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氏告苗紳
希臘哲學家克里希波斯看驢吃無花果時大笑而死；希臘特洛伊戰爭時期著名的特洛伊木馬建議者卡爾卡斯因預言家的預言滑稽而死；我國南宋時期，猛將牛皋抓住了老對手金兀朮後，大笑而亡，留下“氣死兀朮，笑死牛皋”的俗語。無獨有偶，這類事情在唐代也有發生。
苗紳（815—874），字紀之，上黨壺關（今山西長治）人。祖父苗晉卿，肅宗時宰相。父親苗緯懷官少府少監，母親韋氏，家庭背景顯赫。會昌二年（842），登進士第。翌年，苗紳得宏詞上等，授秘書省校書郎，改咸陽尉、度支使。因有“財彥”被任巡官，試大理評事。又入襄陽幕府被授廣文博士。大中元年（847）八月闢李回蜀幕府支使，轉殿中侍御史。大中二年（848）二月苗紳“以一諾之重，辭侍臣而就侯府”隨李回“廉長沙”。約大中三年（849）入王宰幷州幕府。復從軍於孟津，後檢校著作，換戶部員外郎、武昌節判。
綜觀苗紳履歷，在官場真可謂順風順水，一路開掛。蹊蹺的是忽然被貶連州司馬。其被貶原因是“從李公（回）貽孫李公愨之請”時，“有嚴氏子寓於鄂，恃酒異服，迕君於途，怒而笞之。為嚴氏家屬所訴，責授連州司馬。”以唐朝禮制：“凡御史以下遇長官於路，去戴下馬，長官斂轡止之。”的規定，對比該事件，嚴氏子“恃酒異服”且不迴避明顯違反禮制，在這種情形下反而苗紳被貶，在嚴氏家屬背後一定有更大的靠山。苗紳嘴上不說，心裡卻鬱悶無比。
在唐代，這類事件的發生不只是苗紳所遇。杜甫的同族祖父杜易簡，也遇到過這種事情。咸亨初年，杜易簡在路上遇到吏部尚書李敬玄，沒有迴避，李敬玄就懷恨在心，就以召其為下屬考功員外郎作為報復。後來，杜易簡得知侍郎裴行儉與李敬玄不和，遂利用了矛盾，上書控告李敬玄。李敬玄得知後，說：“襄陽兒如此輕薄。”便上奏說杜易簡邪惡浮躁，高宗發怒，貶杜易簡為開州司馬。
貞元年間，侍御史王播與京兆尹李實在路上相遇，李實不迴避。王播便寫信斥責。李實大怒，上表把王播貶為三原令。
寶曆初，李絳任尚書左僕射。御史中丞王璠在路上遇到李絳不迴避，李絳援引舊例上奉奏，宰相李逢吉袒護王璠，貶李絳為太子少師。
而開元四年（716）所發生的路遇事件，則因上升到了政治層面而禍及人命。原來唐玄宗的連襟、尚衣奉御長孫昕，一向厭惡御史大夫李傑，二人相遇，遂與妹夫楊仙玉一起毆打。李傑上訴：“傷害頭髮肌膚，痛在身上，侮辱士大夫，恥在國家。”玄宗大怒，下詔斬殺長孫昕等人。
可見，路遇作為常見的社交行為在唐代不僅是對禮制官制的遵守於否，實際上已成為官場角力的陣地，嚴氏子“恃酒異服”不迴避，自有底氣所在。苗紳如果不追究，也許前面還是一片坦途。然而，撇開苗、嚴路路遇事件的性質不談，此次衝突則徹底斷送了苗紳的升遷之路。欲與祖父一樣升任宰相，光宗耀祖此生是無望了。
所幸的是大中十二年（858）劉異鎮新平，又奏其為副使、檢校駕部員外。約大中未、鹹通初於德孫薦為侍御史。遷司勳二員外、朝散大夫。鹹通八至九年（867至868）任潯陽刺史。九年十二月再任潯陽刺史加御史中丞。又遷職方郎中，換京兆少尹。與宰相之職只有一步之遙。可是，宰相崔彥昭召見，重提舊事，打破了他已歸於平靜的心情。據《金華子雜編》載：“崔相國彥昭，其故人也，見而憫焉。呼紳至第而慰勉曰：‘苗十大是屈人。’再三言之。紳嘆久淹屈，既聞時宰之撫諭，莫勝其喜。及還家，其子迎於門，紳笑語其子曰：‘今日見崔相國，憫我如此。’遂坐於廳，高誦其言曰：‘苗十大是屈人。’喜笑一聲而卒。悲夫！”時值鹹通十五年（874）七月十三日。
從苗紳再任新平至卒，被貶連州之恥壓抑了苗紳十六年。此事如果放在一個豁達性格人的身上，一定會無所謂，苗紳卻偏偏很在意此事。崔彥昭“苗十大是屈人”作為代表朝廷的昭雪，頓時使得苗紳感到如釋重負，欣喜不己，終於有人說句公道話了。但又禁不住回想起當時路遇衝突事件情景及十六年來精神負重的煎熬，如果當時我忍讓一下就不會如此這般。欣喜、後悔、悲傷幾種情緒疊加，終於摧毀了他脆弱的神經乃至肉體。朝廷遲到的裁決沒有達到鼓勵和安撫的預期效應，反而成為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