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釀、塗鴉，這些代表著城市自由精神的表達，反而會在遭遇阻力後變得更酷。光頭提起武漢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那篇變成“火星文”的自述，“管他批不批評，老子到處說！”
作者 | 劉丹
封閉的城市，被困其中的人，主動前來的人，還有無處不在的危險。同一屋簷下，人們揹負著各自的任務，喝酒、唱歌，在短暫的相逢種找到共同語言。乍聽起來像是《新龍門客棧》式的江湖故事，“來，為這個沒名沒姓的年頭乾一杯！”
當背景變成封城後的武漢，把現實說成故事就太輕浮了。這裡有不被允許的快樂，無法忽視的巨大悲傷。酒精是通向正常生活幻想的工具。當個人的快樂被禁止，集體性的悲傷也相對貶值，“我沒有快樂的權利”，或者，“我要積極地活下去”，兩種心態殊途同歸。
來都來了
4月8日，武漢解封第一天，也是王粒丁滯留三個月以來武漢最熱鬧的一天。他專門去街上到處逛了逛，轉角開過一輛越野車，車身上寫著，“走！去西藏！”王粒丁想，要是誰能來接上他一塊去西藏就好了。
除此之外，王粒丁沒有想去或者能去的地方。他也考慮過回重慶老家，打電話過去的時候，80多歲的外婆委婉地勸他先別回去。他自己也沒辦法接受從武漢出來還要集中隔離14天，“哪怕我已經做了五次CT和一次核酸檢測，別人還是會給你貼上武漢的標籤。”
年前，王粒丁從上海回重慶過年，他沒買飛機票，而是決定一路坐火車和高鐵，在沿途停停走走，想用相機記錄一下春運。1月22日，他在武漢下車。這天湖北省啟動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Ⅱ級應急響應，他琢磨著住一晚就趕緊離開。
街上人不多，熟知的幾家餐館都關門了，一位老人在空蕩的走廊裡唱，“不能不想，不能不問”。王粒丁是唯一的聽眾。這首歌叫《你是這樣的人》。看到王粒丁在拍視頻，老人為他重唱了一遍。“把所有生命歸還世界”，他循環播放著這首歌，聽到這句歌詞莫名鼻酸。
當晚，他去找18號酒館的老闆光頭喝酒。兩個人算不上熟，上次見面是在贊斯卡，喜馬拉雅山深處的無人區。那裡少有中國人，他們搭上話，聊起18號酒館，還有“跳東湖”這款酒。再次相見，開場話題還是贊斯卡、跳東湖，酒館。
王粒丁喝大了，一覺醒來，武漢封城。他成了光頭家裡的沙發客。不可能不害怕，年三十晚上，王粒丁在公眾號裡寫了他“喪到極致”的心情，“這座城市和我沒有對話。”
“來都來了。”有個醫生朋友這麼安慰王粒丁。這位醫生是光頭的朋友，在武漢市肺科醫院工作，1月初，武漢市肺科醫院和金銀潭醫院成為首批收治“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定點醫院。光頭和王粒丁本來不想給人家添麻煩，但醫生說，“來都來了，你不拍一下嗎？”他們拍了CT，醫生指著黑白影像說，你們的肺粉嫩粉嫩的。
確實是“來都來了”，不能什麼都不做。王粒丁跟光頭說，我是導演，你是製片。兩個人騎著光頭新買的電瓶車去“掃街”，看見什麼拍什麼。
整個城市似乎是必須嚴肅起來的氛圍。街上要麼是必須出來工作的人，要麼是在路上邊大笑邊唱歌的人，所謂的“神經病”。環衛阿姨趁休息時間跳廣場舞，看到他們過來就趕忙停下，怕被拍到後影響工作。經過一番解釋，廣場舞再次開始，光頭也加入其中。
王粒丁見過地下停車場裡的流浪者因為打牌被訓斥。“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武漢，每天不一樣！”在這樣的停車場背景板下，活著只剩一床褥子和三餐泡麵。哪怕相關人員可能是考慮著公共安全，但王粒丁覺得，他們的關心總帶著些“俯視”的意思。
他們給停車場裡的流浪者也送了酒和水果，用光頭的話說，除了吃飽睡暖外，還得“消費升級一下”，這樣，“活著才有更多希望。”
許願樹
光頭覺得，就算沒遇見王粒丁，他也會在封城期間想辦法做點什麼。但恰巧遇到了王粒丁，湊成“兩個神經病”，那麼他們生活的主要任務就成了“假裝正常”。
大多數時候，王粒丁負責許願，光頭去實現願望。
