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馬黎 楊琳惜 待著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朱家溍去世15年之後，女兒朱傳榮寫了回憶父親的第一本書——她稱只是合輯，取名《父親的聲音》，由中華書局出版。
序之後，正文開始之前，是一篇“家世簡述”。
元末戰亂中，朱熹的七世孫朱壽逃難到浙江，家譜上記載：“至蕭，贅於金氏，生三子：廣一、昌二、明三。婺源一脈，遂開族於蕭邑。”
在蕭山落腳的村子原來叫金家壇，後來朱姓多了起來，改叫朱家壇，如今依舊還在。
朱家在北京的這一支後代，原籍杭州蕭山。
朱家溍和朱傳榮，是父女，也是同事。
但書裡，找不到朱傳榮這位作者的介紹，連照片也沒有。她在“家世簡述”中對父親朱家溍的介紹，職務、榮譽、研究涉獵，全都略去，唯有最後一句：父親的大半生一直服務於故宮博物院，2003年在北京逝世。
朱傳榮的祖父朱文鈞（號翼盦），歷任國民政府財政部參事、鹽務署廳長等職，後脫離政界。故宮博物院成立之初，他被聘為專門委員，負責鑑定書畫碑帖，極為當世推重。朱氏一門到朱家溍兄弟，多與博物館有關，比如當時供職浙江省文管會的長兄朱家濟先生，曾受陸維釗先生聘，成為浙江美院書法專業創辦時的主力教師。
以上這些，外人眼中關於這個世家的榮光，在朱家小女兒的書裡，幾乎全部被隱掉了。我們看到的，是朱家溍平常的樣子，好像他80歲還騎著自行車去故宮上班一樣淡然，聽到的，是朱家溍日常的聲音，就像聽到他高嗓門的說話一樣清晰。
這15年，朱傳榮反而覺得，比父親在的時候，聽見父親聲音的時候更多了，“我說的聽見並不是真的聽錄音，是閱讀和回想的過程。”
2003年8月，《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第一輯（雍正朝）出版。這是朱家溍看到的最後一本書。
基於對檔案重要性的瞭解，朱家溍特別希望能推動原始檔案的出版。他整理謄錄了自己多年查閱檔案的筆記，選了雍正朝作為計劃中的第一冊。文字部分再三壓縮，目的在於儘可能減少書的體量，爭取少佔用資金。
朱傳榮2012年從《紫禁城》雜誌退休。退休前，出版社總編輯趙國英找到她，說造辦處檔案的課題已經完成全部乾隆朝檔案的選編，標點，希望她能繼續接手責任編輯的工作。
她說，這項工作是自我父親開始的，也是他特別關注的，做這套書的責任編輯，我很願意，我很高興。
到去年，這套書已經出版到第八輯。如今，朱傳榮還在故宮博物院上班（退休返聘），還在繼續父親的工作。
朱家溍在故宮博物院古物館舊址。壽康宮牆外三所之東所的北房，現在是故宮科技部修復廠所在地，1949年是古物館。朱家溍、王世襄先生當時都是古物館的年輕人。
父親的聲音，有時候會在一些意外的場合“聽到”。
與傳榮見面的前一天，12月11日晚，北京長安大戲院，一場為紀念宋德珠先生百年誕辰的演出，宋丹菊以76週歲高齡，再度登臺演出父親的代表作《改容戰父》。
演出現場，右一為宋丹菊。攝影 孫覺非
宋丹菊為四小名旦之一宋德珠先生之女，中國戲曲學院教授。朱家溍晚年與宋丹菊合作過好幾次京、昆演出，其中崑劇《浣紗記•寄子》中，朱家溍飾伍子胥，宋丹菊飾其子伍封，後來朱老的子女都親切地稱她為“大哥”。
《寄子》劇照，朱家溍飾伍子胥，宋丹菊飾其子伍封
戲裡，女主人公萬香友歷經坎坷，終於與父親團聚，宋丹菊最後登場，只有5分鐘。
一聲“爹爹”，臺下坐著的朱傳榮眼淚掉了下來。
年輕的觀眾最多隻對年近八旬的宋丹菊仍有如此清脆的嗓音表示欽敬。傳榮卻從中聽出了“大哥”幾十年如一日繼承父親遺志所付出的艱辛，恰與劇中人的命運同頻共振。
兩個女兒，兩個父親，一種聲音。
“因為我自己也是沒有了父親的，有過失去。”傳榮說，其他年輕演員還沒有怎麼經歷過生離死別。這種經驗，不管再怎麼看和複製，都不會到痛徹心扉，宋丹菊自己有這個經歷，她又心疼自己父親，自己又無限的委屈。
“過去跟我爸看戲，不太用心，有什麼問題當時就問他了，自己反而感受力開始下降，把感受力都交給大人，自己安然做一個小孩。這一次我就覺得，她（宋丹菊）紀念自己父親百年，又跑到石家莊去（與河北藝術職業學院共同發起紀念宋德珠先生的活動），前後有大概十年時間，箇中甘苦，5分鐘，自己十年來的感情都在裡面，她自己有真委屈、有真心酸，也就真見到父親的百感交集。”
