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勢”論的深化與流變（一）
文/大可先生
“永字八法”在中國書學界的影響之深之廣已無須贅言。這種影響的緣由大體來之兩個方面：一是“永”字八法中的側、勒、努、趯、策、掠、啄、磔等八個筆勢，幾乎囊括了所有漢字的筆畫。認為只要寫好“永”字，就能寫好所有漢字。二是傳說王羲之以十五年的時間專攻“永”字。“書聖”都寫了十五年之久，還不夠說明其重要性嗎？於是，“八法”越到後來越被說得玄乎又玄：認為只要把“永”字寫好，就能成為書法家；人家“書聖”都寫了十五年，我們乃平庸之輩，難道不應該以三十年或一輩子來寫“永”字嗎？“永”字真有如此魔力嗎？它有哪些特徵？我們先來探討一下它的起源。
大可詩生活·一日一詩書
有關“永字八法”的起源大概有兩種說法：一種說起源於隸字之始，後漢崔瑗所創。這主要是唐代張懷瓘的觀點，他說：“八法起於隸字之始，後漢崔子玉曆鍾、王以下，傳授所用八體該於萬字。”另一種則認為王羲之所創。元代釋溥光《雪庵八法·八法解》雲：“歷代以下，書者工於筆法之妙。其名世者，如晉之鐘繇、王羲之，唐之歐、虞、顏、柳之輩，亦各家有書，所傳之秘，惜乎淪沒日久，真跡不存，惟羲之‘永’字八法，共《三昧歌》流傳在世。”在這兩種觀點中，贊同第一種的多，而第二種的則幾乎無人再提及。到底孰是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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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所述，草書藝術的自覺為書法美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而崔（瑗）、趙（壹）、蔡（邕）等人在書法藝術的自覺中，分別從不同側面敏銳地感到，這種自覺主要是書法藝術已經具有脫離實用、從實用的角度中解放出來的一面。所以此時的書學論著往往不屬於對具體的“法”之把握，而更多的是孜孜以探尋書法美學中更高的範疇——勢。漢朝人對“勢”的把握與論述自崔瑗開始也只是處於一種朦朧狀態——他們只能以比附的形式來解說“勢”狀之“美”。直到蔡邕《九勢》的問世，這種局面才有所改觀，才真正意義上確立了“勢”的美學命題，並落實到用筆等諸方面。從“藏鋒”、“護尾”等“九勢”來看，蔡邕所述乃針對隸書（或帶有明顯隸意的楷書）的；但“永字八法”所包含的筆畫是楷書而非隸書。從這點意義上說，“永字八法”不可能在蔡邕之前出現。它至少應出現在楷書的極端成熟之後（楷書的高度成熟是在魏晉以後）。
另外，魏晉時期書法的進一步發展，卻又回到了原來的實用之中，（或者說至少是與實用緊密聯繫的）。如同草書最初也是由實用演化而來的一樣，書法藝術就這樣在不斷超越實用與密切聯繫實用的對立統一中不斷髮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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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時期強調實用功能對書法藝術的發展在理論上的體現，除了繼承東漢書法美學中崇尚“力”與“勢”的一面外，更主要的是更全面地展開了對書法語言規則的探討，這為書法之“法”的完整建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實際上是為唐人的“尚法”之風開了先河。於是也就有了《筆陣圖》與《題衛夫人〈筆陣圖〉後》之類的探尋“純技法”的理論問世。從《筆陣圖》與“永字八法”的比較中，前者所列之七條筆勢比後者的八個筆勢的闡述較為朦朧、概括。事物總是不斷髮展的，“後浪推前浪”，由此可見，“八法”定遲於《筆陣圖》的。又，南朝宋鮑照《飛白書勢銘》雲：“超工八法，盡奇六文。”可見“永字八法”在南朝之前就已經出現了。這麼說來， “八法”起於“書聖”王羲之則是順理成章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