他們想看電影，電影院關門，也不允許聚會。光頭家隔壁是個咖啡館，裡面有個私人電影院。光頭和王粒丁帶著CT檢測結果，“當著人家的面拿酒精恨不得把自己洗一遍。”說服老闆後，他們癱著看了10小時電影。
他們想打籃球，市裡的籃球場都封閉了。光頭帶著王粒丁去到40公里開外的一個廠區，打了兩個多小時籃球，王粒丁把腿給摔了，跟腱斷裂。再後來，王粒丁在跟腱位置上添了個紋身，圖案是個啤酒瓶蓋，結合了“18”和啤酒花。
他們還想看唱K、蹦迪、坐輪渡、看油菜花，總之，都是些日常狀態下不起眼的願望。但光頭說，“在那個特殊環境下面，你是不被允許擁有這些的。這些東西超級奢侈，我們都在過後才敢說。”
還有做“野生紀錄片”，光頭起初不知道“製片”是要做什麼，後來才回過味來，當製片就是拉贊助，而且多數情況下，這個贊助就是他自己。畢竟，他是個在武漢“有企業”的人。
1月底，他和王粒丁出門“掃街”，花兩萬多塊錢買了之前捨不得買的小牛電動車。18號酒館在武漢開了四家店，有自己的釀酒廠，員工一百多人，封城後每天都在虧錢。2月11日，光頭還給員工寫了一封公開信，告訴大家就算他自掏腰包，也會按時發放1月工資。
光頭挺強調“企業感”，“做小商人可能就是利己，但是做企業有更多社會責任。”寫公開信之前，他查了查自己帳上的錢，先跟員工們說一聲，“我們還頂得住”，然後還想幫到更多人。越是交通不便信息閉塞，光頭就越要往遠處走，“要看到整個武漢。”
人和人之間的連接感變得更加緊密。他的朋友們，有的去接送醫護人員出行，有的在救助留守寵物、有的在最前線做醫生，還有餐館老闆給醫院送了70多天餐。光頭覺得，《武漢守城人》沒有特定的主題和拍攝計劃，就是普通市民視角下的武漢。
拍了這部片子之後，光頭莫名其妙地被拉進了一個記者群，很多記者都是匆忙來到武漢的，本來就缺防護服、護目鏡，趕上武漢降溫，也沒有衝鋒衣。有朋友攛掇光頭，不然你捐一批衝鋒衣？光頭問，你咋不捐？對方說，你有企業啊，光頭一想，是這麼回事，捐了。
然後，他就漸漸地成了小圈子裡的“許願樹”。更實用和迫切的需求往往有更多人關照，比如防護、食物那些關乎生死的問題。光頭負責找門路實現的是一些人“假裝正常”的願望，比如說喝酒、聚餐、打籃球、出門騎自行車，“大家的需求就是恢復正常，聽起來都很好笑。”
光頭說，4月10日他去到杭州談項目，剛到杭州的這一天裡，他幾乎整天沉默。街上都是車、火鍋店門口有人排隊，他覺得特別不真實。
哪怕在解封后的武漢，生活也不是一聲令下就能恢復原樣。總有顧客來問店裡的精釀可不可以送外賣。“酒鬼”們在尋找記憶中的味道，“他如果能夠喝到這個酒，可能會覺得生活沒有那麼差。”
秘密酒吧
封城期間，光頭的家裡提供酒和快樂，就像禁酒令時期藏在城市角落，需要線索和暗號進入的“秘密酒吧”。
王粒丁覺得這麼說好像不太恰當，但確實“快樂佔了很大的份量”，“大家都在一個比較單純的狀態下一起去面對災難，不排他，這是特別寶貴的東西。”
大家都沒有辦法只做旁觀者。朋友們知道王粒丁留在武漢後，就通過他捐物資。物資送過來，王粒丁找不到合適的倉庫。趕上光頭正在忙，他直接用光頭的手機發了個朋友圈，馬上就有人聯繫上他。光頭一開始特別生氣，等知道了倉庫的用途，就再也沒提過這件事了。
因為《武漢守城人》這部片子，不少記者找到了王粒丁和光頭。採訪、問路、交換信息，或者只是在空蕩的街頭兩組帶著相機的記錄者相遇，都能生出一股親切感。
還有一些相遇是不問姓名和來意的。有一個叫“大樹”的人跟王粒丁說，他統計了社區裡40多戶的需求，想從王粒丁那裡拿到一些物資分發出去。他很熱心，資料也整理得很仔細，直到現在，王粒丁也沒和大樹見過面。他是通過照片才發現，原來大樹只是個大學生，穿著一次性雨衣當作防護服，一個人慢慢地把社區裡的志願者給組織了起來。
哪怕是在做公益，也會涉及到參與者各自的理解。社區封閉後，有些老人不會通過微信接龍、社區團購買菜，有位記者一直在跟進這方面的報道，王粒丁由此瞭解到社區老人的困境，於是發起了一個公益項目，最開始叫“老無所依”，後來一些人覺得名字太負面了，王粒丁給改成了“老有所依”。
怎麼統計需求、對接社區，誰來配送，歸根結底就是缺乏關照弱勢群體的機制。王粒丁不想一刀切式地把蘿蔔白菜送到樓下，還想讓老人勾選需要的東西，知道老人的名字、年齡，身體狀況等詳細情況。為此他和一個志願者大吵一架，對方覺得統計這些信息沒效率，而王粒丁覺得，被幫助者也是有名字的。