傳榮最後上臺，為了看“大哥”一眼。
“她當時有點麻木，惘然若有所失，演完了，她終於算給她爸爸一個交代了。”
臺上臺下的心氣兒，此時因為“父親”，連在了一起。
朱家溍和孩子們
1。
【說說】
2003年，中央十套有一檔電視欄目《大家》，一期一個人物，這一期的主角是朱家溍。
主持人問朱老，您覺得現在生活怎麼樣？
他說，現在蝦啊魚啊，這些“比較珍貴的原料”也買得起，也吃得了，但我覺得不一定得吃這些，我覺得穿這一身（普通的夾克衫、格子襯衣），也挺好。
吳小如先生老兩口看了節目，老太太說，唉，已經脫相了。
節目播出後沒多長時間，朱家溍去世。
錄節目那次，朱家溍已經沒力氣起來了，但是很關注節目，問女兒，我樣子難看不難看？
這是他一輩子熱愛表演藝術，注重形象的一個特點，首先關注自己的樣子是不是特別難看。
“其實確實特別難看。”女兒說，那時候我不愛給他照相，就像他自己交代的，別搞遺體告別，想來見我最後一面的人，都是至親至近的，看我那樣多難看，多難受。可以開個座談會，放點我唱戲的錄像，就像我給你們唱堂會似的，多好。
朱家溍先生祖母壽辰時曾在家中舉辦堂會
朱家溍在恭王府演出《霸王別姬》
【聽聽】
錢報記者：書裡有一張朱老正面照，看起來很普通，但他很喜歡，為什麼？
朱傳榮：對。有一些專門做人物攝影的人，就覺得這張一點滄桑感都沒有，應該用倫勃朗光，側面，全是歲月的溝壑。他最討厭那個樣子——瞧那討厭樣兒。這是他的原話。
這張他特別欣賞，無意中照的。他到嘉德去看預展，一個叫馬健培的人照的。有一年，大概是十週年慶祝，給各位顧問提供了一些樣品，每個人挑一張，給大家做成禮物，我爸挑了這張，說“這個以後給我當遺像就行”。
就是這張照片
我受益於父母，不諱言生死，所以在遇見這個事情，我們所有孩子都特別冷靜地面對。沒有像別人那樣——為什麼！他身體一直這麼好！那老天爺就是這樣的。
最後幾個月，他躺著“充電”的時候特別多，尤其是有人來看他之前，爭取有個相對正常的狀態。人來的時候，他說你不用攙我，扶著門——“請進”，然後人就進來了，桌子椅子扶一下，別給人看見特辛酸。
回辦公室也是。我陪他回去的，事先告訴我，“一會兒你甭管我”，他的辦公桌對門，研究室老主任徐啟憲聽見我父親來了，一會就過來了。他在椅子上，撐著桌子站起來，隔著桌子握手，然後就坐下了。他愛當導演，要把所有都設計好，什麼時候亮相，要怎麼亮。
錢報記者：為什麼去世15年後才出這一本寫父親的集子？
朱傳榮：啟功先生有一句話，跟我們的習慣相反，說：物留不住，人能留住。咱們都說“物是人非”，他說東西壞了就壞了，人要能記住，就能留住。
我父親去世後，有一些場合，需要我來說一些話，這是無可退縮也不應該退縮的，我應該說。但這時開始總覺得自己對父親對許多事還不夠了解，其實我看我父親的書，是在他去世之後，過去有問題直接問就行了，反而有太多不求甚解的地方，問題問完了，不見得自己真的心裡明白了。
過去，上一輩的事上一輩管，我不需要負責，其實深究一下，人都有一種心理，把自己放在孩子的位置上，認為這是大人管的事，其實在年齡上你早就是大人了。換一種說法，你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你承認自己是大人，可是到了家裡，又好像重新回到小孩，自己弱化自己。
我寫不了《我的父親朱家溍》這樣的書，我只能在我已有的文字裡面，一先收集，把過去可用的東西收集起來，第二，個別地添加幾篇可以，讓我架構一本書，我覺得架構不了。而且在收拾這些文字的過程中，我的確也體會到更不可能，你越瞭解的多，會發現你不瞭解的東西更多。
第三輯中一組文字是2014年紀念父親百年寫的，一篇給雜誌的，寫我小時候的事，是最容易寫的。第二篇是為《蕭山朱氏舊藏目錄》寫的，就比較吃力了。第三篇是《歐齋墨緣——故宮藏蕭山朱氏碑帖特集》寫的後記，我對碑帖沒有多少知識，又要與書有一點關係，我已經詞窮了，其實也只能再回過頭看上一輩人的東西。
