國。
想要統治如此廣袤地域的疆土，在封建時代，皇帝必須依靠官僚體系的力量，來維護自己的統治。但官僚體系的存在，又勢必要分走皇帝權力之中的一部分。
因此，從封建社會建立以來，皇權和官僚體系的對抗，就從來沒有消失過。從秦朝一直到清朝，兩千年的封建歷史上，皇帝們一心致力於加強中央集權，也就是將天下權柄收歸一人，在此過程之中，固然臣子個人的力量被逐漸減弱，但官僚制度體系的力量卻日趨完善，成為跟皇權相抗衡的兩極之一。
一、皇權日漸強大和官僚制度日趨完善，中國古代中央集權的必然結果
秦代時，百官之首的丞相在皇帝面前，是可以分庭抗禮的。也就是從社會地位和權力劃分來看，丞相固然是由皇帝選拔出來的，但其擁有的權利，卻足以可皇帝相媲美，而皇帝也要依賴丞相來施行國政，強大國家。
但是到了清朝，宰相之位名義上已經廢除，實質上具有宰相之權的軍機大臣，見皇帝的時候必須跪拜，要是能被賞賜一個座位，就是皇帝巨大的恩賞了。
秦始皇
這種現象，集中反映出中國古代中央集權的過程，歷朝歷代的最高統治者，通過不斷分割臣子的權利。收攏天下權柄於一身，逐漸實現“威福自專”的獨裁統治。
《史記》記載，范雎曾經說：
“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
君主本身就是要“制殺生之威”，這是其獨裁性的具體表現。
但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央集權制度下，想要政令能夠有序的實施，沒有宰相來統籌，則官僚制度要自行其政。用現代人的說法，就是行政體系要與官僚體系分開，具體的業務人員要相對獨立。
類似於當今美國的國家制度，就算總統府停擺，國家機構還是能夠平穩的運行下去。
這種政治結構的特點就是，權力高度集中，但下面的施政人員相對獨立，在沒有皇帝或者宰相來統籌的情況下，各州縣官員們也能自行其是，有一套嚴密的體系來維護統治。
換句話說，就是中央集權的結果，在收攏大臣權力的同時，卻賦予了官僚體系嚴密的制度性。原本屬於丞相的權利，被成體系的官僚制度所取代。
封建時代官僚制度的肇興
而制度體系是個死物，不會像人一樣有恐懼或者權欲，皇帝無法通過威權來迫使整個官僚體系做出妥協。
由此，中央集權固然加強了皇權，分割了宰相權力，但是也塑造出了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這個體系自有其運行的規律，其中的某個人或者某個機構，可能會害怕皇帝，但是當整個體系以一個龐大的制度出現的時候，皇帝的威權是無法壓迫體制的，除非改革制度。
然而隨著封建制度日趨完善，已經改無可改。所以到了明清，伴隨著中央集權的高度集中，皇權的至尊無上，龐大的官僚體系也是日漸成熟，運行有序。皇權和官僚體系，就成為國家政治生活之中的兩極。
二、獨裁性質的皇權，和成熟制度下的官僚體系，天生就充滿矛盾
如果是皇帝和宰相的紛爭，是個人之間的權利之爭的話。那麼皇權和官僚體系的分歧，則幾乎是天生的。
高度集中的皇權，其最突出的特點是獨裁性 。即皇帝要“言出法隨”，所謂金口玉言，就是這個道理。與之相對應的，官僚制度從誕生開始，隨著能代表百官的丞相被廢除，擁有權力的三公九卿等大臣權力被分割，官僚體制逐漸形成一個協商性的特點。
就是說在龐大的官僚體制下，一件事是否能夠得以實行，是要綜合各方面利益，經過反覆的談判磨合的。而且，官僚制度體系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包容性。
唐代嚴密的官僚體系
學者王亞楠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寫道：
“逐漸把它（官僚政治）自己造成一種思想上、生活上的天羅地網，使全體生息在這種政治局面下的官吏與人民，支配者與被支配者都不知不覺地反這種 政治形態看為最自然最合理的政治形態。”
這種協商性，包容性，就與皇權的獨裁性，產生分歧。
其次，皇權是世襲的，皇帝賢明與否是個偶然性的事件，但官僚體系卻是選拔的，能夠經過層層篩選站到皇帝面前的人，無一不是其中的佼佼者。看上去這一點沒什麼，實際上這一點所造成的皇權和官僚體制的對抗最為激烈。