開春，有記者給採訪對象帶去了花。王粒丁也想給老人送些花過去，先是被小區攔了一道，好不容易說服對方，花進了小區就一直堆在那裡，最終還是沒人送去。他有時候也懷疑，自己是不是太矯情了，“大災大難的時候，人們不會有心思來欣賞一朵花的美好。大家會覺得，你怎麼能浪費資源呢？”
王粒丁出院那天晚上，光頭給他辦了個派對，請了朋友們在家裡唱K，可能就驚動了鄰居，“秘密酒吧”由此暴露。正唱著“姐姐妹妹站出來”，警察找上門來，把他們教育了一通。大概意思是，“大家都這麼悲痛，你們卻在著喝酒、玩，你們的良心不會痛嗎？”
跳東湖
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擁有，或者接受自己在那個環境下擁有“快樂”。有人告訴光頭，快樂是虛無的，“武漢不是英雄城市，有那麼多的慘痛的事情發生，我們不應該快樂，我快樂不起來。”
光頭的家裡見證了很多次來客的崩潰。有位記者一進門就嚎啕大哭，誰也沒問原因，也不知道怎麼去安慰，王粒丁看著看著，也跟著哭了起來。大家哭得差不多了，調侃光頭“沒有文化的人不傷心”，又好像什麼都沒發生。
畢竟是“假裝”的正常和快樂，背後也有無法忽視的僥倖的成分。光頭說，和那些記者聊天的時候，他知道那些病人、那些逝去的人，很多事情是他沒有辦法直接看到的。
有位拍紀錄片的朋友之前一直在跟拍一個老人。這位朋友眼看著老人在轉院的折騰中病逝，去世的時候ICU病房裡只有他一個人在場。“那個時候他只有一個念頭，就是要離開。但是他還是要繼續記錄那個房間、那些儀器，他要不停說服自己待下來。”王粒丁說，那位攝影師後來告訴他們，如果早點遇到他們就好了。
有的時候，光頭覺得他們在做另一種形式的志願者，“針對記者的治療”。客廳是某種隔離了現實世界的真空地帶，“你鬆弛下來他們也會鬆弛下來，要不然他每天面對的ICU、面對的重症、面對所謂的那些不能說的真相，他們是崩潰的。”
或許這些記錄武漢的人帶著更強烈的悲傷，或者更激烈的憤怒，大家都見到了真實的一部分。光頭也有自己的理解視角。朋友圈封面，他戴著口罩，背後是夜晚和“武漢必勝”的燈光。
王粒丁說，封城那天晚上，他和光頭見到了漆黑一片的武漢，因此，再看到這樣的燈光會讓他們覺得幸福。
哪怕這種幸福感在另一種理解的維度裡也和“快樂”一樣，是虛無的，但是，“你很難想象它能夠給普通人帶來的希望。”光頭的表達欲都放在酒和酒館裡了。他是土生土長的武漢人，18號酒館綠地店開在武漢車輛廠的舊址上，光頭找到鐵軌、火車頭放到店裡，“我用我的方式去保留武漢的故事和文化，不然有時候會忘記。”
“跳東湖”是18號酒館最有名的精釀，最早是“東湖藝術計劃”的周邊。2010年。藝術家們跳進湖裡，以此抗議政府和地產商的填湖開發。而後，跳東湖漸漸變成了年輕人的遊戲。作為活動主辦方，光頭不想“推人下水”，“如果你骨子裡面沒這個東西，我是推不動你的。”
2018年，東湖管委會也參與了活動組織。光頭想讓跳東湖被更多人看到，“你去對抗，最後得到的也是對抗，會有人把你當敵人。但是你去擁抱的時候，你就可以喚醒更多人的共鳴。”
他對此早有經驗。去年10月武漢籌備軍運會，街道上要統一粉刷樓面，酒館就被牆圍了起來，被動變成“秘密酒吧”，但“酒鬼”不會被擋住。就像國內挺多愛好者都在追更渾濁的精釀那時候，18號酒館偏要做一款口味更淡的酒，取名“不接受批評”。
精釀、塗鴉，這些代表著城市自由精神的表達，反而會在遭遇阻力後變得更酷。光頭提起武漢中心醫院急診科艾芬那篇變成“火星文”的自述，“管他批不批評，老子到處說！”
武漢解封的前一天，王粒丁的腳剛拆繃帶，他再次許願，“去跳東湖吧”。光頭就帶著王粒丁還有幾個常來光頭家客廳的記者去了東湖。
到了岸邊，有個朋友正在看手機，王粒丁說，光頭“腦子不知道怎麼回事”，突然就推了那個朋友一把，朋友踉蹌了兩下，在落水前把手機往岸上一拋，拋進了湖裡。光頭下去撈了半天，沒找到。朋友爬起來對他說，要不我們再跳一次吧。
於是，不管會不會游泳，每人拿著一瓶“跳東湖”，跳進了東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