1990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第一次出版《歐齋石墨題跋》（朱文鈞，自號歐齋），也就是我祖父的題跋。二伯父執筆寫了一個後記，我發現，還是為了紀念祖父百年在1982年寫的（8年後，直到1990年才出版）。
這一段文字我看過多回，只有這一回彷彿醍醐灌頂了一般。我現在在做我父親的一百週年，當初他們兄弟三個人——老大已經去世了（兄弟四人：朱家濟、朱家濂、朱家源、朱家溍），做他們父親的一百週年。其實，今時的聚散，曾經有過的繁榮，借這個機會，可以往下流傳。我只能照抄這個，很多時候覺得自己沒什麼更新鮮的話。
朱家溍的父親朱文鈞
2。
【說說】
近幾年，故宮是網紅，大IP，經常刷屏，但年輕人未必知道朱家溍這個名字。
他的“身影”，在如今的故宮到處可見。
我們現在在故宮博物院看到的宮殿，有不少是原狀陳列。第一個恢復故宮宮殿原狀陳列的人，是朱家溍。
在倦勤齋室內裝修論證會上，朱家溍和王世襄
研究清宮文物的專業人員，都知道看養心殿造辦處的活計檔，從中查找一件文物的來龍去脈，而第一個利用這些檔案，為文物展覽與研究服務，且向大家極力推薦的，又是朱先生。
清宮劇大熱，我每次寫稿，必備兩本“工具書”：《故宮退食錄》和《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第一輯），作者都是朱家溍。
故宮文物藏品分為25大類，其中有十幾個類別，最早的研究者，也是朱家溍。
正如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李文君說的，今天研究這些文物的學者，鮮有不直接或間接受惠於朱先生的。
但是朱家溍先生對自己的評價是：一個稱職的博物館工作者。
女兒也把這句話，作為這本書第一篇文章的標題。
【聽聽】
錢報記者：一個稱職的博物館工作者，父親為什麼會給自己這樣一個稱呼。
朱傳榮：我聽並接受這個看法，是很早的時候了。北京電視臺有一個導演，做過人物的訪談，錄像裡說，朱老，您是清史專家，他說我不是專家，清史我懂明史也懂，且談不上專家呢，你得有專著、專論，我都沒有，我做的就是一個博物館工作者應該做的。博物館工作的性質就是“博”，就是豐富和無法預料性，沒有說我預備下這門學問，我就去接觸那一類文物，經常是沒有章法可尋的，你可能碰到的東西是你從來不知道的，沒見過的，但你要說出它的前世今生。用考古學的話說，這是為死人說話。越是生活中的東西，可能當時越不在意。
（說到這裡，我們點了一壺茶，但少了一個杯子，朱傳榮去服務檯又拿了一個。）
比如添一個杯子，店家收一份錢，這對買賣來說再平常不過的事情，但你不會想到把這個細節記下來，可是過了一段時間，想再還原的時候，怎麼也對不上。
所以這涉及博物館工作，什麼叫“稱職”，其實真是不容易做到。像胡適那個時候說，“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八分證據不能說九分話”，當然八分跟九分好像都差不多了。現在商家，或者做公眾號的人，為了吸引讀者，弄一些特別觸目驚心的題目，或者在敘述當中假做有趣，不是不可原諒，但是作為公眾教育的出口，不可以這樣。
可是現在攔不住這股洪流，它是不對的，存在的並不是合理的。現在很多博物館都在獻媚，其實忽略了自身在公眾教育中的引導作用。
民國時開始有大學，有博物館，所謂公眾教育是要求從業者對收藏有足夠的觀察、學習、研究能力，才能跟公眾說，我來告訴你這件東西是怎麼回事。現在呢，不是說完全不知道，但只有那麼個影子，就完全用自己的想象去構築它，這是不行的，這個壞處比燒書、比不講歷史還可怕，因為你把假象傳播開了。
所以做到稱職，不容易。這也是他很早以前在採訪中說過，他怎麼做三大殿的原狀恢復，找這個寶座。
【說說】
吳仲超，1954年到1984年任故宮博物院院長，1984年10月7日去世。朱傳榮特意把吳院長和父親的故事，放在書的第一輯中。
1956年，朱家溍重回故宮，吳院長給了他第一個任務：“我想養心殿和西六宮的室內陳設能不能展示乾隆時代的面貌，這個任務交給你。”
很多人知道，康乾盛世，展現歷史當然儘可能展現好的。但是朱家溍經過反覆調研，知道儲秀宮和長春宮是不可能恢復的，因為光緒九年，為慈禧太后50歲生日時，對兩宮進行了改造，也就是說，這兩宮的歷史面貌上限只能是光緒九年。