從官僚體系之中選拔出來的大臣，自然大多數都是精英，而世襲制的皇權，卻只有偶然的概率成為賢明的君主。如此一來，遇到稍微反應慢一點的皇帝，勢必要被臣子所制衡。這就導致後來出現的君主，對於臣子天然就是一種懷疑敵視 的態度。
而因為官僚依稀的緣故，皇帝固然可以將“奸臣”“權臣”打壓或者乾脆砍頭，但這個嚴密而自有體系的制度下，選上來的臣子，還是那一套。皇帝實際上是沒有辦法干預官僚體系的內部運行的。這就又加劇了皇權與官僚體系的對立。
家天下之下，皇帝以家為國
因為皇帝本來就是要獨裁的，現在居然沒辦法干預原本原本是為自己服務的官僚體系的運行，這與皇權本身的獨裁性，就是相背離的。
而官僚制度體系運行靠的是一套行之有效的規律制度，偏偏皇帝又是那個想要破壞制度規律，而且還有能力破壞的人，自然也被官僚體系所排斥。
如此，皇帝想要控制官僚體系，實現自己的獨裁。而官僚體系卻想將皇帝納入規範制度中來，雙方由此而形成對立，而且日趨嚴重。到了明清時代，官僚體系和皇權經過中央集權制度的完善後，互相都達到的頂峰，然而誰也沒辦法徹底壓服對方，形成僵持的局面。
三、官僚制度體系和皇權的抗衡，早期是有助於社會發展的，但到後來，造成社會資源浪費，政治經濟停滯不前，是近代中國落後於世界的重要原因
皇權和官僚體系的這種對抗和僵持，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是無與倫比的。
在中央集權還沒有達到頂峰，皇權的獨裁性和官僚體系的制度性都還不完善的時候，雙方競爭的過程，實際上對於歷史的前進是有幫助的。
皇權想要獨裁，爭取民意支持，就必須顯示出自己的賢明，而同樣的，官僚體系自身還不完善的時候，必須依賴皇權才能保證制度的平穩運行。
但是到了明清時期，隨著中國古代中央集權的徹底定型，皇權的獨裁性和官僚體系的制度性都已經發展到了極點，雙方各自為政，又互相對抗制衡，則對中國近代以來社會的發展，造成了極為嚴重的負面影響。
首先是明清時期皇權為了避開官僚體系的制衡，發展出一套獨立的特務體系，典型的就是明代的廠衛制度，廠衛制度讓皇權繞開官僚體系自行其事，加強皇權獨裁性的同時，也給社會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
《明史·刑法》中記載，廠衛制度嚴重損害到國家執法機構的權利，所謂：“
“朝廷專任一鎮撫， 法司可以空曹，刑官為冗員矣。”
廠衛制度的治外法權，讓國家既有的法律體系效果大為減輕，其次是在皇帝是默許下，廠衛們大肆斂財，嚴重阻礙了社會財富的發展。
其次是大搞文字獄，在打擊官僚體系的同時，也嚴重損害到了社會文化風氣，高壓的文化政策促使近代中國失去了文化思想進步的基礎，最終落後於時代，被歐洲所趕超。
另一方面，官僚體系為了應對皇權這種挑釁，在朝廷之外，形成一套套
官場潛規則，這種潛規則最開始是為了對抗皇權，可是發展到後來，成為官員們兼併土地，發展自家產業的工具。
明末絲綢作坊的工具
明清兩代江南資本主義的萌芽，到處都有這種官僚體系暗箱操作的影子。從而嚴重影響到本土資本主義的萌芽，使得中國在近代世界資本原始積累的時間段，錯過了機會，最終在經濟上也落後於時代潮流。
政治文化上有皇權為了打壓官僚體系而操縱的文字獄，經濟上有龐大的官僚體系壓制資本主義的萌芽。雙重作用下，徹底堵死了近代中國跟上時代步伐的道路，造成清末落後捱打的局面。
四、結語
封建時代的中央集權，原本是為了國家能夠統籌全國資源辦大事，促進社會科技財富的發展，但發展到後來，在漫長的封建社會的延續下，皇權和官僚體系的互相抗衡，使得雙方都往畸形的方向發展。
皇權逐漸趨於肆無忌憚，而官僚體系逐漸趨於陳舊老化，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雙方之間的抗衡內耗，不僅造成嚴重的社會資源浪費，還直接導致近代中國落後於時代，最終淪為被列強宰割的羔羊。
參考文獻：
《明史》
《史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