吳院長同意了朱家溍的建議。
朱家溍主持恢復的儲秀宮原狀陳列
朱家溍主持恢復的養心殿原狀陳列之一
我們現在在太和殿正中看到的須彌座形式的寶座，其實在早期原狀陳設恢復的過程中，一直沒有找到。
1947年，故宮博物院接收前古物陳列所，把袁世凱的繡花草包大椅撤去，打算換上清代製造的龍椅，但選擇了幾個，都和後面的雕龍髹金屏風不協調，並且尺寸太小，與太和殿的宏偉氣派不相稱。太和殿原來的龍椅究竟是什麼樣式？原物還存在與否？
寶座沒有找到之前，朱家溍心裡非常不安。中軸線上最重要的是三大殿，三大殿又以太和殿為重，太和殿又以寶座為重，“家天下”。他說，咱們這兒撒著謊呢，如果擺一個不是這個位置的寶座，看上去總是不相稱。
他對照皇帝的畫像，直到在一張光緒二十六年（1900）的舊照片上，看到了從前太和殿內的原狀，根據照片，在庫房不知翻找了多久，終於在一處存放殘破傢俱的庫房中，發現一個髹金雕龍大椅，已經殘破了。
1964年9月，寶座修復全部竣工，各工種一共用了 934個工日。
寶座恢復了，朱家溍心裡非常高興。
夾在陳設檔中的稿紙，是朱家溍的筆跡，內容是關於恢復故宮博物院室內陳設的設想。2005年，故宮博物院宮廷部王家鵬先生借閱陳設檔時發現
【聽聽】
朱傳榮：所以我為什麼堅持在書的第一輯裡，有那麼多別的人出現，像吳院長，你說原狀陳列做不到康乾，那就容許你做不到，那能做到什麼。吳院長有足夠的政治智慧，經過大躍進、反右，他儘自己最大的能力和社會關係，來保證故宮博物院向它本來有的性質發展，同時把社會對它的影響，能降到多低就降到多低。為什麼把吳仲超加到書裡，我覺得，如果沒有好的高級官員，好多事是做不成的，他得有承擔，去擋那些普通人擋不了的事。父親做三大殿原狀陳列時，吳院長說，你們就做，不要受干擾，你今年能做出來就是明天我們可以繼承的財產。他確實也做到了，後來成為了我們專門成立原狀陳列部門的基礎。
所謂稱職，我覺得這些地方就是稱職。
錢報記者：您自己也是一位博物館工作者。
朱傳榮：我不算，我算博物館工作者裡的第三產業。因為幹編輯這一行，說起來好像這個也知道那個也知道，都是知道一點點，都是站在別人的研究成果當中，你最初接觸的都是人家十幾年幾十年的心得，所以會有讓人覺得你是老師，是這行的專家，其實不是的。
因為你成天在人家的好東西里，人家寫不成的或者沒有研究出什麼結果的，根本到不了你這兒，等到能發表了能成文了，以我自己現在對於書寫的興趣和要求，也深知書寫的困難，有的時候可能知道哪件事情，可是要把他變成文字，會發現講的時候有很多不確定性，你要把它落在紙上，變成文字，還要去查好多資料，查完後我簡直會後悔，我怎麼無中生有。
錢報記者：您在書裡提到父親的歷史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故宮博物院的歷史遺存中始終保持著清楚、恰當的衡量標準，以及史學者應有的高度和疏離感。能否談談影響父親一生的歷史觀。
朱傳榮：“文革”結束之前，大家的立場好像是站在太監宮女一頭的。比如那時故宮辦展覽，慈禧的一碗飯是勞動人民幾年的辛勞，是這樣換算的，當然可以有這樣對比，但這是眾多對比數據中的一組。
而現在，大家又好像都變成了“皇親國戚”了，這也不是博物館工作者的態度，也不是歷史學者的態度。它是歷史，你可能喜歡乾隆，可能不喜歡，但你要研究他，一定要儘可能客觀，要抽出身來。就像調解夫妻兩個人打架了，即使你是一方的親戚朋友，也要兩邊說，不然你就幫他打就行了。歷史更是這樣，現在好像一切為我所用，只要把這些面向扯進來，這就是歷史，這什麼也不是。
所以一定要有距離感，要客觀冷靜，可能會遇到一些有趣的巧合，或者有趣的點，大部分是不有趣的。因為有趣的點不一定能碰上，不是你想找就能找到的，你可能讀個100本書，只有一本觸發了有趣的點，能串聯起一個好玩的故事，但大部分你遇不見，後來你翻了101本書，豁然開朗。沒有那麼多牛奶，你想吃奶油是吃不了的，只能是人造黃油。
所以幹這一行，你的熱情要保持在深究每一個細節的事情上，而不要忙著下結論，或者評論。評論都容易。
比如你看我們東華門，原來戲裡的御馬監就在這裡，所以原來過去沒那麼多車，沒弄停車場的時候，這個地方地面上的植被，有很多是苜蓿，苜蓿是最優質的蛋白最高的牧草，我個人覺得和當時御馬監是有關係的。
當時北京城裡有25處給皇家養馬的地方，每一年外面的馬進紫禁城來驗一次，御馬監的官員得來驗看，而且路線必須是進東華門，出神武門，防止舞弊。
所以，身邊一草一木遺留的歷史文化信息，是有的，不用賣萌，也不用下載APP，像這種地方要能保持，就有了信息。當然可以有停車場，但別用實心地磚，用停車場該用的地磚，草還留著原來的草，這裡有塊牌子，然後你可以下載APP，你到了這地區了，看到了苜蓿，說明了什麼。
康熙那個歷經數次廢立的太子，曾經在熱河偷看皇帝的寢帳，以致康熙起了疑心，就宣佈廢太子。這一次秋獮回來後，就在御馬監附近給他搭了帳篷，不準回自己寢宮，意思是說你這種不是人的東西，不配住在人的空間裡，就跟馬住在一起吧。我覺得這裡面挺有故事的。
3。
【說說】
1994年中秋節晚上，杭州很有名的電視新聞明珠新聞裡，出現了朱家溍的身影，一套灰色西裝，黑色襯衣領子翻到西裝外面，領口敞著，很洋氣。
這一天，浙江省博物館新館落成，也就是現在的浙博孤山館。浙博書畫館展出了四件稀世珍品：北宋名家李成的《歸牧圖》、許道寧的《山水》、南宋畫院四大家之一夏圭的《山水》及宋人畫《邃堂幽靜》。這是蕭山朱氏向國家捐獻的第四批珍貴文物，除上述四件外，還有十一件歷代法書、繪畫精品等。
1952年，朱家溍兄弟四人在母親的率領下，開始把父親朱文鈞所藏全部碑帖無償捐贈國家，並撥交故宮博物院收藏。
王世襄先生評論“朱氏是近代捐贈文物質量最高、數量最多的有數幾家之一”。
趙珩說，朱家近代自文端公朱鳳標以來就是詩禮之家，世家的承傳絕對不是財產的承繼，其實至季黃先生（朱家溍）這一代，家中的收藏早已捐獻給了國家，可稱清貧，但卻是富足的。
但是，朱家溍家裡還掛著啟功先生題的“蝸居”二字，“蝸居”的意思有小的一面，但不僅僅說小。朱家溍說，蝸牛的家就一個小小的殼，它揹著這個小小的殼找到一處自己認為可以安居的地方。
《大家》節目中，有一個朱傳榮講話的鏡頭，大意是，我們家從來都認為，我們只是文物的保管者，從來沒有認為是我們家的私有財產，父親把它們捐出去，我們沒有任何意見。
舊宅中書房舊照。1976年，朱氏兄弟將家藏數萬冊善本古籍捐獻給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聽聽】
朱傳榮：的確是這個態度。另外，他們這一輩人，選擇了這種方式處理，時過境遷了，你沒有能力把這些東西，再照祖父在的時候鋪陳出來，不可能了。其實還給我們後人免除了一個問題，怎麼分這個。
錢報記者：我今年看了一個拍賣預展，王世襄先生送給侯寶林先生的蛐蛐罐，侯耀文的女兒提供的，在拍賣中作為王世襄專題之一。確實，這已經脫離了主人作為生活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對現在的主人已經沒有意義了，對他這個家族也已經沒有意義了，那麼不妨拿出來，也許有別人覺得有意義。聚和散都是一種緣分。
朱傳榮：聚散總有天註定（笑）。人的壽命有限，才讓你有一個結束自己自甘做一個大嬰兒的界限，你得自負其責。
錢報記者：您物質生活最好是什麼時期？
朱傳榮：現在最好。我跟我姐姐住在一起，兩個人都有自己的工資，像過去我爸爸一個人的工資，養活我們全家六個人，我母親沒有工作，那當然很緊張了。
錢報記者：您父親小時候家裡有小池塘可以划船，像這種日子您也沒有過過。
朱傳榮：沒有。像書裡說到，過去我們家過年過節都做什麼，裡面大部分我都沒有實踐過，沒有看到過。我小時候，趕上過兩三年過年擺供，南方叫祝福，由我媽主持，非常發愁，簡直是有點有無中生有的意思。
我4、5歲的時候，整個北京的冬天，每天大白菜大白菜大白菜，可難吃了。但現在我仍然愛吃，因為不必吃那麼難吃的了。過去北京冬天一定要買夠一定數量的儲存菜，天天吃。大白菜凍住結冰後，脫水了，沒油沒鹽沒肉，非常難吃。文革結束，供應上好轉後，冬天可以吃到綠菜了，是非常奢侈的事情。所以我的體會是生活越過越好了。
當時各個家庭不一樣，像趙珩先生，父母兩個人都工作，獨生子，優越一點；王世襄先生，幾輩單傳，“文革”前買哈密瓜，他兒子說，一切兩半，一半是大家分，還有一半是爸爸自己的。
王世襄先生跟我父親不一樣，他比較寵自己，“我愛吃這個”，好像人家都不愛吃似的，他不是對人不好，他覺得可能大家不需要吧。我爸是因為孩子多，就跟大鳥回來，那窩裡小鳥張著那麼大的嘴，需要往裡放東西啊。所以我們小的時候，蒸個白薯，蒸個胡蘿蔔。這是我母親能想到的，用最少的錢，能讓你們吃得稍微豐富點。
1985年，朱家溍（右一）和夫人趙仲巽（中），三哥朱家源（左一）在故宮博物院建院六十週年慶祝酒會上
4。
【說說】
父親的“聲音”，不僅僅是聲音。
朱家溍說話嗓門比較大，但他寫的文字，就像他日常說話的原聲，連句子搭配都是和說話一樣的，任何的外行也能看懂，簡短，沒有渣。
聽女兒說話，也有同感，連幽默也很像。
“你們仨像審訊似的，當面審賊，有書記，有主審，感覺我旁邊都有鐵鏈。”聊天到一半，朱傳榮看著我們擺的陣勢，突然意識到，插了一句，大家笑了起來。
“您可以當做是律師來保釋您的。”
“不是，律師只有一個，沒有律師團。”她笑。
“細讀父親的書，一如他在的時候與他交談。學習他的方式，解決自己的困頓。”
對於女兒這個同事兼讀者來說，讀父親的文字，就是“聽”他的說話。“‘聽’的次數多了，就能回想此處與彼處的關聯，就能有發問，就能聽出原來沒有明說的意思。”
她喜歡這種與父親繼續相處的方式。
朱家溍的學生說，先生沒教過我具體的東西，比如這個東西怎麼鑑定，他就跟我瞎聊天，吃的也聊，他覺得教學生就應該這樣教。
1996年春，朱家溍受聘為蕭山博物館顧問，那時起，幾乎每年都回故鄉一趟，無償為博物館館藏的文物作鑑定。
朱家溍在蕭山博物院工作
晚上沒事的時候，他就和學生聊天，談古代書畫鑑定，但談的卻是各種紙張，在福建或在北京，哪個廠，哪個人會做哪一種紙，叫什麼名字、幾歲了、在哪裡，現在有誰會做這種紙，偽造的人會拿這種紙去偽造，必須瞭解這些。學生說，他就是一個普通人，跟你聊天的普通人，他的學問是在真實的生活中形成的。
故宮的年輕人喜歡和朱家溍聊天，碰到失戀，會跑去他家裡，老爺子已經泡好茶等著了。家裡有個壁龕，一塊藍色的布蓋著，茶就放在裡面，平時他捨不得喝，專門為開導小年輕準備。
他喜歡看電視，比如動畫片《貓和老鼠》，因為簡單。每天6點多，雷打不動要看。有時候有應酬被拉去，還會抱怨下，昨天晚上的沒看。
【聽聽】
朱傳榮：他是從來不藏私的一個人，在同事裡面，老老少少非常念他好的地方。這是其中一點。比如我想知道關於眼鏡的歷史，我應該關注什麼，他就會告訴你該看哪些東西，不會省著。在家裡，如果你願意知道的東西，你問他，他會告訴你。平常在他面前說了露怯的話，他就會好好提醒你，但他不會追著你，“我得給你講點關於什麼什麼”，他不會追著講。
我的同事林姝，比我年輕兩歲，原來我父親在的時候，到我家裡來，七說八說的，從來沒問正經事。等到我父親去世了，她特別懊悔。
2002年，出版社決定正式起動《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的出版。那年，是父親去世前一年，身體很不好，我不敢接第一本書的編輯工作，林姝應了這事，一直做了下來，後來成了雍正專家，現在是新一代故宮博物院原狀陳列專家，壽康宮的原狀陳列，就是她“無中生有”做出來的。因為原狀沒有任何保留，她靠著各種檔案，恢復了乾隆三十六年這一天，乾隆為慶賀皇太后八旬大壽時，壽康宮的陳設，原景重現。後來，她發了第一篇文章《從造辦處檔案看雍正皇帝的審美情趣》，很多同事都說，那是林姝嗎？原來只知道她是個文字編輯啊。
錢報記者：朱老的身份不是教師，他沒有體制內一波又一波的學生，最多有一些師徒傳授，為數不多的在專業上，並且在專業上也沒有全面繼承他，因為他的面很廣，沒有能夠全面繼承他的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常說，這樣的人以後再也不會有了，凡是這樣慨嘆的人，他就沒想要把這份精神傳下去。其實您現在提供的都是朱老的方法，秉持這樣的精神，掌握這樣的方法，日復一日地去做，遲早也能做出我們這個時代能做的工作，有可能會有超越，但得有人去做。有些方法沒有很神秘，比如寫字就老老實實臨帖，不要超越前後的順序，把時間花下去。
朱傳榮：總的飛行時間夠了，就是一個好駕駛員。
在80年代，故宮博物院院刊剛恢復的時候，我父親談到好幾個關於工藝美術歷史的問題，他當時有一個小欄目。我覺得他是有意的，《清代畫琺琅器製造考》這篇文章舉三個例子夠了，他能舉十三個。因為你容忍我發這篇文章，我這裡面檔案就是多，他用這個方式，來讓檔案面世。這也是我猜的，沒對證過。
錢報記者：這是您認為的屬於朱老的方法。
朱傳榮：為了做事情。後來給臺北故宮做琺琅彩展覽的時候，臺北故宮的同事告訴他，因為無法看到檔案原件，只能把父親文章中發表過的檔案儘量使用。所以，父親在檔案輯覽這一本出版後，特意跟責編和美編兩個人照相。
在家中習字
錢報記者：回頭再讀父親的文字、照片，您說能看到原來沒有明說的意思，一些新東西。
朱傳榮：過去像父母說話，我們聽著也不太會插進去問什麼，因為這也是生活的組成部分。他們倆在說話，就知道他們在說什麼，但是具體不知道，有的時候會猛然發現一些意外。
我剛中學畢業，參加工作，在工廠上早晚班。我父親還沒回到故宮，退休在家，每年買兩個月的通用月票，春天秋天各一次。上午出去爬山，把年輕時候去過的公園、野山全部複習一遍，下午回來寫字，並且開始把我們家裡的幾種目錄，用小楷抄出來，這是他的功課。
（《介祉堂藏書畫器物目錄》、《歐齋藏碑帖目錄》、《六唐人齋藏書目錄》，由朱家四兄弟編寫，是父親朱文鈞所藏文物的不同門類的一份記錄。）
80年代，我哥哥結婚，他的同事有一箇舊的海鷗牌相機，託他帶到北京賣了。我們家附近的委託商還給估了價，80塊錢。我那個時候工資30多塊錢，我特別揮金如土，就給買下了，讓我爸來用。
我爸這輩子沒用過自己花錢買的相機，一直處在沒錢狀態。小時候在大家庭裡，大家庭是供給制，但是不給零錢，嚴格控制你自己可操縱的錢，想學壞沒錢也學不了（笑），都得有名目，是學校裡幹什麼還是我要做什麼，都要報上來。
那個時期，西山大覺寺有一片矮山，世世代代的人都種杏樹。父親經常帶我和工廠裡的小同事到大覺寺去玩，那時候大覺寺還沒開放，是林業部的五七幹校，他是大人，有一個故宮的工作證，其實是他退休了，人家沒收走。“我要看後邊一個遼碑”，說得特像正經事，有頭有臉的，其實帶著我們去看特別大的玉蘭樹，那裡也是當初，他跟我母親兩人玩最多的一個地方，照了很多相。
他去世以後，有一次我整理東西，看見有一卷膠捲，掃描成電子文件。我發現有一張是空鏡頭，是一棵大杏樹，後來又碰到一張，當初我媽在那兒照了一張相。
錢報記者：你媽媽年輕時候在這兒照的，過了幾十年，他走到那個地方，又照了一張。
朱傳榮：對，杏樹可以生長上百年的。但照空鏡頭的時候，他並沒有跟我們誰說過，他走到那兒了，覺得這就是當初，嗯。他可能回來跟我母親說過，但我們都不知道。
錢報記者：兩張照片相隔多少年？
朱傳榮：30年代和80年代，將近半個世紀。
朱家溍的夫人趙仲巽，下圖遊大覺寺。朱家溍喜歡拍照，人物像裡以妻子最多。兩人都喜歡聽戲，唱戲，合作過《得意緣》。
在《得意緣》演出前
朱家溍攝影作品《小人和大瓶》
朱家溍攝影作品《春日》
5。
故鄉蕭山
“蕭山朱氏”，無論是出版物還是展覽，總會加上故鄉蕭山的名字。朱傳榮說，因為我家祖籍蕭山，所以習慣上常用蕭山朱氏代稱我的祖父朱文鈞和他的收藏。
1937年，朱文鈞去世不到十天，七七事變，北京淪陷，朱家溍四兄弟開始將父親收藏的圖書文物登錄編目。
2014年，朱家溍誕辰百年，故宮博物院以“歐齋墨緣——故宮藏蕭山朱氏碑帖特展”作為對他的紀念，同年出版《蕭山朱氏舊藏目錄》（由四兄弟謄錄的《介祉堂藏書畫器物目錄》、《歐齋藏碑帖目錄》、《六唐人齋藏書目錄》三種舊稿構成），也冠以“蕭山”。
朱傳榮說，輯三目錄為一書，冠以蕭山朱氏之名，意即不負如此豐富的古代藝術品曾經有過薈萃一堂的經歷，不負祖父一生心繫於文物，卻不為物所囿，始終存在嘉惠士林探討學術的念想。
從杭州市區坐地鐵，35分鐘，再開車20分鐘，來到了蕭山朱家壇村，穿過一條小巷，眼前豁然開朗。
小河彎彎，曾經直通官河。過去，漁船、客船來來往往，朱家人從此處下船，就到了家門口。
河上橫跨一座玲瓏石拱橋，從橋上走到另一側的牆門，就是朱鳳標故居的後門。
清道光十二年，朱鳳標在蕭山考中一甲二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任工、刑、戶、兵、吏五部尚書，體仁閣大學士等職。
他是蕭山朱氏落戶北京的第一代人，去世後葬回蕭山所前鎮，諡號文端。
管理員朱長壽給我們開了門。
“朱家溍來過的，那個時候我還小，我家老頭子還在，他們一起照過相。我老頭子叫朱介樓，是第十七代，朱家溍是第二十五代。”朱長壽對家族的輩分，歷史清清楚楚。
故居俗稱“榜眼牆門”，東西各三進，磚木雕刻精細。二樓，曾是朱鳳標少年時苦讀的地方。
1994年春，朱家溍因朱鳳標祖墳修繕的事，回到了蕭山，墓前原有聖旨碑及石像生，後由浙江省博物館和蕭山文管會共同復原。
此後，朱家溍幾乎每年都會回蕭山，來朱鳳標舊居坐坐，在路上遇到本家，聊幾句，摸摸牆門寬厚的石材，靠在不加油飾的門扇前，單手插在口袋裡。
有一張照片，他站在舊居前，門楣上是“為善最樂”四字。
朱長壽走到正廳，從唯一的桌子裡取出鑰匙，打開另一個上鎖的抽屜，拿出兩張老照片。“喏，這是朱家溍，這是他女兒傳榮，這是我家老頭子。” 20多年前，他們一家還住在宅子裡，照片就在西側一樓會客廳拍的。
現在，他接老爸的班，做著朱家故居的管理人。只要有人來參觀，打一個門牌上留的電話，蹬著自行車就過來了，幫忙開門，人走後，再仔細鎖好門。“不給錢我也要管，因為我是朱家後代嘛。”朱長壽邊鎖門邊說。
1994年9月20日，浙江省博物館新館落成典禮上，兩位蕭山年輕人，王屹峰和施加農，成為了朱家溍的學生。現在，他們依然是博物館工作者。
施加農曾撰文寫過當時的場景：
在徵求完先生對文端公墓修繕意見後，屹峰壯著膽卻又有點含糊地問先生：“我們想拜您為師。”先生以為屹峰是在提及向先生購買家藏的文物事，就很認真地說：“我們家的文物從來不賣，要不捐獻，要不贈送。”我馬上糾正說：“我們是想拜您為師，不知您同不同意？”此時先生馬上就說：“可以。”見先生爽口答應，我立即雙腿下跪，屹峰也隨即與我一起連叩三個頭。此刻先生也頗有些激動，連連說：“都起來，都起來。從今天起，你們倆就是我的學生了。”朱傳榮說，有時候父親會主動說，這是我學生。他知道這樣或許對方幹什麼事情會好辦一點，從來不會想“你又沒跟我拜過師”，他覺得你要能成器，拜或者不拜，沒有關係，你要認可我說的話，就是一件好事。
1996年春，朱家溍受聘為蕭山博物館顧問，並計劃花半個月時間在蕭山博物館鑑定文物藏品，住在蕭山賓館。
他特意到前臺問了住宿的價格，知道每晚要300多元錢，就再也不住了。他說，給我在辦公室裡支一塊鋪板，跟你們一起打水吃飯就行了，別給我上蕭山賓館。
朱家溍退休後，置了一頂羅宋帽，朱傳榮後來上網查了這個名詞解釋，才知道盛行於南方，加上他中式對襟的棉衣，會被妻子說，“老糟兒樣”。
朱傳榮的母親家庭是蒙古和滿族結合的家庭。這句“老糟兒樣”，出自朱家口頭禪，屬於“家裡的詞典”，指代南方相貌或習慣。對於父親喜歡南味或甜或鹹或臭等等，也被母親以老糟兒習氣概之。
朱家溍的家庭固然是南人入北，卻始終保留著家鄉的習俗，包括口味。
他喜歡吃蕭山菜，梅乾菜燒肉，春筍。朱傳榮第一次去王世襄家裡，是父母讓她去送幾隻南方捎來的冬筍。
那年春天，朱鳳標的墓修好後，大女兒朱傳栘陪著他在蕭山所前鎮吃晚飯，點了一盤油燜春筍，他還不過癮。他讓女兒對主人說，再來一盤。又盯著那盤吃，吃完後還不過癮，又不好意思說，吞吞吐吐地說能不能再來一盤。最後吃了三盤。他說其實還想吃，但不好意思說了。
朱家溍不太會講蕭山話，偶爾會蹦出幾個詞來，有時候別人在講蕭山話時，他就耳朵豎起特別感興趣，問，剛才這兩句話是不是那個意思。
他最後一次回蕭山，是2002年夏天，傳榮陪著他在西湖坐船。那年正好雷峰塔地宮發掘，就找了這個藉口。因為大家知道他病了，想讓他再有一次回家的機會。
朱家溍在西湖，一個看不清的側影
撰文｜馬黎 楊琳惜
採訪｜馬黎 張一帆 楊琳惜
圖片｜馬黎 王屹峰 部分來自《父親的聲音》、《朱家溍的文博生涯》
感謝｜中華書局朱玲、浙江省博物館王屹峰
【參考書目】
朱傳榮《父親的聲音》
朱家溍《太和殿的寶座》
浙江省博物館 編《朱家溍的文博生涯》
施加農《朱家溍先生與故鄉》
李文君《故宮處處有他的影子》
